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以前，職工沒有養老保險交費，實際上使得企業的成本不真實，擴大了國有企業的資本積累，因為那時基本都是國有企業。也擴大了國家財政的收入。同時，在1997年以前，國家預算大量的投資于國有企業，這樣從兩個渠道造成了巨量的國有資產，因此劃撥部分國有資產補充社會保險基金，就是而且應該僅僅就是針對視同上交而造成的養老保險金的缺口。從而在此基礎之上就有條件適時降低社會保險的費率，如果沒有這個劃撥補缺口就沒有條件降低費率，這是我對三中全會相關表述的理解。
三中全會還要求，堅持精算平衡原則。我剛才講到了，要堅持社會保險的保險屬性，沒有保險屬性就沒有精算原則，所謂精算必須要參考社會的平均工資的增長水平，投資收益率，期望壽命，人口增長率，老齡化的速度，定期調整繳費率、給付率、最低的繳費年限和退休年齡，并健全多交多得的激勵機制，多交多得的激勵機制也是三中全會的原話，實現在全國統一基礎上可持續的代際平衡，這項任務我們現在路子很長要走，但是中國人口老齡化快速的來臨，時不待我，必須抓緊。當然社會保險不僅僅指的養老保險，還有醫療，醫療是另一種形式的精算，醫療保險也是保險，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精算。還同醫療藥品制度改革聯系在一起更為復雜，我就不講了。
今天題目是“財稅改革與國家治理”，涉及的面很廣，我僅僅就社會保險，特別是養老保險講一點意見，各方面的任務很多，360項，三中全會。很多都與財政密切相關，改革任重道遠，改革已經站在了新的起點上，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形勢和挑戰，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如何確保在經濟中高速增長，甚至暫時的衰退時仍舊能有良好的秩序，政府有責任、民族有擔當，這是經濟再平衡后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我們現在新一輪的財稅改革，94年是一個高潮，那時候相比有明顯的區別，難度也更大了。當時通貨膨脹嚴重，如果不改革就過不下去，屬于高度危機推進的改革。現在是我們未雨綢繆，主動改革，全社會的危機感覺并不是那么強烈。
還有比如當時建立基礎稅收制度，主要是面對國有企業相對比較容易現在國有企業的經濟總量占比不足30%，各種類型的企業并存，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方面訴求增多，協調起來更難了，資源約束、人口紅利釋放跟過去不一樣，過去那種雪崩式的經濟改革效應已經沒有了，經濟發展更多依賴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另外，既得利益固化，凝聚改革共識，找到最大公約數的難度也更大了。這是我們和過去不同，但是必須堅定的有時限的一項一項的做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這樣的要求，我們壓力是非常大的，我們有決心來推動的。
我們既要有近憂，因為我們面對的一些下行的壓力。我們更要注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遠慮，以主動有為的姿態發揮好基礎和重要支撐作用，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制度基礎。
我就說這么多，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