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雖然公安等部門不斷加大防范和打擊力度，通訊信息詐騙卻陷入“打不勝打、越打越多”的尷尬，當前信息詐騙手法翻新速度加快，發案數量急劇增加，范圍覆蓋全國，數百萬、上千萬甚至數千萬元的大案屢有發生，詐騙數額屢攀新高。而若干詐騙團伙則呈現集團化、專業化操作模式。《經濟參考報》今日推出關注電信詐騙上、下篇，以透視電信詐騙現狀，揭秘詐騙團伙犯罪利益鏈。
“平時也聽過一些案例，了解過詐騙犯罪的方式，但當時就好像吃了‘迷魂藥’，被騙得團團轉。”年近70歲的夏繼紅說，被騙之后心里很難過、很失落，特別后悔自己沒多個心眼兒。
今年4月，居住在廣東省中山市的夏繼紅被通訊信息詐騙騙走了存折上的9000元錢。回想起當時的情況，她心有余悸地說：“騙子太厲害了，如果那張存折有9萬元，我當時也肯定全部匯給人家了。”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從最初的中獎、房租匯款，到網銀升級、郵包藏毒、退稅補貼，再到冒充公檢法人員、冒充稅務人員、偽造網上通緝令，通訊信息詐騙類型已擴展到數十種，并且從過去“亂槍打鳥、漫天撒網”向“鎖定信息、精準下套”轉變，騙術不斷翻新，欺騙性更大，靶向性更強。
發案數量年均增七成以上
雖然公安等部門不斷加大防范和打擊力度，通訊信息詐騙卻陷入“打不勝打、越打越多”的尷尬，發案急劇增加，蔓延禍害全國。
現在每次回想起被騙的過程，50歲的朱婷芳還是會陷入深深自責之中，她說：“我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當時怎么那么傻！越想越后悔，睡不著覺，每天都很焦慮。”
去年8月中旬，上海居民朱婷芳遭遇犯罪分子通過QQ實施的通訊信息詐騙，騙子盜用她在國外留學的兒子的QQ號，騙走了原本留作學費的20多萬元積蓄。
朱婷芳說，她家是工薪階層，發現被騙后，整個人都懵了。為了讓兒子完成學業，夫妻倆不得不四處借錢，沉重的負擔使得他們經常吵架，家里生氣全無，幾乎到了離婚邊緣。
記者在內蒙古的赤峰市、通遼市采訪了解到，2013年以來，當地出現大量以發放農機購置補貼名義詐騙農民錢財的案件，詐騙金額在幾百元至數萬元不等。
據辦案民警介紹，犯罪嫌疑人先以非法渠道獲取購置農機的農民個人信息，再冒充農業部門工作人員向農民撥打詐騙電話，聲稱要發放農機購置補貼，然后以銀行賬戶號碼有誤等借口誘騙受害者將錢轉到犯罪嫌疑人賬戶中。
59歲的赤峰市喀喇沁旗農民錢富貴就這樣被騙走了近3萬元。他說，自己一輩子老實巴交，接到電話的時候根本沒多想，等到發現卡里的錢沒了才知道被騙了，“接了那個電話，我可真是悔青了腸子，哪能知道他是騙子呢？”
《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深入上海、天津等多地采訪發現，通訊信息詐騙發案居高不下。有著20年從警經歷、近年來始終調研推動通訊信息詐騙治理的陳偉才說，從公安部了解的數據顯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全國通訊信息詐騙分別發案10萬起、17萬起、30萬起，年均增長70%以上。近三年來，每年通訊信息詐騙發案約20多萬起。
多地警方表示，如果算上百姓受騙未報的案件以及詐騙未遂的案件，發案量與損失價值至少翻一番。
詐騙數額屢攀新高
通訊信息詐騙泛濫的同時，被騙金額也屢攀新高。公安部向《經濟參考報》記者提供的數據顯示，近三年來，每年因通訊信息詐騙導致的民眾損失達100余億元，平均單筆金額超過5萬元。
記者調查發現，電信詐騙受害者少則數月數年收入、多則一生積蓄瞬間化為烏有，數百萬、上千萬甚至數千萬元的大案屢有發生，損失十分慘重。
以天津為例，2009年前單起案件被騙金額沒有超過百萬元的，2010年最高為260萬元，2013年百萬元以上案件達12起、最多的一次被騙696萬元，而2014年前5個月一次被騙百萬元以上的案件達4起，其中5月發生的兩起被騙金額分別高達714萬元和1290萬元。
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北京因通訊信息詐騙犯罪導致群眾經濟損失13億元，浙江近8億元，上海為5億元，重慶為3億元，天津為1.8億元，長沙為1.16億元。
發案率始終居高不下，但破案率和贓款追回率卻極低。記者從深圳、長沙等多地公安機關了解到，目前各地通訊信息詐騙的破案率不足5%，在被破獲的案件中，贓款追回率同樣不足5%。違法成本低，導致詐騙分子肆無忌憚、猖狂作案。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每年幾十萬名被騙者背后，是犯罪集團撥往手機和固定電話用戶的海量詐騙電話。公安部刑偵局在偵辦的一起專案中，五個月內就截獲2400萬個詐騙電話。360互聯網安全中心統計顯示，2013年，我國被用戶標記的詐騙電話高達7596萬個。2014年1月至5月中旬，天津警方“防范通訊信息詐騙語音反制詐騙平臺”共采集到境外呼入天津的國際主叫話單數為1410萬次，遠超正常的月均約30萬次，其中絕大部分為詐騙電話。
