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正文
全球經濟在多年疲弱的復蘇后似乎正處在一個上下皆有可能的新路口，亞洲或仍將保持可觀的增長，卻暗藏多種不確定性。未來，亞洲在打造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機遇與挑戰孰大?經濟體合作還需攻克哪些難點?金融貿易新架構如何影響區域未來?這些林林總總的問題都將在三江入海的博鰲勝地激起智慧的碰撞。
新起點下探尋亞洲融合
為期四天的本屆博鰲論壇年會，吸引了1772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政商代表。77場正式討論，議題十分廣泛。從區域合作未來，到宏觀經濟形勢研判，從產業轉型、技術創新，到政治安全、社會民生，并涵蓋了“一帶一路”、亞太自貿區等時下熱點話題。論壇將傳遞出新形勢下的“亞洲聲音”。
區域合作話題歷來是博鰲論壇年會的重點。隨著APEC北京會議的召開，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多雙邊貿易投資協定的進展，東盟共同體、東亞經濟共同體的建設取得成果，亞洲的區域合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國家主席習近平等16國中外領導人共話博鰲，除了對亞洲區域融合發展和全球性治理觀念的認同，更將在增進溝通和互信的基礎上，為其未來碰撞出更多前瞻性思維，迎接機遇與挑戰并存的亞洲一體化趨勢。
2015年是東盟共同體元年，借著東盟峰會《內比都宣言》的東風，東盟共同體的一體化建設有望再上一個新臺階。包括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馬來西亞前總理巴達維等數位政要都將在論壇上共同探討東盟共同體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而去年中國東盟博覽會上張高麗副總理代表中國倡議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年也將在本次論壇上啟動。
泰國前總理素拉杰表示，亞洲命運共同體不僅僅是個概念，它更是一種哲學。它提醒我們亞洲人，我們曾經是多么分裂，被各種戰爭、各種制度、各種分歧所分裂。而今天，命運共同體這個具有哲學高度的概念喚起亞洲人的共鳴，正如博鰲論壇主題所倡導的那樣，亞洲應該邁向一個新的未來，忘卻歷史恩怨、追求和平發展的未來。他表示，中國提出的有關“一帶一路”、亞投行、亞洲自貿區等建議，都將極大地促進亞洲經濟合作。但東亞經濟合作仍然面臨挑戰。和平環境是亞洲經濟合作的基石，一旦發生地區沖突，將嚴重影響亞洲經濟、東盟經濟共同體的建設，影響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他還建議中國方面應從各個層面加強與各國交流，加深其他國家的理解，推進“一帶一路”戰略。
印度尼西亞東盟南洋基金會主席班邦·蘇爾約諾表示，亞洲的未來在于打造亞洲命運共同體，即亞洲人民的命運要由自己來掌握，亞洲豐富的資源要由自己來支配，而博鰲論壇將有力推動亞洲一體化進程和命運共同體建設。他認為，亞洲將繼續引領全球的經濟發展，他還期待本次論壇年會能推動更多國家加入亞投行。
泰國開泰研究中心中文部主任黃斌認為，亞洲命運共同體的應有之義就是亞洲經濟體共謀發展。中國倡議建立的亞投行、絲路基金可以推動東南亞經濟體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升級，提升競爭力，并在此過程中帶動當地就業和購買力。“一帶一路”戰略有利于亞洲經濟體減少對西方市場的依賴，增強對世界經濟波動的免疫力，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亞洲經濟體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需要整合，因為亞洲經濟體與區域性的合作組織很多，如10+1，10+3等，最后能否組合為一個一體化的經濟共同體是努力的方向。
論壇發布的《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2015年度報告》指出，雖然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正在放緩，未來將面臨更大不確定性，但考慮到亞洲經濟體擁有巨大的生產能力，應對挑戰的一個關鍵性的對策將是擴張亞洲內部市場。而加強“一帶一路”、中日韓經濟合作、亞太自貿區等亞洲多邊機制建設，將對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產生積極作用。
海邊小鎮研判經濟風向
