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四大主要經濟體德、英、法、意近日先后決定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申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澳大利亞、韓國和沙特阿拉伯等也在考慮加入事宜。多國尋求加入亞投行是對中國政府投出的信任票，也顯示出全球經濟重心東移趨勢下多邊金融架構的微妙變化。
多國擁抱亞投行
英國12日向中方提交了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的確認函，成為第一個尋求加入這家銀行的主要西方國家。英國的行動產生了重要的示范意義。法國、德國和意大利17日發表聯合聲明，也宣布決定申請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
澳大利亞、韓國和沙特等國目前也在考慮加入亞投行。韓國媒體16日援引韓國外交消息人士的話報道，英國的舉動對韓國來說產生了“很大影響”，韓國還沒有就是否加入亞投行作出決定，但已經有一些謹慎樂觀的情緒。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14日表示，正在謹慎評估是否加入亞投行，會在下周或之后作出決定。他表示，澳大利亞一直樂于參加真正的多邊機構，如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亞投行有望成為一個真正的多邊組織，他希望包括美日在內的更多國家都能參與其中。
亞投行是由中國倡導、專為亞洲量身打造的多邊基礎設施開發性機構，總部將設在北京，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為500億美元。首批21個意向創始成員去年10月在北京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截至本月19日，已有32個國家表示要參加亞投行并作為創始成員國。創始成員國的資格確認截止日期為本月31日。按照設計，亞投行將按照多邊開發銀行的模式和原則運營，重點支持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并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其他多邊及雙邊開發機構密切合作。
歐盟官員18日表示，支持并歡迎英國、法國等成員國參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決定，表示該國際金融機構按國際準則的執行，將為中歐深化合作創造條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18日表示，法國、德國和意大利表示愿意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中方對他們的決定表示歡迎。對于其他國家，中方一直秉持開放、包容的原則，只要有意愿，中方都歡迎。在即將舉行的中日韓外長會上，三國外長將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不排除討論有關問題。
洪磊說，要讓亞投行造福亞洲各國人民，就要以高標準推進亞投行建設，各創始成員國要攜手合作。中方愿與各方共同努力，將亞投行建設成一個平等、開放、包容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和適應本地區各國發展需要的多邊開發銀行，為亞洲的發展注入新動力。
借力亞洲發展東風
亞投行不僅對亞洲國家有著巨大的號召力，還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此，不少觀點均認為，歐洲大國積極加入亞投行顯示出其借力亞洲開發提振本國經濟的意愿，并熱切希望與快速增長的中國結成合作伙伴。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面臨多重挑戰，亞洲巨大的基礎設施需求蘊含的商機和增長動力正被更多看重。亞洲開發銀行預計，2010至2020年，亞洲各經濟體的基本設施如果要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則需要籌集至少8萬億美元資金進行建設，現有的國際金融機構將難以滿足上述需求。
一些分析指出，歐洲多國尋求加入亞投行顯示出其正將對外貿易和經濟政策重心東移，以便使經濟發展獲得更好的平臺和更廣闊的空間。歐洲國家認識到未來的經濟增長點是亞洲，加入亞投行符合其國家利益。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柯成興表示，2014年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權重已經超過發達國家。過去德國對美國的出口要大于全球其他地區和國家，但在金融危機之后，德國調整了對外貿易與經濟重心，大力東移。目前德國對亞洲特別是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已經遠超美國。
多邊金融格局漸變
意大利宣布愿意成為亞投行成員后，當地學者和商界人士表示，亞投行的誕生和意大利及其歐洲盟國的選擇都是順應全球力量對比重組趨勢的結果，歐洲大國與中國的合作將改變世界格局。
布魯塞爾當代中國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傅立門表示，歐洲大國紛紛申請加入亞投行的背后最主要的考量是為了參與一項在世界發展速度最快的地區的一項重大經濟倡議。參與亞投行使這些大國能在一個對中國和亞太地區而言很關鍵的新興機構中發揮作用。
