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會場照片 資料照片 |
2014年11月1-2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和德國國際合作機構合作召開了以“走向新常態的新興經濟體”為主題的2014’新興經濟體經濟政策論壇。來自中央相關部委、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和27個省市自治區，以及德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土耳其、新加坡、泰國、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國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經濟委員會、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的專家學者400余人參加了論壇。與會專家就走向經濟新常態的轉型與改革進行了深入討論。
走向經濟新常態關鍵在深化改革
與會專家對經濟新常態的內涵從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但普遍認為，走向經濟新常態關鍵依靠改革和結構調整。
1.關于經濟新常態的理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認為，所謂新常態，一是過去粗放增長模式下所積累的結構矛盾和財政金融風險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二是新的增長動力和增長模式基本確立。
中改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所謂經濟新常態，不僅僅指短期，更重要的是反映長期：從短期看是個速度問題，從長期看是個結構問題、發展方式問題。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宋立認為，國際經驗表明,新常態是未來一個新階段的一般性的特征，經濟高速增長以后，減速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并不意味著高速增長的永遠結束；從增長速度看，由于中國經濟具有工業和出口比重高的特征，經濟將會出現減速，但不會出現大幅度下降；從內部看，中國是一個雙重“二元結構”，這兩點決定中國經濟不會出現折疊式下降。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認為，新常態經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是靜止不變，它既不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長，但也不允許經濟大幅度的下調，而是經濟的全方位轉型升級：一是增長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轉換；二是產業結構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轉換；三是增長動力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四是資源配置由市場起基礎性作用向起決定性作用轉換。
中國企業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于吉認為，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增長模式從粗放式增長轉向創新和消費驅動增長，經濟結構從失衡轉向優化再平衡，調控從總量寬松粗放刺激轉向總量穩定、預調微刺激。
甘肅省委改革辦副主任、省政協經濟委副主任孫曉文認為，“新常態”意味著發展現狀的新變化、創新需求和正在出現的新目標，也伴隨著應對成長變化的煩惱、期待和必須的積極態度。
2.經濟新常態應建立在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上。遲福林指出，面對國內外發展環境深刻復雜變化的新形勢，要把注意力放在深化改革上，使經濟新常態建立在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堅實基礎上。
宋立認為，走向經濟新常態關鍵是改革。如果改革不到位，中國未來7%-8%的增長也很難實現；當改革與調結構取得一定的效果之后，中國經濟仍可能會繼續上升。
張占斌認為，新常態不是自然而然出現的，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促進中國經濟形成經濟新常態，重點推進結構性改革。一是要推進需求結構改革，尤其要積極尋求新的消費熱點和增長點；二是推進城鄉結構改革，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構建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三是推進區域結構改革，穩住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經濟規模，避免經濟出現“失速”；四是推進產業結構改革，構建創新驅動產業升級機制；五是推動收入分配結構改革，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3.走向經濟新常態需要打破傳統思維定式。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認為，需要通過深化改革打破思維定式：一是打破農民工市民化會加大城市公共服務負擔的思維定式；二是打破如果推進農村土地改革將會沖擊農戶在農村的經濟主體地位和18億畝耕地紅線的思維定式；三是要打破一談發展就上工業項目的思維；四是要打破允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金融機構，必然會加大金融風險的思維定式；五是要打破允許民營企業進入壟斷性行業必然會帶來無序競爭的思維定式。
4.把中國經濟新常態置于全球治理結構變革中。宋立認為，中國潛在增長率下降既是國內周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所致，也是世界經濟大背景所致。湖北省委副秘書長趙凌云認為，中國經濟新常態與世界經濟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增速換擋有國際需求下降的影響；產業結構調整也是世界第三次產業轉移的一部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認為，對中國來說，戰略對策不是自搞一套，而是考慮在原有的基礎機制上建立走向中國新常態的全球平衡機制。比如，把盡快同各大經濟體簽FTA上升為國家戰略，應該把重點轉向國際能源產區，應同海灣合作委員會(GCC)盡快簽訂FTA。
