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高級經濟學家、經濟學博士孫濤日前接受了《經濟參考報》記者的專訪。這位先后撰寫《中國金融穩定評估報告》和《全球金融穩定報告》的經濟學家表示，今年世界經濟和金融市場波動性繼續存在甚至會增大，主要經濟體的寬松貨幣政策會導致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
美國經濟難與世界經濟長期“脫鉤”
《經濟參考報》：您對2015年的世界經濟有何期待？IMF等機構已經不是近年來第一次下調世界經濟增速預期了，大家對世界經濟的期待為何會被事實證明過于樂觀？
孫濤:2015年，世界經濟主要特點是經濟和金融市場波動性繼續存在甚至會增大。近年來IMF連續下調世界經濟增速預期，既與各國結構性改革遲滯有關，也與IMF的偏樂觀情結有關。包括IMF在內的許多機構和個人，經常把預期中的改革與調整放在預測框架內，而各國決策者的人性弱點——盡可能采取權宜之計而把棘手問題往后推——決定了累積的問題無法被解決，實際經濟增長率便不斷比預期要低。
《經濟參考報》：與歐元區等經濟體相比，美國從上輪金融和經濟危機中走出陰影的速度更快，美國經濟吸納危機沖擊的能力更強，原因何在？美國經濟目前復蘇有力，但能夠與世界經濟長期“脫鉤”嗎？
孫濤:美國經濟吸納危機能力強的原因有二：一是美國企業和居民基本沒有剛性兌付——欠債就必須還錢，還不了就破產倒閉或出售各種資產來償還。這個機制決定了美國的經濟體系總能淘汰落后產能，能夠讓生產率高的企業和有競爭力的個人脫穎而出。二是美國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美元儲備地位、發達的金融市場和強大的美聯儲。這些因素幫助美國在危機時刻能夠出手使用大多數國家難以使用的政策（如量化寬松政策），規避大多數國家難以規避的風險（如資金外流風險）。
美國經濟不會與世界經濟長期“脫鉤”，這是由美國與其他經濟體的貿易金融聯系決定的。但是，目前的“脫鉤”與2008年至2010年討論的發展中國家經濟與陷入危機的美國經濟“脫鉤”是不同的。目前美國經濟的“脫鉤”能力要強于幾年前的發展中國家。
全球再寬松導致貨幣競貶
《經濟參考報》：今年全球多個重要經濟體的寬松貨幣政策將把世界帶往何方？在貨幣競爭性貶值風險抬升的背景下，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正常化步調是否會延緩？這股全球貨幣政策寬松大潮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緊縮趨勢形成逆流，對中國經濟增長、金融改革和金融安全又意味著什么？
孫濤:主要經濟體的寬松貨幣政策會導致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以鄰為壑的問題加劇。美聯儲的貨幣正常化主要取決于美聯儲對國內經濟金融形勢的判斷，雖然美元升值對美國出口有負面影響，但美聯儲不會因為別國貨幣貶值而停止本國貨幣正常化的步伐。而且，在美歐日的政策分化中，美聯儲提高利率對全球資金流動的影響更大。因此，中國將面臨資金外流、人民幣貶值壓力、國內流動性緊縮和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的風險。
《經濟參考報》：全球經濟在2015年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么？這些挑戰能夠用貨幣政策獨力解決嗎？如果不是，貨幣政策應該與其他政策有怎樣的“合奏曲”？
孫濤:全球經濟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依然是如何推動實質性結構改革，諸如人口結構、剛性兌付、勞動力市場彈性、過剩產能壓縮等。這些挑戰絕非貨幣政策這類短期宏觀經濟政策所能解決。
貨幣政策至多能在一段時間內創造一個穩定的改革環境。但如果改革在此窗口得不到實質推進，最終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果會不斷下降，最終迫使結構性改革在更為艱難的環境中推進，從而再次加大危機風險。
《經濟參考報》：您對2015年中國經濟的前景如何看待？主要風險點和應對之策又是什么？
孫濤:中國面臨的系統性風險來自于四個因素的疊加：房地產價格下跌、企業和融資平臺償債困難、地方政府賣地收入驟降和GDP增長率下降。這幾個因素共振觸發的系統性風險是對中國經濟金融穩定最大的挑戰。而可能促發這些風險形成共振的便是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中國面臨著由美聯儲貨幣政策緊縮導致的全球流動性緊縮而形成的非線性風險。因此，避免和打破上述風險因美聯儲貨幣政策緊縮而形成共振與系統性風險，將是中國決策者面臨的巨大考驗。
人民幣仍將承受貶值壓力
《經濟參考報》：近期人民幣匯率對美元匯率承壓下行，您對人民幣匯率今年的走勢如何判斷？
孫濤:導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的主要因素包括：
一是去年7月以來，美元不斷走強，而盯住美元的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幅度甚至達10%以上，日元、歐元和其他貨幣對美元的貶值客觀造成人民幣有效匯率上升，目前的人民幣貶值是降低對其他貨幣大幅被動升值的正常反應，也有助于避免出口競爭力過度受損。
二是近來資本流出規模較大，外匯儲備下降，客觀上形成貶值壓力。
三是從趨勢看，日本和歐元區的量化寬松政策會繼續推動日元和歐元對美元走貶，從而形成對人民幣走貶的預期。人民幣將會繼續雙向波動，并會加大波動區間。去年的人民幣對其他貨幣被動升值、歐元區和日本量化寬松政策導致的歐元和日元貶值預期、國內經濟下行和資本外流壓力，客觀上會給人民幣帶來一定貶值壓力。
《經濟參考報》：人民幣國際化不斷推進，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這些IM特別提款權籃子貨幣的國際化之路可以給中國提供什么經驗？
孫濤:人民幣國際化有兩個主要好處：一是中國可以獲取鑄幣稅，提升國際經濟金融政策話語權和提高制定國際游戲規則的能力。二是規避現行以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的風險，如美元泛濫（緊縮）導致的資本流動波動、匯率過度波動、被動積累或出售外匯儲備、信貸伸縮及金融失衡和快速調整。
美元等國際儲備貨幣的國際化道路說明，一國貨幣要成為儲備貨幣，關鍵是該國能夠承受由儲備貨幣地位所衍生的最主要成本——資金大進大出所導致的經濟金融失衡和危機。如果一國具備承擔和控制危機的能力，則儲備貨幣的道路和地位就堅實。而支撐抵御危機能力的兩個主要因素便是龐大的金融市場、政策與市場主體的市場化程度。因此，在利率、匯率、國有企業、金融領域取得的市場化改革進展越扎實，人民幣將來成為儲備貨幣的可能性越大，抵御危機和消化危機的能力越強，人民幣儲備貨幣地位越長遠持久。真正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的根本政策是扎實擴展金融市場、增強政策與市場主體的市場化程度，切實培育資金大進大出時吸納沖擊和消化危機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