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期在安徽、陜西、北京、浙江等地采訪了解到，受宏觀經濟發展速度小幅回落、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顯現等多重因素影響，各地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呈多發態勢，并有從傳統高發領域向更大范圍蔓延勢頭。
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背景下，一些民營企業因資金鏈斷裂而“自身難保”，“無錢可發”成為欠薪主因，甚至波及少數大型企業。此外，由于經濟降速、樓市遇冷，農民工工資被包工頭或建筑承包商拖欠，而建筑承包商工程款又被上游建設項目企業拖欠，許多市政建設項目企業又被當地政府拖欠，從而出現環環相扣的“連環債”。
討薪之路道阻且長
為了討薪，來自遼寧朝陽的王春義已經兩年沒有回家過年。提到過年，這位身材魁梧的遼寧大漢眼里噙著淚花。
從2012年11月開始，經熟人介紹，王春義和生金林兩人組織57個農民工從遼寧朝陽到阜新市經濟開發區參與一家公司的廠房建設。按照與建筑商口頭約定，工程結束后支付工資。工程完工后，王春義卻始終聯系不上建筑商，建筑公司辦公地點已經人去樓空。從此，王春義開始了漫漫討薪路。
王春義說要不到錢沒臉回家，“一到年關，老家里全擠滿了討薪的人，咋跟大伙交代”。
來自四川廣元蒼溪縣的李章仁、李振軍父子同樣面臨著沒錢回家過年的困境。
河南鄢陵縣“東方威尼斯”住宅項目，開發商為河南東升興隆置業有限公司，施工方為河南華安建設有限公司。“東方威尼斯”二期工程從2013年10月開工到2014年9月，有600多名農民工無法按時拿到工錢，涉及金額高達1300多萬元。
李章仁、李振軍父子被拖欠7萬多元工錢。已62歲的李章仁說，他做的是最辛苦的混凝土打灰的活，辛苦一年什么也沒拿到。“現在身無分文。打電話給老家，老伴就問為何不往家里匯點錢，我只能答應著。馬上春節了，再拿不到錢，我們就去河南的救助站里過年。”
帶著李家父子出來打工的包工頭鄭文說，為了干這個活，他貸款上百萬元，從前年一直墊資到現在，現在都翻不了身。“看這個樣子，春節前拿到工錢的希望不大了，這個春節還不知道該怎么過呢。”
欠薪事件多發趨勢明顯
記者了解到，建筑等領域依舊是農民工欠薪“高發區”，而一些非傳統高發行業也越來越多被卷入其中，市場波動對勞資糾紛的傳導效應日趨明顯。
來自“用工大省”浙江省勞動保障監察總隊的統計顯示，近期浙江欠薪形勢總體穩定，案件發生數和涉及勞動者人數與上年基本持平，但所涉金額有一定幅度上升。安徽省勞動監察執法局局長唐正亮介紹說，近期安徽拖欠工資涉及人數較去年同期增長4％，而拖欠工資總額則同比增加41％。
近期，安徽省當涂縣一家服裝廠因經營不善瀕臨倒閉，欠下80名農民工工資120萬元，當地法院為企業聯系到買家解了“燃眉之急”。但該廠所在的大公圩地區服裝企業眾多，大多為抗風險能力差的中小型民營企業，受市場波動影響大，欠薪風險高發。
浙江省勞動保障監察總隊副總隊長陳偉介紹說，建筑業一般占欠薪事件比重為70％，而近年來制造業欠薪占比快速上升。2014年前11月，浙江制造業欠薪案件占到所有欠薪比例的49.5％，建筑業欠薪案件發生率約為43％。
“受整個經濟形勢影響，建筑業、制造業企業日子不太好過。兩者相比較，建筑業資金鏈條比較長，工資支付周期也較長，所以一般大規模爆發式欠薪發生在春節前后。”陳偉分析說，而制造業對市場波動更靈敏，資金鏈一旦斷裂就很容易出現欠薪問題。
與此同時，各地農民工非理性維權、群體聚集以及因討薪引發的惡性事件也屢有發生。2014年前11月，浙江共發生跳樓、堵路等事件約200起，同比上升10％；西安市人社部門2014年前10月處置因討薪引發的群體性突發事件21起；11月初，陜西省宜君縣一家勞務公司負責人糾集24名不明身份者打傷5名討薪農民工，曾在當地引起極大關注。
民營企業漸成新“風險源”
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背景下，一些民營企業因資金鏈斷裂而“自身難保”，“無錢可發”成為欠薪主因，甚至波及少數大型企業。
多個省市的勞動監察部門干部介紹說，目前，農民工欠薪現象在建筑、水利、公路、鐵路工程及勞動密集型行業高發的基本態勢依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一些資產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的民營企業，逐漸成為新的“欠薪風險源”。這些企業雖然規模不大，但數量龐大、覆蓋面廣，是吸納就業能力最強的“金字塔基”，即使其欠薪單筆數量和涉及人數不多，但一旦呈“多點開花”態勢，對經濟社會基本面的傷害極大。