布魯塞爾智庫歐洲國際經濟政治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松說：“中國已經展現出創建亞投行的實力和決心，此舉激發了歐洲政府的參與，一些國家認為參與亞投行將來會得到回報。”歐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爾·格羅斯說：“歐洲在一定程度上看著的是中國地區的影響力，加入亞投行可以為該區域的投資安全提供‘中國擔保’。”
倫敦金融城政策與資源委員會主席包墨凱表示，亞投行將為亞太地區的基礎設施開發提供更多資金渠道。英國在基建、高級工程項目、金融服務和綠色科技等領域都具有領先地位，亞洲經濟體因持續保持高速增長，對這些行業的需求與日俱增。他說：“英國更多地參與上述領域，能夠開創支持英國和其亞洲合作伙伴發展全面戰略關系的新途徑。”
目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都在順應發展趨勢進行改革，但進展緩慢。這也成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尋找其他途徑來推進全球金融秩序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因。
IMF在2010年底就通過了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IMF的份額將增加一倍，約6％的份額將向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但是由于美國國會尚未批準該改革方案，導致接近“終點線”的改革一再拖延。
傅立門指出，亞投行短期內對全球金融格局的直接影響有限，因為亞投行的資本額相對較小而亞洲的需求很大。但是亞投行作為一個替代選項的存在，對現有的國際金融機構也將帶來一定挑戰。
高標準將有利發展
美國財長雅各布·盧17日表示，希望相關國家在作出加入亞投行的最后決定之前三思后行，但這仍沒有阻擋住歐洲國家的積極表態。英國宣布申請加入亞投行后，美國官員曾在公開場合斥責英國“遷就中國”，但英國方面予以回應說，加入亞投行符合英國的國家利益。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黃育川認為，反對亞投行的觀點是短視的。亞投行對于現有的國際開發機構來說是一種補充而不是競爭對手。亞洲存在很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現有的機構只能滿足其中一小部分，亞投行的建立符合市場需求。此外，亞投行可以與現行的開發機構開展合作，共同為大型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共享經驗，實現多方共贏。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亞太問題專家馬修·古德曼說，亞洲擁有龐大的基礎設施需求，中國籌建亞投行的倡議完全可以理解；有些機構預計亞洲每年的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缺口高達上萬億美元，擁有強大資金實力的中國可以幫助填補這一缺口。他表示，中國正積極推動亞投行的建設，并清楚闡明其與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的多邊開發金融機構是互補關系，這有助于讓亞投行成為亞洲金融架構的有益補充。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榮休所長、高級研究員弗雷德·貝格斯滕在為《金融時報》撰寫的文章中表示，美國應加入亞投行，并鼓勵其亞洲和歐洲朋友加入亞投行，還應鼓勵世行和其他現有多邊貸款機構與亞投行密切合作。這樣，亞投行項目就能在世界經濟中扮演積極角色，并受益于中國不斷增強的發揮建設性全球領導力的意愿。
一些智庫學者認為，美國的態度正在發生微妙變化，對亞投行的態度正在變得更加積極，正轉向要求亞投行采納更高的標準。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12日表示，美國和許多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同意當前有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的迫切必要性，任何新的多邊開發機構都應當采納世界銀行和地區性開發銀行的高標準。美國財長盧17日表示，亞投行是一項重要的議題，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都面臨著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美國的擔憂不在于有新的國際金融機構成立，而在于這些新機構是否能保持世界銀行和地區性開發銀行在環境保護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高標準。
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亞投行將遵循開放、包容、透明、負責、公平的原則來設計其治理結構和相關的運營政策，充分地借鑒多邊銀行的好的做法來提高運營效率，降低成本。亞投行將與現有的多邊銀行充分地合作互補。
世界銀行行長金墉也表示，亞投行未來在籌備、啟動基礎設施項目時可能面臨融資安排、投資回報率，以及風險管控等多重挑戰。世行在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籌備和社會保障方面有70年經驗，愿意為包括亞投行在內的發展銀行提供知識和解決方案。
黃育川認為，外界對亞投行執行標準的擔憂是不必要的。開發機構要成功運轉就必須保證其項目能夠成功，因此執行高標準對亞投行來說是有利的。與現有開發機構相比，亞投行的運行將更為高效。亞投行的項目集中于基礎設施項目，項目周期和評估將比現有的開發機構更有效率。