騙術翻新防不勝防
從最初的中獎、房租匯款，到網銀升級、郵包藏毒、退稅補貼，再到冒充公檢法人員、冒充稅務人員、偽造網上通緝令，如今通訊信息詐騙類型已擴展到數十種，五花八門、覆蓋面之廣令人難以招架。
江西省公安廳刑偵總隊副總隊長夏紅色說，當前通訊信息詐騙犯罪的騙術翻新速度快，有時甚至一兩個月就產生一種新的騙術，特別是犯罪分子針對不同受害群體、不同騙術精心設計不同的“詐騙劇本”，讓群眾防不勝防，危害性加劇。從詐騙內容看，目前主要有汽車退稅、銀聯卡異地消費、“猜猜我是誰”詐騙、短信直接匯款、水電煤通訊欠費、冒充公檢法辦案、盜QQ號冒充熟人、機票改簽等四十多種，而且手法日趨升級。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解到，當前冒充黑社會、電話假綁架等以威脅恐嚇方式的通訊信息詐騙案件數量不斷上升。在詐騙手法上，除冒充公檢法機關電話號碼，還出現了要求事主登陸虛假的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查看帶有事主身份信息的“通緝令”。一些地方還多次發生冒充紀委、組織部的詐騙案件，影響非常惡劣。有的不法分子還通過不間斷呼叫騷擾受害者手機，逼迫其匯錢了事。
同時，此類詐騙活動的騙術更加高超。部分犯罪分子不再使用“安全賬戶”“轉賬”等公安機關廣泛宣傳的敏感詞語，而是改為所謂的“資金公正比對”“銀行卡升級”“接收財政撥款后查證”等新詞，讓被害人覺得資金始終在自己的名下從而放松警惕。
多地警方表示，不法分子緊跟社會熱點精心設計花樣繁多的騙術，今年以來就相繼出現了利用馬航失聯、中央巡視組、“爸爸去哪兒”節目等最新熱點編造虛假信息實施的通訊信息詐騙犯罪活動。
針對不同騙術，詐騙團伙都會擬定一環扣一環的詐騙劇本，并對詐騙團伙的話務員進行培訓，步步設套，使群眾稍不小心就會上當受騙。很多接受過防范宣傳教育的人員也照樣上當受騙。由于目前尚缺乏綜合有效的防范、打擊手段，此類詐騙犯罪呈現出比傳銷犯罪更明顯的頑固性、反復性、危害性。
從“亂槍打鳥”到“精準下套”
多地警方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證實，通訊信息詐騙正從過去“亂槍打鳥、漫天撒網”向“鎖定信息、精準下套”轉變。
日前，在浙江蕭山打工的王女士被騙子冒充財政局工作人員以“火葬費補貼”為名騙走5萬元，而讓王女士相信對方并最終“中招”的是，詐騙分子準確報出她的姓名及孩子因交通事故死亡時間。
據多位已關押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介紹，過去他們往往用群呼、群發設備漫天撒網式打電話、發短信，成功率較低。現在逐漸發展成通過購買或利用釣魚網站、黑客攻擊、木馬盜取等手段收集個人信息，由于能準確報出姓名、身份證號甚至住址、家庭情況、車牌號等信息，詐騙犯罪得手率更高。
“QQ詐騙就是通過‘釣魚網站’盜取‘上鉤者’的賬號和密碼，然后根據聊天記錄，模仿被盜號者語氣，捏造各種緊急情況，要求親友匯款。”關押在包頭市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連長飛說。
改號軟件、偽基站等詐騙方式泛濫，使得受害者看到手機顯示的是被冒用的銀行、通訊運營商、政府部門、執法機關等熟悉的“官方號碼”，不法分子甚至還開始在電話中模擬警車警笛、電臺呼叫等背景音效使當事人進一步放松警惕。
2013年8月，南京市民魏先生收到顯示為銀行客服號碼發來的要求升級銀行卡的短信，毫無警惕的他按要求上網操作后被騙走28萬元。公安部數據顯示，近年來使用網絡改號電話作案占全國通訊信息詐騙案件90%以上。
利用大數據甄別進行源頭反制
專家認為，如果能有全國范圍的大數據進行搜集、分析，打擊效果將事半功倍。還可在及時采錄涉嫌詐騙電話信息的基礎上，推動運營商對涉嫌詐騙號碼進行源頭反制。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解到，各地公安機關在要求運營商配合攔截詐騙電話時普遍遭遇一個難題：運營商無法在海量的通訊業務中，對詐騙電話進行有效甄別，因此有的運營商拒絕對潛在詐騙電話進行攔截。
深圳市公安局民警呂福志指出，去年6月深圳市開設反信息詐騙咨詢專線通過大數據的搜集，發現打入深圳市的詐騙電話的重復率非常高，特別是郵政、銀行等社會特服號碼，經常被詐騙分子改號使用。
