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引得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互聯網巨頭相繼落子布局的互聯網醫療，卻遲遲未能真正走入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
不久前，重慶市民雷浩然的孩子出現咳嗽、發熱等癥狀，他擔心看病麻煩，按照網絡在線醫生的建議，給孩子吃了兩天感冒藥和抗生素，癥狀沒能緩解，反而加重。隨后，孩子在醫院被診斷為肺炎，必須住院治療。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發現，低門檻導致這一行業魚龍混雜，誤診現象時有發生且維權困難，讓很多患者感到“通過網絡看病，心里不踏實”。
與此同時，一些醫院反應冷淡，缺乏與企業合作的動力與興趣，以及互聯網醫療企業身份尷尬，遭遇信息壁壘等問題，也阻礙著這一產業的發展。
行業魚龍混雜
互聯網醫療行業過低的準入門檻和規范缺失，導致投資該行業的企業良莠不齊，一旦發生誤診等醫療糾紛，患者維權無門。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手機上隨機下載了幾款醫療軟件，有的軟件比較規范，在線解答的醫生標明了姓名、工作單位、專業等信息，但也有不少軟件信息缺失。記者在一款軟件中嘗試輸入一個皮膚病方面的問題，得到的答復卻源自一位耳鼻喉科醫生，繼續追問后再沒收到回復而且不少醫生都是簡單詢問患者情況后就做診斷、開藥方。
第三軍醫大學新橋醫院血液科副主任高蕾表示，很多疾病的癥狀、原因復雜，且患者個體差異明顯，需要望聞問切和專業儀器輔助，單靠互聯網平臺的簡單交流容易誤診，該行業魚龍混雜的現狀無疑將這一風險放大。
互聯網健康咨詢和診療之間的界限非常模糊，存在著“身份尷尬”。在醫院內的診療活動，如果出現醫療糾紛，醫院通常不會讓醫生獨自面對，而是出面協調解決。而在線問診中一旦發生醫療糾紛，則有可能出現醫生“裸奔”的現象，醫院不會為醫生承擔法律責任。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教授譚啟平說，患者到醫院就醫，醫患雙方即形成法律意義上的合同關系。但用戶在互聯網醫療客戶端上獲得的處方卻沒有明確的法律規范，一旦出現誤診或用藥問題，患者將陷入維權困境，很難找到責任主體。
上海醫庫軟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涂宏剛說，現行《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和《互聯網醫療保健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法規條例，均未涉及互聯網醫療行業。
此外，目前網上治療的醫保報銷政策處于空白階段，也導致病人對于網上診療的接受度較低。
醫院反應冷淡
在互聯網醫療領域，無論是預約掛號還是健康管理，核心資源都是公立醫院和醫生。但記者采訪發現，許多公立醫院與企業合作動力不足，企業無法與現有醫療資源有效對接。
“盡管各級主管部門比較支持，但公立醫院普遍缺乏合作興趣。”掛號網CEO廖杰遠說，在企業市場推廣過程中，不少醫院管理者甚至認為掛號難、看病難是老百姓的事，與醫院無關。與企業合作會增加醫院的工作量，還可能出現一些問題。例如與網絡預約掛號企業合作，如果患者通過網絡預約成功而沒有到醫院看病，將會增加醫院的服務成本。
對此，浙江省人民醫院院長黃東勝表示，醫院如果與企業合作，比如允許醫生到網絡問診平臺工作，在政策監管空白的情況下，要面臨較大的誤診糾紛風險。而且醫院平時業務量很大，這勢必會影響醫生在醫院的正常工作；如果與智能醫療硬件企業合作，則會增加很大一部分設備成本，按照目前的醫療價格體系，醫院無法彌補該成本支出。同時，很多醫院都有自己的預約掛號平臺，所以不愿意與掛號網站合作。
益體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周钷表示，目前民營醫院的配合度最高，因為他們需要挖掘線上用戶，為患者提供差異化服務。但我國醫療資源配置極不平衡，公立醫院擁有絕大部分專業設備和高水平醫師。由于長期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有些院方認為沒有必要通過互聯網開拓患者資源，甚至認為企業是和醫院搶飯碗的，在缺乏政策推動和頂層設計的情況下，公立醫院不可能有足夠動力。周钷說：“很多醫院還是想獨立搞一套，例如醫院自己搞預約掛號系統、健康管理系統，但這大多是孤立的、封閉的。”