加快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新常態
與會專家認為，建立在經濟結構調整優化意義上的新常態才更可靠，中國經濟轉型重在實現由工業主導走向服務業主導，形成服務業主導的新常態。
1.從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牽動經濟社會轉型全局。遲福林指出，到2020年，中國實現由工業大國向服務業大國的轉型，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全面轉型升級。它不僅是一個經濟增長新常態的形成過程，還伴隨著經濟結構新常態、利益結構新常態、制度創新新常態的形成；不僅涉及經濟領域的改革，還涉及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的改革。實現這一轉型，既可以在結構升級的基礎上形成7%左右的經濟增長新常態，又能夠為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創造有利條件。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中改院學術委員常修澤認為，中國結構轉型必須以人為導向，建立“人本型”的供給結構，重在發展與人直接相關的服務業。
2.消費規模的擴大將為服務業較快發展提供廣闊空間。遲福林認為，消費的本質需求是服務。中國進入消費新時代，現代服務需求逐步高于傳統物質需求，已成為消費需求釋放與升級的大趨勢。一是消費結構升級帶動服務消費比重明顯提升；二是消費規模的擴大將為服務業較快發展提供市場空間。2020年服務業規模有望實現倍增。
張占斌指出，城鎮化為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重大的歷史機遇：一是城鎮化意味著大量農民變市民，為整個服務業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間；二是城鎮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以工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為服務業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三是城鎮化建設由單純的發展經濟到提供服務的轉變，也為服務業提供了制度上、政治上的支持。
宋立認為，中國城鎮化重心正從以勞動力城鎮化為主向以消費者城鎮化為主轉變，由此帶來的居民消費率提升、城鄉區域協調性增強，必然要求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和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的跟進。
3.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與制度創新成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遲福林指出，服務業供給瓶頸問題突出，根源在于服務業市場開放的嚴重滯后。當前，服務業行政壟斷的特點仍然突出，市場開放程度較低，不適應轉型升級的大趨勢。為此，應重點打破服務業領域的壟斷；盡快使社會資本成為服務業發展的主體力量；把提高服務貿易比重作為“十三五”對外開放的重大任務。
張占斌指出，中國可以在低碳、節能、環保、智慧、生態等方面展開廣泛的國際合作, 不斷降低合作的門檻, 建立負面清單制度,建設更加開放型的經濟，進一步提升中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打造“中國效益”。
走向經濟新常態的財稅體制改革
與會專家認為，推進稅收法定化進程，建立現代財稅體制，是走向經濟新常態的重要基礎。
1.財稅體制改革面臨的挑戰。魏建國認為，走向經濟新常態，財稅體制改革一定要加快，通過財稅體制改革做大做強中產階層，使中產階層成為消費的主體。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認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面臨著三大挑戰：一是部門利益能否突破的挑戰。例如，目前財政的庫銀資金沉淀了3萬億元，重新分配利用好這些資金，牽扯到一系列部門利益的突破以及中央地方關系調整；二是公共投資供給體制改革以及地方政府債務如何解決的挑戰；三是營改增的挑戰，這實質上是地方政府主體稅種的問題。營改增后，地方政府和地方稅務機構把大量的業務轉入國稅局，地方在征管上出現了大量的空白，這些問題對下一步的營改增向房地產行業、建筑行業、金融行業推進，構成很大的挑戰。
2.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倪紅日指出，現代財政制度包括現代稅收制度、現代預算制度以及現代中央和地方財政管理體制，簡單的理論概括就是60%的國際通行做法加上40%的中國國情。但中國需要吸取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訓，超越東西方傳統理論，進行制度創新，這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階段。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指出，用治理變革促進轉型發展，中央必須向地方放權，改革轉移支付制度，使地方財力和事權相匹配。
3.加快推進稅收法定化進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認為，稅收法定是建設法治中國的基礎和核心問題，依憲治國、依法治國是從稅收法定開始，無論是征收、管稅、交稅都要依法進行，不能任意而為之。在落實稅收法定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落實到人民主權上，充分體現人民的意愿，具體來說就是由立法機關說了算。例如，房產稅到底征不征，怎么征，最終由立法機關說了算。
倪紅日指出，這一輪財稅制度改革路徑的重要特點是立法先行，同時要進行一些試點。比如說在預算法修訂案通過了以后，開始制定地方政府進行發債的試點，進一步貫徹修訂的立法內容。預算制度改革要貫徹完整性、民主性、透明性，這都是借鑒國際的通行做法。
走向經濟新常態的金融體制變革
與會專家認為，加快推進金融體制改革，構建開放型金融體系，是走向經濟新常態的迫切要求。