該專線建立了涉嫌詐騙電話號碼“黑名單”制度。深圳市公安局將號碼清單通過媒體公開發布，并發至深圳各大運營商，要求他們對清單中所列電話號碼進行技術攔截、封堵，列入黑名單進行處理。目前專線已截獲各種政府公開電話的改號變種2800個，數量還在不斷增加。
呂福志說：“我們通知運營商對相關電話號碼進行關停處置后，如果由于運營商沒有采取有效措施而導致群眾再次被騙，那么運營商就要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嚴重時可以追究相關責任人的共犯刑責。”為敦促各大運營商主動作為，深圳市公安局還曾以“運營商知而不理涉嫌共同犯罪”為主題召開新聞發布會。
此外，記者了解到，接到通訊信息詐騙報案后，公安機關需前往開戶銀行所屬地對涉案銀行賬戶進行查詢和凍結。但在此期間，仍有很多受害人被騙并向嫌疑人賬戶匯款。而當警方抓獲嫌疑人后，錢款已經大部分被轉移或者揮霍，受害人損失難以挽回。
專家認為，各地公安機關應主動擔當，由公安機關出面擔保，對涉嫌銀行賬戶進行強制凍結和贓款原路返還，有可能造成的法律糾紛由公安機關承擔，以此消除銀行的擔憂，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眾財產安全。
據悉，深圳市公安局、中國銀監會深圳監管局、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聯合制定《深圳市通訊信息詐騙犯罪案件涉案賬戶資金應急處置辦法》，對此類犯罪行為發生后不超過12小時，或者涉案資金尚未被全部轉移的情況開設“綠色通道”。在發現詐騙銀行賬戶后，第一時間對涉嫌詐騙的銀行賬戶采取“暫停支付”方式，防止嫌疑人將錢款取現或轉移。一些嫌疑人在作案賬戶被鎖定后還前往銀行申訴，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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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生積蓄只剩幾千塊，拿不出女兒的學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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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詐騙受害者心態錄 |
60歲的李鴻賓家住天津市和平區，幾十年的經商和炒股攢下了可觀的積蓄，本想用來安度晚年和留給子女，但一年前的一個電話卻徹底改變了他的生活。
2013年9月，李鴻賓接到自稱深圳市公安局民警的電話，通過查號臺確認對方打來的座機號碼屬于深圳市公安局后，李鴻賓對其深信不疑。
“民警”在電話中告知李鴻賓涉及重大詐騙案件，要求其將所有資金全部匯入“安全賬戶”，配合進行“資產審查”。按照對方指示，李鴻賓共將655萬余元資金匯入詐騙分子賬戶。
李鴻賓說：“遭遇詐騙后，家里只剩下幾千塊錢，我連女兒在廈門上大學的生活費和回家路費都拿不出來了；老婆也離家出走，還提出要離婚，我的家庭完全被毀了！”據辦案民警介紹，老人發覺受騙后精神備受打擊，經常給民警打電話哭訴，一打就是一個多小時。
記者在多個省份采訪時看到，一些受害者被騙后陷入常年的懊悔和自責中，痛不欲生，有的難以承受沉重打擊一蹶不振、一病不起、家庭破裂。
74歲的楊衡興家住廣州市，是教授級高級工程師。退休后的楊衡興喜歡旅游和著書。他說，兒女都不在身邊，自己孤身一人，本以為余生會在山水和書本間平穩度過。然而，老人于2013年10月遭遇冒充公檢法工作人員的通訊信息詐騙，48萬元的積蓄、人身保險被一騙而空。
楊衡興沮喪地說：“這48萬元可是我的全部積蓄，全泡湯了！”現在，楊衡興完全靠退休工資過活，生活還算有保障，但他憂心地說，真不知道那些生活沒保障的人被騙了會慘到什么樣子。
記者采訪了解到，作為一種主要通過電話實施的非接觸型詐騙犯罪，通訊信息詐騙的犯罪對象并沒有明顯的指向性。無論是公務員還是普通群眾，家境富裕還是貧病交加，只要有機可乘，詐騙分子都會盡其所能地將受害者的財富“吃干榨凈”。而此種掠奪式的詐騙對老年獨居者、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是最大的。
以天津市為例，2011年，天津市紅橋區一名寡居老人，被騙了60多萬元，其中包括其畢生積蓄30萬元，以及把房子典當之后的30多萬元，沒了“棺材本”的老人終日以淚洗面；天津市南開區一名50多歲的老知青，一輩子積攢的24萬被騙走，一直在懊悔自責的狀態下生活；天津市東麗區華明鎮一位農民剛獲得拆遷補償款，正準備用于購買房子時卻遭遇了通訊信息詐騙，30多萬元被悉數騙走，全家人居無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