自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以來，改革正在各個層面漸次鋪開，多個領域取得突破和進展。但與此同時，改革在實踐操作中也表現出不少困難和障礙。《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多地調研時，不少基層干部和專家學者認為，當前在改革推進過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門存在“形式化”和“任務化”傾向，局部利益和部門體制分割對改革推進形成了障礙。未來五年，不僅應規劃發展，更要規劃改革，對目前改革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系統梳理，將有助于改革的總體考量和具體設計。
存在“形式化”和“任務化”傾向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基層調研了解到，在改革推進過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門對改革的重要性、緊迫性從思想上認識不足，把改革單純當成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不能把改革總體要求與地方實際緊密結合，導致在改革中出現了一些形式主義的傾向。
一是思想上觀望心態還比較濃厚。一些地方改革辦相關負責人表示，在實際工作中，遇到很多部門對改革抱有“能等則等、能拖則拖、能推則推”的思想，被動應付改革或從形式上落實改革。
湖南省委深化改革辦專職副主任秦國文告訴記者，有的地方目前思想準備還不夠，不少地方主政官員都經歷過幾輪改革，但仍習慣于過去的慣常做法，而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廣度、深度和力度都超越以往。“原來計劃幾年做的事，現在可能一兩年就要到位，這使一些地方的推進者感覺思想上準備不足、壓力大。”
二是把非改革問題貼上改革標簽來湊數。記者調研發現，有的地方為了完成改革任務，把一些非改革類的工作當成改革事項來上報和湊數，把屬于發展層面的問題貼上改革標簽。如某省的民族博物館把場館擴建工作也列入改革任務，以此向上級交差。
再如，有的地方在上報材料中談到金融領域改革時，主要是羅列引進了多少外地銀行，把它當成改革任務來看待，而沒有觸及體制問題。記者調研時發現，這類湊數的情況在各地提供的材料中都經常可以看到。
三是玩數字游戲做表面文章。一些地方領導坦言，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權限目前雖然推進力度較大，但也存在一定水分。一些地方玩數字游戲，最常用的手法是把原來的一項審批權拆成若干個環節和多個審批事項，再挑選幾個不太重要的審批事項下放，把數字做得漂亮，但很多實質性的權力并沒有真正下放，群眾也沒有得到更多實惠。
惰性化和利益固化現象浮現
全面深化改革由于涉及面廣，很多改革都需要地方和部門以及多部門之間協調溝通或合力推進。《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基層調研時，很多干部反映，局部利益和部門體制分割對改革推進形成了障礙。同時，一些既有的工作習慣和方式不能適應改革要求，也給改革帶來了阻力。
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改革綜合處處長劉寧告訴記者，從基層反映的情況看，在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和頒證工作過程中，需要農業、國土、林業等多部門的通力合作，但地方在協調溝通時難度較大。“比如有的市縣國土、林業部門不愿或不能及時提供土地權屬、林改成果等資料，致使確權登記工作進展緩慢；有的市縣在測繪時發現，部分林地在林權改革時因測量精度不夠準確，范圍覆蓋了農戶的承包耕地，但林業部門又不愿修改相關數據。而具體到基層干部中，又存在因個人利益等因素不積極配合。”
一些地方的主要負責人表示，推進改革中最頭疼的就是與垂直機關和中央駐地方的機構協調溝通。“一涉及和中央直屬的部門發生關聯，情況就比較復雜。哪怕是涉及到像氣象部門這樣的非權力核心部門的事情都很難推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方干部說。
秦國文告訴記者，在實際工作中，感覺對改革探索的創新還不足。“改革要接地氣，要解決最后一公里問題，不是依靠一個政策就完全把問題解決了，而是需要頂層設計和實際經驗不斷調整，使中央政策地方化，把一般原則和地方創造結合起來，才能符合地方實際，精準解決問題。”
記者調研時，多地的主要領導和改革辦負責人也表示，在實際中，很多地方還沒有把中央的改革精神與地方實際結合起來，生搬硬套中央政策，還存在“既然中央把思路都定完了，就不需要地方再探索創新”的認識誤區，這也是改革中的惰性思維。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周林生認為，在改革中，一些地方形成的既有思維習慣和工作方式影響了改革推進。如一些地方領導念念不忘經濟指標，重經濟建設，輕社會發展；重經濟指標，輕生態建設；重經濟產出，輕智力投入；重做大蛋糕，輕分好蛋糕；以及重中心城市建設，輕縣鎮經濟發展。按照這種既有的思維習慣推進改革，難以通過改革實現新的轉型和全面發展。