1.經濟新常態下金融改革日益迫切。魏建國認為，金融體制改革是新時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目前，中國金融體制改革仍然比較滯后。上海自貿區是中國金融改革的最大突破口，它不單單是一個改革試驗區，不能局限于其本身，而要超越短期利益和地區利益，站在全球宏觀大視野下思考其發展定位和戰略任務。如果中國在金融領域的改革再落后的話，可能會比TTIP還要落后。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煉認為，當前中國面臨著經濟下行的壓力，要通過深化金融改革，優化金融資源的配置支持金融體系的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助理、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認為，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新常態環境下，中國金融體系面臨一定系統性風險，亟需加速推動存量金融資產證券化和建立開放的金融體系來化解風險，為經濟穩定發展提供新動力。一是推動寬度改革，核心是證券化，擴大融資的渠道，讓投資者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二是推動市場化，重點在利率市場化；三是推動國際化，重點在人民幣國際化。
2.金融改革的核心是調整金融資產結構。吳曉求認為，為了維持龐大經濟體的持續增長，金融體系必須具備兩個功能。一是必須要有良好的配置全球資源功能；二是必須要在全球有分散風險的能力。因此，中國金融改革的核心是調整金融資產結構，降低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總資產占金融總資產的比重，首先是推動存量金融資產的證券化，包括債權市場、股票市場，使現在銀行信貸資產的風險有提前釋放的機制。
3.構建開放型的金融體系。吳曉求認為，中國未來的開放金融體系，有60%應當是美國金融體系的特質，有15%是德國金融體系的特點，還有25%是中國金融體系的特點。開放金融體系的前提是人民幣國際化。
曹文煉認為，加強中國金融業國際合作，一是要保持合理的信貸貨幣增長；二是加快“走出去”，實現多層次的貨幣特色，加快人民幣國際化；三是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等政策協調；四是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治理的改革。他認為，無論是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國家還是中國，必須主動參與國際金融治理和國際金融改革。對于中國金融體系，他認為60%應有中國自己的特色，20%為美國特色，20%為歐洲特色。
朗哈默爾認為，隨著金融市場的開放，今后中國的儲蓄者是為了某種目的儲蓄，或是為投資，或是為消費，而不是把錢存在銀行里。
聯合國拉美經委會國際貿易與一體化部主任羅薩萊斯認為，服務業的開放，要明確區分金融服務和非金融服務。對中國而言，服務業市場開放、資本市場開放、利率開放是中長期的目標。中國的金融服務業應該是逐漸的開放，這樣即使出現偏差，也不會妨礙中國的經濟改革，不會給世界經濟帶來重大危機。
走向經濟新常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與會專家認為，以縮小財產性收入差距為重點，重構收入分配政策，形成中產階層為主體的社會結構新常態。
1.結構失衡與收入分配狀況直接相關。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之所以出現消費率不斷下降，儲蓄率不斷提高的情況，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出了問題。一方面，近20年來，在GDP中居民收入的占比明顯下降，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占比明顯上升。另一方面，在居民收入中，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5。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的作用，收入差距的擴大會直接影響儲蓄率和消費率。
朗哈默爾認為，收入分配的問題是一個普遍的國際性問題，在中國、德國以及在其他國家在經歷高增長之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都呈現出上升趨勢。如果今后中國的經濟放緩，收入分配的問題將不會那么突出。對于經濟增長來說，有一點財富差距是有必要的，因為富人對于投資要承擔風險。
2.以服務業快速發展帶動中產階層規模的不斷擴大。遲福林認為，未來6年，隨著服務業主導地位的確立，中國服務業就業比重有望達到50%以上，到2020年服務業就業的人口將不少于4億，由此將帶動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并形成利益結構和社會結構優化的新常態。
3.重在縮小財產性收入差距。北京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李實認為，收入差距推動著財產差距擴大，財產的差距反過來又作用于收入差距。過去10年中，中國處于一個財產不斷積累和急劇增加的過程，也是一個財產差距急劇擴大的過程，全國的基尼系數從0.54擴大到0.73。這其中，房價上漲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財產差距的擴大。中國財產差距在全球110個國家財產差距排名中靠前。
4.重構收入分配政策。李實認為，當前中國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與很多國家相比是非常微弱的，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在10%左右，而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大概是40%。為此，在初次分配領域，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要素市場環境和機制，破除市場壟斷和價格扭曲，消除市場分割和身份歧視，增加公平機會和公平競爭；在收入再分配領域，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增加直接稅的比重，特別需要征收財產稅、房產稅和遺產稅；增加社會福利項目，實現社會保障的全覆蓋，縮小保障水平的差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