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當你在飯局上自我介紹自己是一名記者時，收獲的不一定是尊敬的眼神。當聯系采訪時，對方往往會多問一句“收費嗎？”
無冕之王的光環仍然閃著金光，但這金色卻令人略顯窘迫。
從編輯再次成為記者的半年內，感受到的采訪環境已經和十多年前我初出茅廬時迥然相異：“有關部門”對記者的“防范”越來越嚴；獨家越來越少；別有用心的爆料越來越多；好心的開始未必會帶來好的結果……但新聞永遠在那里。再過50年回頭看的話，2014年想必是個無法忽略的年份。
這一年，在我所負責的領域，被廣大網友和新聞人腹誹的國家發改委，大力而堅決地限制了自己的行政權力，且在年終會議上對被帶走調查的十多位前任官員毫不諱言。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今年9月的一次發改委例行發布會上，一位后來被調查的價格司官員最后一次以現任官員身份出現在公眾面前，語言風格十分豪放。會后本想與他交換名片，最終在同行的重重包圍下未遂。此后不到一周，這位官員就被帶走調查。得知這一消息的那刻，忽然有了一種我正在經歷歷史，且是變革中的歷史的激動感。這一感受與十多年前，我報道上海市對高級人才放開戶口限制的那一刻竟頗為相似。
也正是這種親歷感，支持我從一名小記者開始，一直不曾離開。在媒體人紛紛轉型的當下，在清華五道口媒體EMBA班面試時，面對考官問我是否會轉行的問題，我毫不猶豫地說了“不”。或許改行會帶來更好的收益，更多的空閑時間，但再也不會如同現在這樣體會到親歷歷史的激動。
白巖松曾因寫到自己是坐在“觀眾席第一排”而被人訕笑，但新聞人應該不難理解他企圖表達的意思——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我們有幸站在事件發生處，近距離觀察和報道事件，聆聽相關領域專業人士對此的解讀，這本身就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在這一年，我的同行們同樣讓我十分激動。我的同事王文志先是采寫了《華潤電力并購金業項目被指數十億國資流失》一稿，后又以公民個人身份實名舉報華潤董事長宋林；年輕的記者駱珺在悉尼度假時正值人質劫持事件發生，她穿著人字拖就沖到了“國社”現場工作區增援；即將退休的老記者湯計為推進呼格案十多年來上下奔走最終獲得遲到的正義。
作為新華社的一名員工，我和我的同事們親切地稱我們所服務的單位為“國社”，不僅因為這個名字聽著很“新媒體”，也因為“國”字背后所蘊含的意義：我們不是自媒體人，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代表著責任與義務，我們負責報道新聞，我們有幸記載歷史。這是我們的驕傲，更是我們的光榮。
新聞人必看的“雞血劇”《新聞編輯室》里有一句話我記憶猶新：“There is news happening
right in front of me。It’s my responsibility to report it。
”（當有新聞發生在我面前的時候，報道它是我的責任）。為了這份責任，我想我一直會在這里守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