承接主體不健全配套不完善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了解到，改革中還存在承接主體滯后或配套措施不健全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改革落實。另一方面，群眾對權力下放不信任的問題也很突出。
改革的承接體系障礙一方面表現在對一些權力的下放缺少承接主體。廣州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王福軍介紹，廣州市培育和建設社會組織在全國是走在前列的，率先實現了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制，社會組織已開始大量承擔過去由政府部門承擔的職責。但即便如此，在承接政府下放和委托的一些權力時，仍然有一定困難。“比如下放了一些權力和事務給社會組織，但在財政撥款中要轉移給社會組織需通過招投標的方式，又不能確保承擔任務的社會組織中標。實際中就會出現承擔事權的社會組織卻拿不到財政經費的怪現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侯永志也提出，對權力下放面臨著配套的改革措施能否跟得上的問題。“比如，現在很多環評下放到市一級，但在一些地方由于缺少相應的環評機構，導致沒有能力承接。”
另一方面，群眾對權力下放不信任的問題也很突出。一個地級市的市長感嘆：“雖然群眾對地方政府管得太多有怨言，但真要讓政府下放一些權力給中介組織或者放開一些領域讓民營企業進入，群眾甚至更不信任，反過來又會說政府怎么能把權力下放呢，這種依賴癥的破除也需要一個過程。”
海南省發改委副主任朱華友等基層干部認為，改革中的配套和管理問題需要引起重視。過去很多需要核準審批的項目變成了備案制，就需要相應的配套措施，后續管理也要跟上，有的地方認為放開就是不管了，這是一個誤區。權力下放后需要更透明、更詳細的規則，同時監督和調控也不能缺失。
強化制度設計和落實機制
業內人士認為，改革重點是抓好落實，尤其是落實好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可以說是“三分部署，七分落實”。尤其要針對當前改革推進中的重點難點，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做好具體的制度設計。一些基層干部反映，目前中央在改革總體推進方面已經作出安排，但在涉及改革推進的具體層面，還需進一步做好制度設計以及與地方的對接。
比如國企改革，一些基層干部就反映，在推進思路和辦法上，地方和地方之間有差異，地方與中央改革辦的思路也有差異，有的地方甚至出入較大，爭議較多，一些地方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建議，圍繞具體的改革思路和辦法還需強化制度設計，只有制度設計更明晰，才能更好地把中央的要求貫徹好。
二是創新督查督辦機制。記者在基層調研了解到，一些地方在對改革落實本身進行監督管理上，也采取了有效的辦法。如重慶市為確保每項改革任務落到實處，對每個改革項目的進展全過程進行“臺賬”管理。“目前市委改革辦和督查部門已經啟動改革工作督查，我們將對未完成改革任務和推動改革不力的單位啟動問責機制。”重慶市委改革辦負責人說。
基層人士建議，要進一步強化對改革的督查落實，同時要強化改革辦的職能。有的地方改革辦負責人坦言，改革辦由于不管錢、不管人也不管項目，在地方協調工作時地位偏弱，話語權不足。對此，可通過強化督查機制等辦法進一步提升改革辦的地位，同時，也需要中央改革辦強化對地方改革辦的領導，使上下更加協調和順暢。
三是構建試錯和容錯機制。湖南省改革辦副主任秦國文認為，改革要允許試錯，也要寬容失敗，現在這種機制尚未有效建立，一些地方領導和行業主管領導在改革中容易畏首畏尾，生怕犯錯。對此，要從上到下建立一個試錯和容錯的環境，鼓勵地方在不違背中央精神的前提下，加大基層探索，注重基層創造。
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新背景下，改革紅利亟待釋放。如何實現經濟社會轉型發展，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體制機制改革的突破也更為迫切。《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東中西部多個省區市調研時，有關專家和基層干部建議，在改革按既定目標向前推進的同時，要著力在操作層面突破當前障礙，并圍繞發展新形勢、新背景提出的新要求，進一步明確改革的先后次序和側重點，在帶動力強、現實需求緊迫、基層呼聲高的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力度。
統籌安排改革次序和重點
專家認為，未來五年，既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和要求抓好落實，也要針對發展的任務目標，注重以改革來帶動發展，在一些重點環節和領域發力，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中一系列轉型的現實需要。
一是適應向創新驅動轉型的需要，破解創新能力不強的難題，加快科技體制等方面的綜合改革。要加快推進經濟轉型升級，亟待在科技體制上實現根本突破。