浙江省衛生信息中心主任倪榮表示，由于無法與現有醫療資源有效對接，目前的互聯網醫療服務，無論是預約掛號、問診還是買藥、支付，都只是“在醫療活動的外圍晃蕩”。
深陷“身份尷尬”
多位企業負責人反映，目前有關部門尚未對互聯網醫療企業予以資質認證和經營許可，這種尷尬身份往往讓有意與互聯網企業合作的醫院“望而卻步”。同時，無處不在的信息壁壘也阻礙著這一產業發展壯大。
“好大夫在線”創始人王航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他們在與全國各地的醫院洽談業務合作時，經常被院方提出的兩個問題“難倒”：一是公立醫院與互聯網醫療企業合作，是否有政策支持；二是互聯網醫療企業并未獲得資質認證，醫生參與健康咨詢是否屬于非法行醫。一些醫院因企業資質認證問題拒絕合作，并明令禁止醫生進行互聯網咨詢服務，或參加企業組織的健康管理、慢病管理系統。成都影泰科技CEO徐宇表示，在其遠程醫療服務推廣初期，絕大多數醫院都存在“抵觸心理”。
由于醫院拒絕合作，企業往往選擇繞過醫院，直接與醫生本人聯系。不少醫生在未經醫院允許的情況下加入健康咨詢平臺或健康管理系統。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賀娟認為，我國目前的執業醫師法規定，醫生是“單位人”必須定點執業，只能在其供職的單位提供醫療服務或得到單位許可進行院外診療，而互聯網醫療企業不具備醫療機構資格，醫生參與網絡問診是否存在非法行醫嫌疑，現在還沒有界定。
同時，信息壁壘也已成為產業發展的重大障礙。阿里巴巴“未來醫院”負責人表示，由于無法打通醫保信息系統，目前該平臺只支持自費用戶，無法支持醫保結算，“未來醫院”要惠及大部分老百姓還任重道遠。“掌上藥店”手機客戶端創始人王浚海說，國家藥品監管碼對于醫藥電商非常重要，用戶可通過掃碼來辨別藥品真偽，但目前卻并未向醫藥電商開放，非常影響用戶體驗。
此外，北京衛計委副主任鐘東波認為，互聯網醫療的發展意味著醫療體系從封閉走向開放，患者隱私數據將面臨較大風險，保障信息安全將成為互聯網醫療行業面臨的挑戰。目前不少企業尚處于起步階段，但已經收集了海量用戶的健康數據，企業在信息安全防護方面的投入普遍不足，健康數據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私密性，一旦發生大規模信息泄露事故，將給行業發展帶來毀滅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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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應授予互聯網醫療行業資質許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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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趙宇飛/重慶報道 |
針對互聯網醫療產業目前存在的諸多問題，接受《經濟參考報》采訪的業內人士和專家學者建議，有關部門對此既不能放而任之，也不可因噎廢食，宜盡快出臺相應的政策法律法規，填補對這一產業的監管空白。在保障患者權益的前提下鼓勵創新，鼓勵公立醫院與互聯網企業合作，推動互聯網醫療與傳統醫療融合發展。
填補監管空白
記者采訪了解到，互聯網醫療產業關系到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我國宜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在保護患者權益和鼓勵創新之間尋找平衡點。2013年9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移動醫療應用監管指南》，對互聯網醫療應用進行風險評估和重點監管，并對互聯網醫療企業的準入審批、經營范圍等做出標準化要求。