北京市人社部門相關統計顯示，近期加工制造、餐飲服務等行業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拖欠工資問題明顯增多。“近年發生的欠薪案件，以用人單位倒閉，剩余財產不足以完全支付勞動者工資為主，惡意拖欠勞動者工資的相對下降。”長期從事農民工討薪維權的北京致誠公益律師事務所主任佟麗華表示。
“由于資金鏈斷裂，前段時間安徽文達集團員工也被欠薪幾個月。討薪的不是農民工，而是集團的工作人員，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罕見的一起企業欠薪案。”唐正亮說。
一些民營企業主則以逃匿的辦法逃避責任。佟麗華介紹說，租賃經營企業成為欠薪逃匿案件新的風險源，從各地情況看，此類企業發生拖欠甚至逃匿的案件上升幅度較大，個別城市此類案件占所有欠薪逃匿案件的七成，而租賃經營企業大多為民營企業。
政府部門相互推諉責任
王春義和生金林從2012年底開始，為討薪多次找過阜新市經濟開發區勞動局等部門，這些部門都說“管不了”。
不久前，《經濟參考報》記者隨王春義等幾名農民工一起先后來到阜新經濟開發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幾位領導都拒絕接受采訪。幾經轉折，開發區的發改局局長許青雙接受了采訪。他說，2014年9月已經以區政府的名義起訴了投資方與施工方，但法院正在搜集證據，何時能有結果他“說不清楚。”不過，根據他們掌握的情況，乙方資金并不充裕，即便法院判決生效，農民工也可能拿不到錢。
正在山西太原討薪的邵佳喜，也一樣經歷著被“踢來踢去”的命運。邵佳喜掰著手指頭說，他到太原市小店區信訪辦去過3次，區勞動局去過3次，太原市勞動局去過1次，鄉政府去過3次，區政府去過1次。“太遠了，每次都是20多人包車去，一去都是一天，每次都是絕望。”
“信訪局推勞動局，勞動局推鄉政府，把我們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他們說這是小產權房，他們管不了。”說起這事，帶邵佳喜來打工的李建憤憤不平，“我問他們，開工的時候你們都知道，我們從5層蓋到15層，那時你們怎么不說不管？”
說起這幾天的打算，李建告訴記者，還沒進展的話準備再去市政府。“我們能進得去嗎？進去之后有用嗎？”李建說著說著低下了頭。
欠薪討要陷“連環債”鏈條
在層層轉包加層層拖欠中，農民工處于“生物鏈”的最底端。近幾年，一些中西部地區和不少中小城市，熱衷于靠房地產拉動地方經濟。隨著樓市熱潮退去，許多開發商和承建商的資金泡沫像海市蜃樓一樣突然消退，被欠薪的農民工則像貝殼一樣被晾在沙灘上。
西安市勞動監察部門排查出的58個建筑施工項目欠薪隱患問題中，涉及工程款拖欠、工程款糾紛或工程量核算的達到41起，占到總數的70.7％。
“工程款問題仍是引發欠薪的主因。”西安市勞動保障監察支隊支隊長楊瑞平表示，當前墊資施工、工程項目層層轉包現象十分普遍。開發商、總包單位、勞務分包、農民工四方之間形成了3個緊密結合的鏈條。作為支付農民工工資責任主體的勞務公司，大多數墊資兌付工資，一旦前兩個環節在工程量、工程款結算中出現問題導致工程款延遲支付，勞務公司無力兌付，產生欠薪問題，處于鏈條最末端的農民工就成為風險的最終承擔者。
記者采訪發現，農民工欠薪問題往往盤根錯節，糾纏在建筑合同甲方乙方的條條款款里，像理不清的“蜘蛛網”，又像嚼不動的“橡膠糖”。更讓農民工無奈的是，欠薪的“幕后債務人”有時甚至還是基層政府。
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連環債”鏈條：農民工工資被包工頭或建筑承包商拖欠——建筑承包商又被上游的建設項目企業拖欠——許多市政建設項目企業又被當地基層政府拖欠。由于面廣量大，討薪往往陷入“死結”。
例如，受制于煤炭形勢下滑，山西一些地方財政吃緊，不少公共工程處于停滯狀態，政府成為事實上的欠薪債務人。而遼寧省有關部門的一份材料顯示，遼寧省內有的基層政府拖欠市政工程款現象嚴重，金額增多、期限延長。三家處于不同地市的民營市政公司，目前被各地政府部門拖欠市政建設工程款數額巨大，其中一家民營公司因為欠薪上千萬元，董事長已經數次被農民工堵在辦公樓里。
