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依法治國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依法治國作為治國方略在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執政時就已提出，但作為黨的重要會議的議題專門研究，在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
專家認為，隨著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全文發布，高層高調推進法治的兩方面意圖逐步清晰：政治意圖主要在于打破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經濟意圖則是為下一步的經濟改革和結構調整“攻關”。
利好 一次良性的供給沖擊
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期間，恰逢中國第三季度經濟數據公布，其中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7.3%，創下2009年二季度以來22個季度的新低。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表示，三季度增長速度回落既有去年同期對比基數比較高的原因，也是因為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超出預期。
“雖然必須轉向內需型增長的大調整方向早就被提出，但就是沒有被認真實施，所以真正意義上的結構調整直到今天也沒有發生，這就醞釀著很大的風險。”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表示。
如何更好更快地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和重大任務。這看似與經濟增長關系不大，實則是為結構調整掃清前進的障礙。
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蘇劍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開出的一劑良方，是為當前中國經濟徘徊不前開下的一劑猛藥，必將對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而積極的影響。
他指出，一方面，依法治國將有助于降低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中的交易成本，使經濟和社會運行更加順暢、更有效率，節約了社會資源，減少了不必要的資源消耗。全會提出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是保障人權、限制公權、將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具體舉措，必將降低市場主體的運營成本，促進市場競爭更文明、更公平。另一方面，依法治國將是社會經濟激勵機制的撥亂反正，將有助于轉換經濟增長方式，導致中國企業家群體的轉型升級。企業的經營活動將從尋租向生產和正常創新轉換，企業家群體將從尋租式企業家向創新型企業家轉換。企業家群體的轉型升級同時也意味著中國企業界的一次重新洗牌，資本市場上或會出現兼并重組的高潮。
“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激勵機制的撥亂反正，對于整個經濟來說，相當于一次巨大的良性供給沖擊，對于宏觀經濟來說具有刺激經濟增長、降低通貨膨脹的作用。”蘇劍說。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說，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法治經濟，通過法治規范市場競爭秩序能夠使各類市場主體平等參與競爭，可以降低企業的運行成本，為各類所有制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耶魯大學教授史蒂芬·羅奇也稱，推進法治旨在排除改革重組中的既得利益干擾，避免地方政府權力的分散和濫用導致的資源錯誤配置和扭曲激勵機制。
難點 將權力關進制度籠子
國慶前夕，位列全球500強的江森自控有限公司宣布推出全新的約克YDST蒸汽輪機驅動型離心式熱泵產品及解決方案，為中國大規模集中供暖提供清潔能源。這被認為有助于緩解北方地區冬季燃煤造成的能源、環境、霧霾等問題。
從大氣治理方面看，這是一項重大技術突破，然而，在正備受霧霾困擾的北京，即使是環保主義者也很少有人對此關心。因為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在中國能否切實有效地保護環境，關鍵還在于政府能否在這一領域認真執法。
“中國當前面臨的許多重大經濟問題，都與執法不嚴、有法不依有很大關系。如果在這方面能有所提升，將非常有助于解決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保障、科技創新等突出問題。”中國銀行宏觀經濟與政策高級研究員周景彤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比如當前中國面臨的大氣、河流、土壤的污染，一方面是體制原因，更深層次是全社會法制意識淡薄，不是沒法可依，而是執法不嚴、有法不依，是政府沒有依法行事。
這同樣適用于消費領域。周景彤認為，擴大消費，不僅要提高勞動者收入，還要創造出公平、合理、安全的消費環境。今年的國慶節，海外血拼再創新高，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國內商品的質量缺乏有效保證。舉例來說，在食品安全方面，由于法律規定內容交叉導致多頭管理，三聚氰胺對國內奶粉市場的打擊至今存在。
相對來說，消費和環境對經濟增長的制約還算遠期因素，最直接的則是產能過剩。何謂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超出預期？至少一大部分講的是它。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說，產能過剩等結構性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各地政府片面追求GDP，追求財政收入，追求自身控制資源的擴張，忽視了資源環境問題、民生問題所造成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決策，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這將對地方官員的行為形成有效約束，能夠有效避免那種“只顧當前，不顧長遠”的行為。
好消息是，在十八屆四中全會閉幕次日，國務院已經開始就“依法行政”進行部署。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0月24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我特別強調，四中全會決定明確了要堅持‘依法治國’，首先是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是堅持‘依憲執政’。”李克強說。
寄望 為企業創新保駕護航
中國經濟增速下臺階，要求經濟結構做出相應的調整，但只是調整需求結構、產業結構，最多能保證不會失速，卻不能提升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能做到這一點的，是大力進行科技創新。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秘書長王一鳴認為，最近三年中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深層原因是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人口撫養比逐漸提高，會導致資本投入、勞動投入雙減少，于是經濟增長就更多地需要靠技術創新、科技進步。
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善中國創新不足的矛盾。首先，國務院近期反復提“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就是看到了創新的真正力量來自民間。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所副研究員原磊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這必須要以市場秩序的完善為前提。目前，缺乏公平高效的市場秩序，是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最大障礙。法治是規范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通過立法對政府行為進行規制，能夠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可靠保障。
2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為社會有效投資拓展更大空間。吉林省文化產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于雷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在法律監管體系方面，2005年的《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雖然確立了體現“適度監管”原則的創業投資基金備案管理體制，但是受部門規章法律層次較低等因素的制約，法律監管的效力不足。近年來，創業投資領域出現了一些違規運作現象，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非法集資現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監管體系的效力不足。
他同時表示，目前公司型創業投資基金必須在基金和投資者兩個環節承擔雙重稅負，使得稅收優惠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在工商登記、投資退出等環節上甚至存在政策障礙。他期望，借著此次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東風，國內創業投資體制能夠以較快的步伐，在政策扶持體系效能與法律監管體系效能兩個方面得到顯著提升。
其次，強化法治觀念有助于保護知識產權和持續推進學術反腐敗。周景彤認為，當前中國的創新主體是企業、科研院所和高校，如果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度遠遠跟不上市場的發展，這些主體就會缺乏創新的動力；如果科研經費被大量挪用、濫用，這些主體的潛在創新能力就難以得到充分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