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貴州、四川等地，記者先后走訪近百位農民工，聽他們訴說了務工的酸甜苦辣。不少人向記者反映，農民工務工有“三盼”，一是工作能更加穩定，不要當“廠漂”一族；二是工資能繼續增長，規范企業用工行為；三是降低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障的成本，減輕經濟負擔。
重慶江津區永興鎮的農民李楊畢業后在重慶主城區務工，今年30歲的他近4年來換了5份工作。今年元旦之后，李楊又辭去了重慶江北區一家裝修公司的工作，重新進入農民工招聘市場，尋找新的就業崗位。
在不少地區，長期困擾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務工“短期化”現象仍在持續。在重慶合川區，有的勞務中介去年一年介紹3000多名農民工就業，入廠3個月流失量超過四成。記者采訪發現，對于不少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言，用人缺口大多出現在對員工素質技能要求不高、工資相對較低的普工崗位，這些工作崗位農民工流動性大，務工“短期化”現象很明顯。
“由于農民工流失速度快，很多企業在一年之中不得不循環往復招人。企業實際用工數沒有增加，但招聘量卻在不斷增大，實際上造成了一種用工嚴重短缺的假象。”重慶會江人力資源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曾智強說，現在不少企業下勞務訂單時，一般會在實際需求量基礎上上浮15％到20％。上浮的用工量，就是為了應對農民工流失帶來的缺工困擾。
“企業不能一味抱怨農民工職業忠誠度不高、跳槽快，更應該反思自身是否為農民工提供了合理的薪酬待遇、良好的用工環境和發展空間。”重慶農民工康厚明告訴記者，農民工務工短期化的背后，也反映出不少企業存在用工上的短視和對待勞動力資源的輕率。一些企業為了少繳或不繳養老、醫療保險，故意和農民工簽訂短期勞務合同；有的為了提高利潤率，要求農民工加班卻不發放足額補貼；更有一些企業為了降低勞務成本，故意壓低工人薪資甚至惡意欠薪。
采訪中，不少農民工告訴記者，在務工“短期化”的大背景下，企業要想穩住農民工，還需要改善勞動條件，保持農民工職位上升渠道的暢通。同時，還要重視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對住房保障、教育等各類資源進行公平分配。
來自重慶開縣趙家街道的農民工劉華宇，從2005年起就在廣東、海南等地電子、服裝廠務工。2009年之后，他的工資由原先的停滯狀態變為穩步增長，今年初春達到了3500多元。但面對記者，他仍說，“相對于生活成本的漲幅，這樣的工資也不算高。”
在貴州錦屏縣、綏陽縣等地，不少農民工都向記者表達了漲薪的愿望，但這些地區就業部門干部說，目前外出農民工低學歷的多，高學歷的少；體力型的多，經過專業培訓和有專業技術的較少；農民工就業領域和轉移面窄，轉移就業大多數只能從事臟、累、苦的工作，難以找到理想崗位和掙得滿意的收入。
據遵義縣對120名外出務工農民工進行的調查顯示，67％的外出農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學歷，月工資1000元到3000元的農民工比例為73％，總體收入水平并不高，農民工漲薪的愿望強烈。
不少受訪農民工說，最近幾年，自己的工資確實有增長，但有的企業卻想出“以計天工資代替計件工資、延長日工作時間、取消雙休日”等各種“怪招”，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一些建筑工地上的鋼筋工、水泥工、鋼模工，勞動強度都很大，“天天一副倦容，滿臉都是憔悴，工資高風險也很大，企業用工環境亟待改善。”
重慶銅梁區農民工黎建忠常年在山西太原的建筑工地干活，他告訴記者：“老板拖欠工資總能找到理由，有時會說工程隊效益不好，工資過年后再發；有時會只發一半錢，另一半過年后補發，目的就是想套住你，迫使你第二年還得回到工地打工。咱農民工不僅希望漲工資，也希望企業能規范用工。”
采訪中，記者發現，農民工在務工中關注的另一大問題，就是參加養老保險。農民工反映，目前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繳費花費多，成本高。一些青壯年農民工認為，社會保險要到退休后才能享受，中間隔了幾十年，還沒有參保的現實緊迫感。
在重慶墊江、璧山等地，記者采訪發現，談起不愿參加職工養老保險的原因，不少農民工向記者坦言，現在社保繳費標準高，一個月工資3000多元的工人，平均每月要繳約200元的社保費，一年下來就要兩三千元。農民工本來就不富裕，要花這么多錢繳社保，覺得不劃算。
根據測算，在重慶一些區縣，如果農民工以個人身份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最低每月繳納300多元，最高750多元，一年下來，就需要3000元到9000多元。社保繳費額度并非每年不變，一般而言，標準會根據前一年職工平均工資變化而增長。對于平均月收入只有兩三千元的農民工而言，職工養老參保門檻相對較高。類似餐飲、建筑、保潔這樣的服務行業，農民工流動性很大，不少人沒有和企業簽訂規范的用工合同，農民工社保參保情況堪憂。
記者發現，面對勞動力資源出現結構性短缺，各地已逐漸認識到“誰留住了勞動力資源，誰就留住了發展潛力”。針對農民工就業新形勢，不僅要用工資待遇留人，也要用保障福利留人，應該完善社保制度，在財力可承受的范圍內，增強養老保險對農民工的吸引力。
（本稿件由記者李松、趙宇航、周文沖、齊健、李平采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