安徽阜陽臨泉縣是一個外出務工人員集中的人口大縣。24歲的李武已經打工六七年了，2013年他帶著十幾個人拉起了個水電施工隊承包了常州一家房地產的水電項目，談到欠薪問題，他說自己并不擔心。“現在大家都用微信、QQ，只要我們放出個風說這家老板欠工錢，其他隊的人就更不會來接活了，一傳十十傳百，他這工程除非要爛尾，要不就得給我們結清工錢。”李武說。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安徽、浙江、陜西等多地采訪了解到，很多農民工為了討回欠薪，都費盡心思、窮盡辦法。許多農民工“被逼無奈”，開始利用網絡新媒體曝光等“巧辦法”，農民工討薪呈現新特點。
在廣東順德一電子公司打工的王燕說：“幾百個人去政府門口鬧，不僅會招來公安，而且這么多人在順德不能回家，成本也高，還不如選幾名代表留在這跟老板談，我們其他人都上網發帖子、發微博，找媒體、大V，只要被他們關注，領導就會重視了。”
除了借助網絡、社交媒體等新興載體，一些激烈維權案件也出現組織化苗頭。年末討薪案件里的一些非理性維權中常常出現“老鄉”身影，煽動還是協助性質較難區分。浙江省勞動保障監察總隊副總隊長陳偉告訴記者，在基層處理案件過程中，部分非理性維權事件是由一些較有“經驗”的“老鄉”煽動引發，甚至他們還在其中起到了組織策劃的作用，有些還從中牟利，增加了基層處置難度。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農民工討薪而索要工程款的情形也開始增多。2014年9月，許某等20余名農民工圍堵浙江新捷建設有限公司安吉縣豐華天逸城項目部討薪，湖州市安吉縣勞動保障監察大隊調查發現，許某為該項目部的一個班組長，在此圍堵事件中，將員工12人虛報成20人，還將工程款與欠薪混淆，希望以此拿到政府工資支付保證金。在溝通過程中，許某等人還一度試圖沖擊縣政府，并揚言到省里上訪，加大了處理難度。
相關人士建議，各地需盡快開展排查、強化監督，妥善處理年末出現的欠薪討薪案件，長遠來看，則需從創新政府監管形式、增強農民工權益意識以及發揮工會等第三方組織作用，三方著力，從源頭根治欠薪頑疾。
對政府來說，需強化監管并創新監管方式，將欠薪與企業信用掛鉤，形成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約束機制。北京市針對欠薪“重災區”建筑行業推出信用掛鉤制度，對故意拖欠工資由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其限期整改，并記入市建委行業信用系統。由于拖欠勞務分包工程款，造成農民工集體討薪事件，北京城建二建設工程有限公司2014年8月受到北京市建委的通報處罰，責令其整改3個月，改正期間，公司禁止在北京承接新的工程。
值得注意的是，惡意欠薪已經入罪，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適用仍需進一步細化，這樣才能讓法律形成威懾力。雖然時有惡意欠薪的情形發生，但現實中卻很少有人因犯惡意欠薪罪被追究責任。浙江嘉興地區一位勞動監察部門工作人員說，“應該有更加具體的實施意見，讓這個打擊惡意欠薪最有力的武器發揮作用。”
對民工來說，需提升自身素質、增強權利意識、簽訂勞動合同，改變“資強勞弱”的不公平等勞資關系，切實維護自身權益。不少欠薪討薪案件之所以久拖不決，與一些民工法律意識淡薄、沒能留下相關證據不無關系，導致后續維權難、政府處置難。北京致誠公益律師事務所的張志友說，隨著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農民工的議價能力增強，在此情況下，農民工一定要提升權益意識、簽訂勞務合同、監督企業繳納保證金，確保在企業欠薪時，可以及時拿到被拖欠的勞務費。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楊建華建議，政府應該加強對農民工的基本法律知識培訓，在務工時知道、敢于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充分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
專家還建議，應更加充分發揮工會以及一些農民工自發組織的第三方機構作用，改變勞動者對企業方的弱勢地位，通過協商談判保護勞動者權益，從源頭解決企業欠薪問題。記者注意到，一些企業內的工會組織通過集體協商等方式與企業達成一致，既可以在平時維護勞動者的利益，更可以在企業欠薪時統一行動、形成合力，確保勞動者權益不受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