二是適應社會轉型的需要，補齊社會發展短板，加快政府自身轉型和完善社會組織建設。當前部分地方政府仍然偏愛于抓GDP，直接插手微觀的經濟事務，必須對地方的績效考核機制進行根本性改革，在考核指標中突出對公共服務、社會事業和民生發展的考核力度，使地方能真正從增長指標的盲目追求中走出來。
三是適應綠色轉型的需要，遏制環境污染惡化的趨勢，通過推進利益補償機制等強化生態建設。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所研究所長潘家華建議，要創新生態補償制度，構建針對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地區間收益付費和市場付費的生態補償制度體系。同時，生態治理機制要從以政府管理為主，轉向社會各方廣泛參與共同治理的良治形態。相關專家建議，在對生態建設的體制改革中，要強化與其他改革的關聯與配合，一體化統籌考慮。
四是適應向消費拉動轉型的需要，遏止收入差距大的趨勢，強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汪同三認為，要優化收入分配，應從投資和消費比例、區域發展差距、居民收入差距三方面解決分配問題，提高居民的財產性收入，特別是農民的土地收益。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通過建立完善工資協商談判機制，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興建保障房、加大公共教育、增加公費醫療等，實際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
推進關鍵領域實質性突破
一些專家和地方干部表示，在綜合推進各項改革穩步向前的同時，也期望能在一些領域實現有別于以往、力度更大的實質性突破，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逐步得以重構。他們建議，對于這些反映較集中、期盼值較高的改革愿景，可給予重點關注：
一是在要素市場化改革等關鍵點上實現突破，系統推動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
專家建議，在鼓勵基層探索的同時，形成指導性更強的要素市場改革的具體方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顧問宋曉梧認為，要使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有更大突破，一個關鍵環節是要著力推進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改革。目前，消費品市場領域已基本實現由市場決定，但生產要素包括土地、金融、產權、勞動力等方面，還存在較為嚴重的行政管控和分割，這已成為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障礙。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周林生也認為，完善市場環境的一個核心方面是推動生產要素進一步實現市場化改革，讓土地、勞動力、資本進一步受到市場作用影響而不是行政管制。
二是著力推廣負面清單等制度，系統推動行政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
相關專家認為，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關鍵在于深化以簡政放權為重點的政府轉型與改革，實質性改變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經濟學家樊綱說，對政府要進一步推進責任和權力清單建設。周林生也認為，要從中央到地方全面實施負面清單與權力清單管理，并盡快推動負面清單與權力清單的相關立法，基本完成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實現政府職能法定。同時以簡政放權為重點優化權力結構，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實質推進政府權力結構的調整。
三是更全面地釋放改革紅利，系統推動城鄉統籌綜合改革進一步深化。
福建省晉江市市委書記陳榮法認為，在縣一級，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在城鄉統籌領域更進一步。晉江市通過實施居住證制度和戶籍制度改革，實現了人口市民化，使外來人口與城鎮人口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盡管為此財政承受了較大壓力，但對本地產業發展提供了充足人才和勞動力資源。“如果能有進一步的推進措施，縣域的發展實力會更強。”
基層干部認為，新型城鎮化是一個系統性的改革紅利，帶動效應大，要緊緊抓住新型城鎮化的機遇，同時在各個層面上破解一系列改革難題，重點是推進戶籍制度、城鄉保障一體化、土地流轉和農村宅基地方面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