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央行決定，自2015年2月5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同時，對小微企業貸款占比達到定向降準標準的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額外降低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對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額外降低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4個百分點。由此可見，央行此次降準，是采取了普降加定向降準的方式，力度之大，出人意料。這也是中國借全球寬松貨幣政策風潮的順勢而為之舉。
進入2015年后，寬松貨幣政策風潮席卷全球。先是瑞郎脫鉤歐元，再到印度、秘魯、埃及、丹麥、土耳其、挪威、加拿大等國齊齊宣布降息，再到之前歐央行啟動18個月的量化寬松政策，俄羅斯宣布降息200個基點，以及澳大利亞宣布將基準利率下調25基點至2.25%。從歐洲到北美，再到亞太地區，全球多家重量級央行相繼推出寬松政策來應對通貨緊縮風險及經濟疲弱，由此而來的“貨幣大戰”也一觸即發。
問題是，全球央行競相推出寬松貨幣政策，大搞“貨幣大戰”，
通過貨幣貶值刺激經濟，這些政策會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作用，仍不得而知。可以說，通過貨幣貶值刺激經濟是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但該理論的缺陷就在于，把復雜的社會經濟問題簡單地歸結于一個因素，就是貨幣的發行量，從而排除了影響經濟的其他多種因素，這使其理論只能在特定經濟環境約束下才能發揮效用，不可作為長期的政府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回歸到現實經濟中來看，2008年金融危機，將歐美日發達經濟體拉入衰退的“泥潭”。為應對危機，發達經濟體央行連續采取價格寬松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向市場增加貨幣供應量，試圖通過貨幣貶值刺激經濟，這是凱恩斯經濟理論在新形勢下的具體實踐。但其結果是，除美國外，其他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并未有多大改觀，失業率也并未有多少下降，而流動性泛濫卻通過資本外流進入新興市場經濟體，從而引發新興市場經濟體價格上漲，并面臨沉重的通脹壓力。
可令人不解的是，明知通過貨幣貶值刺激經濟這條路會越走越窄，但截至目前，發達經濟體央行仍在走，并且帶動新興市場經濟體緊隨其后。筆者認為，競相貶值如果作為一種貨幣戰略來審視的話，一定要為經濟的真正穩健增長服務，并且，更需要從需求、供給、經濟轉型以及結構性改革等多方面入手。正如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史蒂芬·羅奇所言，量化寬松的影響取決于貨幣政策的“3T”，即傳遞(Transmission，貨幣政策影響實體經濟的渠道)、牽引(Traction，經濟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和時間一致性(Time
Consistency，當局實現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等具體承諾目標的堅定信心)。但基于“3T”的分析表明歐洲央行應該三思而后行。在量化寬松時期，貨幣政策撕去了紀律和連貫性的偽裝，從而將經濟帶上了惡性循環的軌道。特別是全球寬松政策對新興市場而言更是利大于弊，因為這會抵消美聯儲收縮貨幣供應量帶來的影響。假如美聯儲加息，那么新興市場貨幣兌美元會不斷貶值，這從長遠看，根本不符合各國貨幣戰略所要達到的目的。
再看中國，去年至今，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比較有代表性的指標包括不斷走低的PMI指數、CPI、PPI和繼續減速的房地產投資等，同時，市場利率面臨上行壓力。于是，央行通過降息、定向降準、公開市場操作以及啟動SLO、SLM、MLF等流動性管理工具，進行預調微調來維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松緊適度，降低市場利率和企業的融資成本。另外，我國面臨的國際收支情況也已較過去有了很大的變化，目前雖然經常項目還有順差，但資本與金融項目已經出現逆差，外匯占款變化已經不再是創造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在這樣的背景下，有必要通過降準來提高貨幣乘數，并配合其他貨幣政策工具，來保持廣義貨幣的合理增速和適度的流動性水平，保證貸款和社會融資規模的平穩增長，支持小微和三農等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進一步體現了繼續加大對調結構、轉方式的金融支持力度。由此可見，從降息、降準這個總趨勢講，中國央行似乎與全球央行行為方向一致，以求借全球寬松風潮順勢而為，但從產生的實際效果看，要比全球其他央行寬松政策效果要好得多。因為，只要是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的要求，通過這些政策的貫徹執行，我國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能走出通縮“風險區”，逐步進入經濟新常態所追求的增速適宜、結構優化、物價穩定、社會和諧的“安全區”。所以，下一步，重中之重就是需要引導降準所釋放的資金真正用于支持實體經濟，讓貨幣政策在能夠托住經濟穩定增長底線同時，更好地促進調結構、轉方式以及經濟質量提高。同時，降準的寬松政策措施，也將意味著人民幣匯率進入貶值通道，但在當前各國貨幣大幅度貶值不利于中國出口復蘇的環境條件下，人民幣匯率適度貶值對穩出口有益。不過，中國絕不能走參與競爭性貨幣貶值的路子，還是要確保人民幣匯率在不斷增加彈性基礎上，保持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為穩增長提供良好的匯率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