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各國為經濟復蘇已經努力多年，但各國表現極其不平衡，貨幣政策也在寬松大基調下出現分野。除美國之外的發達經濟體表現疲弱，歐洲開始出現好的苗頭;新興經濟體經濟仍有放慢風險。本屆論壇上，將展望世界經濟呈現出哪些確定性和不確定性，會遭遇順風抑或逆風，確定新增長動力將來自何方，亞洲作為全球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如何繼續拉動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而“中國經濟新常態”議題也首次走入博鰲論壇。
俄羅斯工商會副主席彼得羅夫表示，目前中國、印度和其他亞太地區國家仍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年會將有助于人們更好認識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前景。
博鰲論壇首次發布了“2015亞洲經濟前瞻指數”，亞洲經濟增長指數為88.9，預示2015年亞洲經濟增速比上年將有所回落;亞洲就業指數為90.8，預示2015年亞洲地區總體失業率比上年略有上升;亞洲國際貿易指數為113.0，預示2015年亞洲經濟體國際貿易增長比上年將明顯加快，國際貿易的活躍有利于亞洲經濟增長的回升。
亞洲的兩大經濟大國中國和印度的經濟預期正在發生逆轉。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楊希雨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中國不可能永遠保持世界最高經濟增長速度。從長期看，印度經濟增速必然會超過中國，就如當年美國經濟增速超過英國、最后總量也超過英國，然后日本經濟增速超過美國、當然總量沒超過。不過，他認為，印度經濟在可以預見的幾年內超過中國缺乏基本依據。印度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處于不穩定狀態，增長結構非常脆弱，和中國相同的是，印度的經濟結構矛盾也越來越突出，這是中印兩國的共同挑戰。誰在結構調整問題上脫穎而出，誰就將領先經濟增長。
談到中國，俄羅斯工商會副主席彼得羅夫表示，當前對中國來說，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優化經濟結構、減輕經濟發展對出口的過度依賴具有重要意義。中國正在不斷挖掘國內消費市場蘊藏的巨大潛力，這對經濟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他還贊揚說，中國對經濟進行漸進性調整，確保經濟平穩轉型，體現出中國領導人的智慧和遠見。
一些學者認為，在經濟調整過程中，外部通縮壓力、匯率市場波動、總需求不足等因素固然是不利因素，然而只要政策方向適當，逆風也可化為順風。曾任高盛亞洲公司副董事長的肯尼斯·柯蒂斯說，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人民幣一直沒有大幅貶值，中國可以購買更便宜的美元計價大宗商品，再用節省下的錢進行戰略投資。
多邊投資協議仍存障礙
迄今為止，全球的投資協議已經簽署了數千個之多。但投資規則的碎片化，仍使得跨國投資者深感繁雜和不便。從各種類型的投資保護協定、中美雙邊投資協定來看未來國際投資新規則的趨勢，也成為論壇關注的話題。
楊希雨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在推動亞太地區多邊自由貿易談判的過程中的兩大挑戰之一就是貿易投資碎片化。目前全世界向世界貿易組織申報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有500多個，但真正運行的不到一半。貿易投資碎片化實際上也在制約更大范圍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包括更廣泛金融合作的進程。他認為，經濟領域需要整合已有的FTA，形成更大范圍的合作。這方面，東亞經濟共同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不過。楊雨希認為多邊投資協議非常困難也非常必要。只有雙邊投資協議取得大的進展，多邊投資協議才可能向前推進，因此大國之間的談判十分重要。
在中美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為基礎進行的投資協定談判中，負面清單的確定難度很大，成為兩國談判的焦點。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表示，現在對中國而言最難的還是雙邊投資協定，而雙邊投資協定中最大的問題在于美國。
羅蘭貝格首席執行官常博逸也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最近關于多邊投資協議的討論重又抬頭。支持者認為，全球資本流動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利率在趨同，而工業化國家自身也希望有一致的國際投資規則。許多人還認為，地區化投資規則的制定可以使更高層次的多邊規則制定更為簡便。常博逸認為，就東盟10+6來說，一個統一的投資規則終究會制定出來，并使相關的多邊投資協定談判變得更為容易。不過他表示，對于多邊投資協定而言，最為重要的是多邊投資協議是否能解決當前投資領域中面對的挑戰。對此，常博逸并不十分認可。他認為，多邊投資協議不會引來更多的對外直接投資或者對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給予更多的考慮。他還提醒說，東盟一體化已經取得很多進展，現在可以比以前更有作為。不過，東盟對一體化需要采取謹慎的態度和適當的步調。
