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68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發表了題為“新常態下經濟發展需要注意的八大問題”的主題演講。楊偉民表示，現在對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共識已經形成，更為重要的是怎么適應、引領。政府要作為推動發展的主體，以質量效益為中心推動發展。同時，擴大消費，并把創新作為驅動發展的持久動力。
他說，最近發現，有的人把新常態擴大化，什么都是新常態；有的把它當作一個不作為的一個借口，覺得新常態了，政府不用干事了，速度下滑也不用管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講“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現在共識已經形成，更為重要的是怎么適應，做好下一步經濟發展的工作，進而引領新常態。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有四個基本的特征。一是增長速度，從過去的高速轉向中高速；二是發展方式，從過去的粗放型轉向更加節約型；三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從過去的增量擴能轉向存量和增量并舉；最后是經濟增長點，從傳統的走向新的增長點。這中間，具體要注意八個問題
政府要做推動發展的主體
楊偉民說，在政府與市場關系上，政府要作為推動發展的主體。要區分的問題是政府究竟在發展當中起什么作用？
過去把政府作為發展的主體，發展變成政府的責任，發展不快就說你干得不好。結果政府往往要確定一個必須實現的增長目標，而且比較高。為了完成這個目標，就要擴大投資、找項目、招商引資，結果帶來一系列的問題。
在新常態下應該認識到，政府在發展的問題上是推動發展的主體，而不是發展本身的主體。政府只有在購買、生產產品的情況下，才和企業及其他消費者一樣成為主體。但是，政府另外還有一個身份是發展的管理者，是一個裁判員的身份。過去裁判員和運動員不分，導致了政府的職能越位。
但是，政府作為推動發展主體，并不是說沒有事可做了，而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現在最缺的是一個全國統一的從上到下的空間規劃，也就是說在哪里要發展城市，哪里要建設基礎設施，哪些農田要保護住，哪些生態空間不能開發。
一是發展規劃、城鄉規劃、國土規劃要在市縣的層面上實現多規合一。如果真正做到了，一個市縣就可以一張藍圖干到底，國土空間的開發就會有序得多。有些地方政府現在已經開始做了，像廈門、廣州、上海，都正在做多規合一的規劃。二是完善政策�，F在有很多政策不適應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需要，包括準入的政策、環境的政策等等。三是服務企業。企業面臨融資難，應該幫助解決。四是凈化市場。促進形成統一規范的市場體系，特別是要減少不公平競爭。五是提供公共產品。六是治理生態環境。七是推動基礎設施建設。
以質量效益為中心推動發展
第二個問題：在發展導向上要以質量效益為中心推動發展。
楊偉民表示，過去政府把自己作為發展主體的時候，必然會帶來以GDP為中心，所以一切經濟工作必然會圍繞著GDP為中心來做。但是這樣盲目追求高速度必然會帶來一些后果，比如產能過剩、貨幣發行過多、地方債務過多、生態環境破壞等等。
在新常態下要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但發展的內涵要擴展、重點要轉變，要的是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具體來說，這樣的發展強調產品要有市場，投資要有回報，員工有收入，企業要有利潤，政府要有稅收，資源環境要可承載。
政府找增長點的路肯定是越走越窄，新的增長點肯定是有，關鍵是要靠市場去發現，而不是政府去發現。因為市場的力量是無窮的，政府的眼界肯定是有限的。
培育消費環境和新消費群體
第三個問題：在擴大消費過程中，要重視凈化消費環境、提高消費能力，培育新消費群體。
1998年我國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使汽車、住房、旅游成為消費熱點。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汽車減免稅、減免住房購置稅等措施，也是試圖刺激某幾個產品的消費。在新常態下，擴大消費的政策可能要更加重視凈化消費環境。當前我國的消費環境并不好，假冒偽劣產品還很多。這跟過去消費層次比較低，主要靠價格競爭，結果就偷工減料，靠價格靠數量占領市場有關系。
楊偉民認為，在十三五期間，居民收入的增長可能比GDP的增長更重要。因為這關系到我國未來到底能不能實現更多依靠擴大消費帶動經濟增長的問題。這樣看來，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就比整個平均居民收入增長更加重要，尤其應該縮小的是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比如現在金融業收入是最高的，最低的是農業和林業，差3倍左右。
特別需要重視培育新的消費群體，包括培育形成中產階級消費群體，主要是80后特別是90后的農民工。農民工的工資從2003年以來是年均10%的增長速度。現在這些人由于不能夠在城市落戶，他們的消費潛力還沒有發揮出來。今后，三四線城市的房子很大程度上要靠這些農民工購買。
創新是驅動發展的持久動力
