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今天(1月23日)從有關方面獲悉,網絡安全法專家意見稿正在起草,有望近日出爐。據相關起草人士透露,意見稿對網絡取證進行了規范,這對于打擊網絡犯罪行為,規范網絡空間將起到重要作用。
“大力有效打擊網絡犯罪,制定網絡取證和執法規范是十分必要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物證技術鑒定中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證據學研究所研究人員、首都互聯網協會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謝君澤今天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一些網絡技術經實踐檢驗確實可以有效地打擊網絡犯罪,尤其是網絡色情犯罪。但網絡電子取證偵查執法等手段不能濫用,只有在法律明確授權的情況下,才可以更好地發揮其應有作用。
打擊網絡犯罪要靠政企聯手
謝君澤分析指出,當前我國網絡違法犯罪由集中式向分散式發展。以網絡色情為例,原來是開一個網站,所有人遠程一起看。但是現在發展成分散式,其特點是網絡違法犯罪變成了P2P(點對點)形式。比如,利用微信、陌陌等網絡軟件進行招嫖。
針對這種分散式的網絡違法犯罪,謝君澤認為必須政企聯手打擊才會有效,甚至很可能要采用以互聯網企業為主的方式,而政府則是發揮指揮棒的作用。集中式的網絡違法犯罪比較適合由政府集中力量去打擊,而這種P2P網絡犯罪分散于網絡空間的各個角落,不是集中的,一鍋端的方式顯然不可能。
采訪中,記者了解到,以往實踐中,以互聯網企業為主的打擊網絡犯罪的方式曾有過很好的效果。以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為例,在這部電影上映前,有關方面特別擔心盜版問題,于是邀請一家網絡公司合作,約定電影上映兩個月內,如果發現網上有盜版播放,就由該公司發起泛洪攻擊封堵盜版網站。結果是確實有效打擊了盜版行為。
犯罪偵查執法手段應當升級
線上作案線下逃竄,網絡違法犯罪這種特有的表現形式,使得打擊手段必須由事后打擊變成實時打擊。
“如果還用傳統方式,等作完案再去查處、去抓捕,顯然在網絡違法犯罪中是十分困難的,也不符合犯罪偵查規律。這也是目前打擊網絡違法犯罪效果不顯著的原因之一。”謝君澤認為,應當考慮升級一些新的偵查執法手段,尤其是實時偵查執法手段。“比如說,網站那邊正進行脫衣舞色情表演,這邊發動網絡泛洪攻擊把帶寬占滿,讓色情網站無法運行。再比如,對于一些非法網站,雖然找不到其具體位置在哪兒,但采取封鎖手段進行網絡過濾,使其無法登陸。”謝君澤說。
“由于犯罪與偵查(或者執法)具有對稱性,隨著犯罪手段的升級,相應偵查執法手段也必須升級,比如網絡追蹤、網絡過濾、網絡封堵這些技術手段。但是這些手段目前嚴格意義上講都還不屬于法律上的偵查措施和行政執法措施,怎么規范使用這些手段,無疑是一個重要法律問題,而目前我國在這個領域仍是法律空白。”謝君澤指出,除了刑事案件,一些網絡行政執法部門的執法手段也需要進行完善的制度設計,比如可以考慮網絡執法的決定權與執行權分離。由主管部門就職權范圍內的案件先作出行政違法決定,然后交給公安等網絡保衛部門去執行,這也是可行的。除此之外,還有一系列其他問題。比如什么情節可以用?再比如對于國外網站能不能用這些手段?這涉及到網絡主權和國際法問題。
網絡取證確保真實性合法性
怎樣能保證網絡電子數據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與合法性?這無疑是個關鍵問題。
有業內人士介紹,最早的時候,網絡取證就是將網頁拍照截圖打印出來,相關部門簽字,就可以作為證據了。由于這種方式有時候無法保證證據的原始性與真實性,于是實踐中就采用由一個人操作、另一個人拿錄像機拍攝,最后把錄像刻成光盤的方式確定證據。再后來,開始采用錄屏(屏幕錄像)的形式。但這些方式仍然無法解決電子數據的真實性問題,因為取證時沒有確定這些電子數據是從哪來的,電子數據是否為原始數據。據了解,目前相關部門已經開始采用抓包技術進行取證,就是把取證時的電子數據流數據包全部抓下來進行固定。
“在電子證據領域,有一個十分特別的證明問題,就是數據—機器—人的同一性問題。”謝君澤說,“抓取了數據,怎么知道數據是從哪個電腦來的,那個電腦里的數據怎么證明就是我的?這是電子證據的關聯性問題。因此,在網絡取證時,不僅要對涉案數據進行提取固定,還要對數據的來源信息進行固定,比如說域名、IP地址等等。此外,在網絡公證時,公證員往往就是通過截屏、錄屏等方式進行網絡取證。但是,目前已經出現在有些案件中,懂技術的律師現場演示了域名掛鉤,即律師在法庭上現場演示輸入某域名但訪問的卻是另外一個假網站。這就使得網絡公證證據很難采用。這也說明了制定網絡取證規范的必要性。”
至于電子證據合法性的問題,在謝君澤看來,就是要解決“誰來做、誰有權做、按什么程序做”這些問題,這些都應該在網絡安全法中得以體現。
“網絡社會應該有一個基本法,網絡安全法應該擔負起這個角色。”謝君澤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