但專家同時提醒，西方發達國家加入亞投行是機遇也是挑戰，需謹慎制定亞投行的資金及運作規則，淡化政治較量，強化其經濟紐帶作用；同時，投資項目需以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并宜早日啟動，并扎實推進；還可嘗試機制創新，吸納民間機構與資本參與。
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弗雷德·伯格斯滕認為，多邊發展機構的共同任務就是從公共和私營部門最大限度地獲取資金來支持發展建設。亞洲對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很大，沒有任何一家單獨的私營或者公共部門可以滿足這一需求。因此，需要最大化地聯合私營和公共部門在資金、技術和人才方面的優勢。建立亞投行尤其需要從私營部門汲取這些優勢，使機構運營的更加成功、更富有吸引力，這對于激活社會投資需求和促進區域資本流動有著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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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難跨加入亞投行的兩道“門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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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旭峰 |
面對英、德、法、意近日宣布有意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美國白宮發言人歐內斯特表態說，全球加強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迫切，但建立新的國際組織需要借鑒建立世界銀行和其他區域性發展銀行的高標準，亞投行還需要加強內部治理。作為可以影響世行重大決策的國家，美國想讓亞投行向世行的一流標準看齊，為何自己不盡早加入并在組織內部發揮建設性領導力呢？
目前來看，對奧巴馬政府而言，做到這一點，有理念和操作層面的門檻尚難突破。
首先是理念障礙這個門檻作祟。
2011年之后，共和黨一直占據國會眾議院的主導權，近年來共和黨崛起背后有深刻的社會變革思潮影響。金融危機后的政府救助和幫助社會弱勢群體的眾多福利項目讓美國經濟和民眾較快地走出了危機，但也讓美國陷入了財政赤字的泥潭，和美國建國時的清教徒精神相悖。奧巴馬醫改項目實施的部分資金也來自對富人和既得產業利益集團征稅，埋下了共和黨激烈反對的種子。美國社會鐘擺總在極左和極右之間擺動，代表左傾思潮的奧巴馬也難以扭轉這個規律。在主張國內政策“小政府、低稅收”理念和國際事務“孤立主義”的“茶黨”思潮助推下，共和黨的影響力增大，共和黨今年又在國會參議院占據主導權，完全掌控國會，也即掌握了錢袋子和重大國際條約的批準權，標志著奧巴馬提前進入重大改革難以推行的“跛腳鴨”時期。奧巴馬政府是2010年提出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方案的締造者之一，卻錯過了當年掌握國會時批準這項方案的黃金時間窗口，美國還缺席數年前有助于緩解歐債危機的IMF增資方案，這都與國內的這種政治生態有關，畢竟錢袋子不在白宮手中。
可以想見，如果要讓目前共和黨掌控的國會給一個新國際組織批準注資，難度將會比批準IMF改革方案更大，奧巴馬政府或許想避免方案在國會遭到奚落的尷尬，避免民主黨在大選來臨之際以弱勢形象參選。美國國內政治機制的固性和它的全球領導力不匹配，美國是西方主要國家中國會和政府選舉頻率最高的國家，重大決策往往只能在府院一致時期方可推行，目前美國的國際領導力甚至被來自中西部農業州的一小部分共和黨議員所綁架。歷史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一戰后，美國民主黨總統威爾遜提議成立國聯，但是很多共和黨議員奉守孤立主義，共和黨占優勢的參議院不批準《凡爾賽條約》，美國最終未能加入國聯，威爾遜飲恨終生。
其次，美國負責國際組織事務的有財政部、國務院、白宮、國會參眾兩院的相關委員會，政出多門，任何一個環節卡殼，都會造成提議難產。
分權和制衡精妙是美國政治制度的特色，但也會造成一些重大決策低效，不排除美國決策鏈條上的某些關鍵決策者擔心美國一旦加入亞投行，相當于給亞投行完全背書，有助于亞投行提高信用評級，在未來融資時或許能夠以世行一樣的最高信用評級發債，從而降低亞投行的融資成本，增加項目運作的盈利能力，恐將沖擊到世行、亞行的地位，并使得國際經濟治理秩序去美國中心化。這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維引致的決策操作偏鋒。
再想一想，其實放在美國面前的選擇很清楚，二十國集團已提出通過加強基建投資來提振全球經濟增長的目標，全球基礎設施巨大的投資需求遠非世行、亞行等現存多邊機構能夠應付，建立亞投行等機構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即便沒有美國的背書，亞投行也會開展運營，七國集團中已經有英、德、法、意這過半的國家加入，足以提升亞投行的國際化運作水平。和二戰后擁有全球三分之二黃金儲備的美國不同，目前在夯實國際組織方面，美國最強大的優勢不再是提供資金，而是其人才儲備、管理及項目運作經驗。美國如果選擇此時加入，能為亞投行錦上添花，可以參與章程談判，這是巧妙發揮美國的軟實力，而非只是站在陣地后方消極喊話。對全球經濟治理秩序進行改善，并非要將原來的制度推倒重建，在協調亞投行與世行、亞行等機構合作方面，美國能發揮其他國家無法替代的建設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