“中國機遇”帶來嶄新動力
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的嘉賓不但包括了各國元首或政府首腦，同時也不乏全球工商界領軍人物。他們顯然認為亞洲是新興經濟體最為集中、增長勢頭相對明朗的活躍經濟區域。雖然面臨經濟結構和產業升級的諸多挑戰，但從趨勢上看，亞洲增長的新機遇和新動力亦日益顯現。而今年，“一帶一路”、亞投行等“中國機遇”是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表示，當前，亞洲區域合作理念已深入人心，發展勢頭迅猛，尤其是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戰略的提出和實施規劃的成型，為促進亞洲地區實現互聯互通、資源互補和利益共享提供了重要契機。
俄羅斯工商會副主席彼得羅夫表示，博鰲論壇在俄羅斯被稱為“亞洲達沃斯”，俄工商界對論壇的興趣也在不斷提高。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和建立亞投行的倡議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濃厚興趣。在亞洲地區落實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勢在必行，一些國家的擔憂只會讓人感到驚訝。亞投行前景光明，不少國家準備參與亞投行建設，才是非常明智之舉。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東亞經濟研究所主任彼得·德賴斯代爾認為，亞投行可以成為亞洲乃至亞洲以外地區基礎設施投資的工具。基礎設施建設對于亞洲地區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亞投行可以投資全地區、包括澳大利亞的項目，可以在包括交通運輸等領域的很多項目上發揮特別作用。
韓國湖西大學教授全家霖認為，由中國倡導的亞投行初衷是為改善亞洲等區域的基礎設施提供融資，降低這些地區的生產要素融入全球市場的成本，尤其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填補發展過程中面臨的資金缺口。亞投行將對亞洲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常博逸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一帶一路”戰略將使中國從依賴于東部沿海地區的“島國”成為一個真正使歐亞相連的大陸國家，對中國而言有很大的意義。中亞國家也將從中受益更多。自從獨聯體解體后，這些國家很少為人關注，而現在他們則可以融入一個偉大的計劃中并且從中受益。
楊希雨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亞投行和亞開行這兩家銀行應該是伙伴關系，因為兩者職能和作用有很大不同。亞開行目標廣泛，從促進經濟發展到扶持貧困、文盲、婦女兒童等，當然也包括基礎設施建設。而亞投行則較為單一，側重基礎設施，雙方不會形成全方位同質競爭。雖然亞開行首先提出要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目標，但實踐證明亞開行一家不可能完成任務，亞投行是一個新的發動機。他還認為，亞投行如果能夠在最佳實踐方面提供最新鮮實用的成功經驗，那就會對現有的機構帶來壓力，也倒逼其改善，這對國際經濟、金融領域機制建設和業務運營非常好。
楊希雨還談到，“一帶一路”戰略對全國各地以及整個中國周邊、沿路沿線都會帶來重大機遇。它不僅帶動有形的貿易和投資，而且帶動政策銜接方面的無形的合作，能夠產生促進地區可持續發展和均衡發展的無形效益。所以“一帶一路”不僅自身有廣闊前景，對于參與者也有巨大的效應和機遇。
張燕生對《經濟參考報》表示，“一帶一路”對中國而言，可以有一個更大的市場，從而攤薄固定成本，使邊際收益遞增。產能調整面臨的困難在更大的市場上會更容易解決，價值鏈的延伸和擴散也將促進競爭力的提升。這一戰略使調結構、轉方式、促改革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英國《金融時報》25日撰文稱，“一帶一路”概念已經變成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軸，作為一個擁有美好憧憬的戰略，其有望在本次論壇中實現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