美國《指南》規定，手機等移動平臺在一定情況下可作為醫療設備使用，允許醫療保健人員通過網絡平臺查看醫療圖片做出具體診斷等。英國衛生署也于去年3月推出了針對互聯網醫療應用的審核制度，所有的醫療應用必須通過衛生署的安全審核，進入其官方網站后才能向用戶發布。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教授譚啟平建議，我國宜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出臺相關政策并完善現行法律法規，對網上醫療疾病的適應癥、互聯網醫療企業的審查備案、設備技術標準、醫生資質注冊、網上醫療如何納入醫療保障體系、醫療糾紛處理、患者維權一系列關鍵問題予以明確規定，規范行業秩序，逐步改變該行業“野蠻生長”“魚龍混雜”的狀態。
以一些互聯網“輕問診”平臺為例，首先應對其可涉及的疾病種類予以限定，其次對平臺上的醫生應進行嚴格的資質審查和注冊備案，應對醫生的線上咨詢行為進行規范，應充分發揮互聯網醫療“輕問診”的優勢，對于相關疾病種類和診療規范予以明確，盡量降低誤診風險。同時，還應明確發生醫療糾紛后的責任主體及處置方式，避免患者維權無門。
一些互聯網企業負責人表示，互聯網醫療與生命健康密切相關，放而任之絕對不行，但矯枉過正也容易扼殺創新，甚至將新興產業“管死”，相關政策應努力在保護患者權益和鼓勵創新之間找到平衡點。
授予資質認證
針對企業無法與現有醫療資源對接的問題，業內人士建議，我國宜授予互聯網醫療行業資質許可，并將其納入健康產業扶持范圍。鼓勵引導公立醫院轉變觀念，推動互聯網醫療和傳統醫療的互補和對接。
上海申銀萬國證券公司分析師錢正昊建議，互聯網醫療屬于涉及群眾生命健康的醫療健康保健行業，作為牌照性準入行業，資質認證對于產業發展至關重要。在當前難以取得醫療執業資格的情況下，宜將互聯網醫療行業納入健康服務業范疇進行扶持鼓勵，明確醫生參與互聯網企業業務的合法性，將互聯網醫療企業從“散兵游勇”收編為“正規軍”，解決其“身份焦慮”和資質缺失的問題。
錢正昊說，由于公立醫院不愿意與企業合作，互聯網企業想要深度發展，目前只有兩種辦法：一是從政府渠道獲取同當地公立醫院合作的資格；二是采用市場方式參股公立或民營醫院，如投資醫院的基建或購買大型診療設備等。“但這兩種方式只有具備相當資金實力和背景的企業才能做到，不利于鼓勵創業”。
掛號網CEO廖杰遠、益體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周钷等企業負責人呼吁，互聯網醫療和傳統醫療各有優勢，是互補關系，而絕非簡單的競爭關系。宜從國家層面認可互聯網醫療在預約掛號、慢性病管理等方面的優勢，引導公立醫院轉變觀念。
四川省衛計委主任沈驥建議，政府部門可首先引導公立醫院放開慢病管理、康復項目等部分安全性可控的醫療服務項目，讓企業能夠參與進來，讓非專業的患者和家屬都可以借助互聯網醫療設備做專業管理。四川省將在2015年確定兩家大醫院，選擇一些容易在網上管理的常見病進行網上診療試點，根據試點情況推廣至其他醫院。在基層醫療機構，可以將一些互聯網醫療產品作為公共衛生服務的補充予以扶持。
推動信息共享
寧波市衛生局政策法規處副處長朱春倫認為，很多疾病的癥狀和原因復雜且患者個體差異明顯，面對面診斷都有30％的誤診率，單靠互聯網平臺的簡單交流很可能導致誤診，引發醫療糾紛。因此，傳統醫療手段依然不能放棄。
業內人士表示，互聯網醫療產業發展離不開信息共享。鑒于醫療信息的敏感性和私密性，有關部門宜通過出臺政策，建立標準體系，在平衡各方利益前提下，逐步推動醫療信息共享。同時完善現行法律法規，倒逼互聯網企業加強安全投入，嚴格保障信息安全。
浙江省人民醫院院長黃東勝建議，有關部門宜出臺明確政策，清晰界定醫療信息共享的范圍、條件，并統一數據接口和標準，逐步推動醫院醫療信息的開放和共享。
廣東省衛計委巡視員廖新波認為，多數互聯網醫療企業處于起步階段，在信息安全方面的投入非常薄弱，而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往往讓出現信息安全事故的企業免于處罰，無法倒逼企業加大安全投入。專家建議有關部門以具體政策或法規的形式，設立信息安全的“高壓線”，明確醫療信息的安全標準，對發生信息泄露的企業予以嚴厲處罰，倒逼企業提高安全意識，提高安全防護水平，也打消公立醫院信息共享的后顧之憂。
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副院長馬小駒建議有關部門出臺政策，支持傳統醫療機構加強互聯網醫療人才培養，加大投入、采取各種措施增加人才供給，完善網上健康服務管理學科體系，完善網上健康服務職業培訓體系，培養一支既懂醫療、又懂互聯網的復合型人才隊伍，推動傳統醫療與互聯網醫療融合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