第四個問題：在增長動力上要把創新作為驅動發展的持久動力。
楊偉民說，當前投資的空間相對來講不如過去那么大，就要逐步把增長動力轉到創新上，把投資和創新緊密地結合起來。在推動創新中要把握好幾個問題。
第一，全面把握創新的內涵。不是說只有科技創新是創新，現在講新業態、新的商業模式、新的管理方式、新的組織方式等等都是創新。第二，在創新當中注意使用產權激勵的方式。我國創新少與不保護知識產權、不承認產權歸發明者所有的分配方式有關。過去比較富裕的人更多是房地產開發商、煤老板，因為過去的發展方式就是土地開發、礦產資源開發。今后要靠創新，就應該讓科研人員、讓創新的各類人才“一夜暴富”。同時，減少傳統方式下的跟腐敗聯系在一起的暴富。第三，投融資機制要適應創新。新的常態下更多的創新是分散化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能就出來了。基于互聯網人人都可以創新，現在投融資的機制遠遠不適應于現在創新的需求和創新的方式，所以投融資的機制需要改變。第四，今后招人比招商更重要。創新不是錢的問題，是人的問題。第五，依靠市場發現創新點。什么東西能夠創新要靠市場。第六，政府要營造創新環境。包括市場環境、制度環境，包括政府支持的政策。
結構調整中要增量存量并重
第五個問題：在結構調整中，要增量存量并重。
楊偉民表示，過去也講結構調整，往往都是做加法，都是要上，只不過有的上得快一點，有的慢一點。今后的結構調整一方面要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短板問題，比如扶貧、公共性基礎設施、醫療養老等，另外一方面是要截去一些方面的長板。
現在中國的經濟、世界經濟到底是什么問題。到底是不是有效需求不足，還是供給的問題？如果說需求不足，就要用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但是我國上次那么做的結果是現在產能過剩了。如果不按照凱恩斯經濟學去做，重點就要在供給方面進行化解，就要截掉長板，速度也就要下來。這么做長遠來講是有好處的。未來必然要截長板，要去產能、去杠桿、去債務、去泡沫。新常態下地方政府在推動結構調整當中，一方面要通過推動創新形成新的增長點，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化解本地過剩的產能，這要按照市場化的原則辦事。
樹立人口資源空間均衡原則
第六個問題，在區域協調發展中，要樹立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空間均衡的原則。
楊偉民說，在新常態下，我國越來越認識到區域差距應該是人均GDP的差距，而縮小人均GDP差距分子分母都要動。一方面要做大GDP，另一方面要減少人口量。上海和貴州原來是人均GDP最高和最低的地區，現在由于統計口徑改變，把常住人口加到分母中去，差距快速縮小。
更應該重視的是居民收入差距。但是，不能簡單地衡量甚至片面夸大居民收入差距。一方面，城鄉差距擴大是因為我國實行特殊的城市化的模式，只要勞動力不要人口。比如說農民工進到上海，但是在統計收入的時候同樣統計在農村。另一方面，不同地區收入不一樣，但是生活成本也不一樣。最終要看生活水平，包括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差距。
新常態下要從過去簡單地縮小地區之間GDP的差距，轉向促進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的空間均衡。正確的辦法是讓東部地區集中更多的人口，從而最終達到人均GDP相同而不是GDP總量相同。當前，中國東部地區擁有經濟總量的60%，但是沒有集中全國60%的人口；西部地區只有20%，但是集中的人口超過了20%。所以今后正確的做法，仍然在西部地區發展資源環境可承載的產業，同時促進人口向東部流動。
農民工要市民化
第七個問題，在城鎮化當中要以人為核心。
楊偉民說，通過最近兩年情況來看，我們城鎮化率提得很快，為什么經濟增長速度在下降呢？說明我國推進城鎮化的方式有問題。
最重要的，是農民工不落戶，不能融入城市。農民工不能市民化，在生產供給甚至產業發展方面，已經給經濟帶來了致命性傷害，導致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在減弱。
但是，當前快速增長的工資正在侵蝕我國制造產業的競爭力。波士頓咨詢公司比較2004年到2014年全世界制造業的成本競爭優勢，考慮能源、勞動力、生產力、匯率等多種因素，如果美國是100的話，中國已經變成96，很快和美國的成本指數是一樣的了，因為近10年中國的工人工資增長了4倍，美國只增長27%到30%，能源價格還下降了50%。
現在中國的勞動力少了，又不讓農民工進城落戶，結果很多人40歲左右就回了家，退出了勞動隊伍，導致有效的勞動年齡時間不足。另外 從需求來看，這些人如果不能夠成為住房消費群體的話，房地產是很難啟動的，而房地產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
建設生態文明 改變發展理念
第八個問題，生態文明建設中要樹立綠水青山就是發展的理念。
楊偉民表示，過去我國也重視生態環境，但是存在一些問題。把生態環境作為經濟發展的副產品，說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也要的意思就是它不是主要的，所以有了一句話叫在保護中發展，在認識上沒有把綠水青山當作一種成品。而且把可持續發展割裂開來，人口問題、資源問題、環境問題分屬不同的部門負責。法律也好、規劃也好，重點都是處理和整治自然而不是約束人的行為，然而恰恰是人類本身的行為對自然造成破壞帶來了洪水、地質災害的問題。沒有把山水當作生命共同體來看，把生態系統本身割裂了，種樹的只管種樹，護田的只管護田，治水的只管治水。不區分權力與權利，沒有自然資源完整意義上的產權，對全民所有的自然資源包括土地，找不到一個責任主體，產權所有者缺位。
楊偉民表示，未來在新常態下，建設生態文明，發展的理念和內容都要做一些改變。要保護好生態，像青海、西藏這些省區，把生態保護抓住了就是發展，不強制讓它增加GDP。過去這些地區被當作一個可以生產牛、羊，提供畜產品的地方，增加GDP的結果就是把生態破壞掉。現在發展的方式要改變，要推動綠色的發展、低碳的發展。
治理的思路也要轉變，要從重點去整治自然、修復自然轉變成為約束人的行為。不再去劈山、開山，不再不斷把河填上蓋上。北京過去有很多河，后來把河蓋上板以后變成了水道。現在很多國家包括韓國和日本都在恢復河流的生命，現在我國也要把板掀開，讓河流重見太陽恢復生命。
問與答
問：之前聽財政部領導說過推房產稅，刺激房地產市場是為了刺激經濟，還是想改變地方政府完全依賴房地產的財政政策呢？
楊偉民：在房地產的問題上，最近幾年主流政策基調是保持定力，更多地去促進房地產的長遠的健康的發展，不再去短期為了穩增長而采取一些特別的措施。到目前為止沒有這樣的一些政策措施。本來限購也就是一種臨時性的抑制當時房價過快上漲的措施，也不是常態化的措施。所以有些地方取消限購也是正常的。房地產是地區性的問題，可能不同類型的城市應該有不同的政策，應該更多發揮地方政府在房地產當中的作用。這是今后逐步要調整的，減少一些全國性的、一刀切的、臨時性的措施。
現在實際上也是這么做的。因為房地產面臨問題是結構性的，三四線城市的房子肯定是多了。我們的土地制度、土地財政給所有城市都要發一塊土地，給建設用地就是給一筆資金，可以拿土地賣錢。但是給了以后房子蓋好了，人卻走了，所以房子比人多了，今后可能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為什么要通過農民工市民化來解決這個問題，三四線的城市，特別是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地區，如果允許落戶就會成為未來這部分房產消費的主體，有利于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也是一個人和空間平衡的問題。
問：企業家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您怎么看待？
楊偉民：企業作為生產者是發展的一個主體，企業家是組織生產的一個組織者，如果沒有企業家就沒有企業了。沒有企業家我們的經濟是不能發展的，企業家非常重要。我們正因為有了馬云、柳傳志這樣的企業家才能發展到現在。但是，現在企業家是非常缺的人才，像這樣一種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還是太少，所以下一步推動發展當中要創造好的環境，讓更多的年輕人成為剛才說的那樣一些企業家。
問：問一個關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問題，有學者專家指出中央出臺的這些政策力度不是特別大，難以解決現實中的矛盾，您對這個事情怎么看？
楊偉民：現在出臺的改革的試點是一個積極穩妥的辦法，先試，試試以后再說。在土地問題上不能走得太快，因為我們確實是有效的土地太少，如果要是放開了，都去建項目，土地很快就會占完了。中央把握積極穩妥的節奏是必要的。中國面積很大，但差不多60%都是高原、高寒、缺氧、沙漠地區。真正適宜人居住的面積很小，城鎮化、機場等等都要在平原去解決，這些是生產我們口糧的地方，所以在這個問題上要堅定不移實行管制，不能想蓋就蓋了。不僅僅為我們這代人，未來靠什么活？必須給我們的子孫后代留下一些寶貴的耕地資源。這是農地改革非常重要的出發點。
資源少就要非常珍惜地去利用，經濟學家講稀缺，最稀缺的東西就要采取更加嚴厲的措施解決這個問題。任何一個國家在土地問題上完全靠市場是不行的，原理在于這些東西是稀缺的。盡管有所有權，但你也要為后代人謀，不能太任性，在國外也是這樣的。應該學日本、香港城鎮化的模式，靠高密度的城市把更多的農田留給大自然，留給水，留給東北虎，留給大熊貓。
楊偉民簡介
楊偉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1982年至1989年在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學院任教，期間分別在中國人民大學和日本一橋大學學習和研究產業政策理論。1989年調入國家計委，主要從事國家中長期規劃和產業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是國家重大產業政策的主要參與者和執筆人之一。
參與了國家“八五”、“九五”計劃《綱要》的起草，全面負責“十五”計劃《綱要》起草和組織協調；中央“十一五”規劃《建議》起草組成員，國家發展改革委“十一五”規劃《綱要》起草組組長，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編制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在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中長期規劃、城市化、區域經濟等領域發表100多萬字的學術論文，著有《中國的產業政策——理念與實踐》，并主編了《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政策研究》、《規劃體制改革的理論探索》、《“十五”城鎮化發展規劃研究》（副主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