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和招商引資壓力太大，感覺有點剎不住車，整個人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西部地區的一個地級市副市長說。在抽空“接見”《經濟參考報》記者時，他正為招商引資的事忙得焦頭爛額。
“有時候為了守住底線，免不了跟老外拍桌子。”武漢市東湖開發區投資促進局副局長張甫東說，可是總拍桌子，招商指標上不去，考核掉鏈子怎么辦？有時候感覺，跟外資之間就是一種對賭雙贏的關系。
隨著外部市場環境變化和自身經濟轉型要求凸顯，各地“招商引資”工作既要善于取舍、敢于拒絕，又要保住不斷增長的考核指標，往往陷入一種兩難境地；不少基層招商干部吐槽“壓力山大”。
考核指標年年上漲 外資數據只得摻假
“市里每年都要求20%的合同外資增長目標，完不成任務開會總被點名，被罵得‘滿頭都是包’。”東部省份一個地市的商務局干部向《經濟參考報》記者“吐槽”：招商引資不像企業生產那樣，具有一定連續性，每年1月1日，所有外資數據清零，全部從頭再來；“前些年已經把基數做高了，如今還要求每年正增長，感覺壓力山大！”
受世界經濟形勢影響，近年來國際資本流動速度放緩，加上美日等發達經濟體致力于制造業回流，使我國吸引外資工作壓力倍增。
不少基層干部反映，從內部環境來看，生產成本上升、內外資稅收政策并軌、環保要求提高、外企注冊審批手續繁瑣、部分優惠政策難以惠及外企等多重因素疊加，進一步加大了招商引資工作的難度。
一方面是招商引資難度提高，另一方面國內經濟轉型步伐加快，各地對“招商選資”的要求更加突出，繼續抬高了外資項目落地的門檻。
頂著這種壓力，去年南京拒絕了一個世界500強汽車制造項目。南京市投資促進委外資處副處長胡濱介紹，這家汽車企業原本計劃落地南京江寧，甚至承諾可將企業總部搬到南京。“這么誘人的條件，要是以前一定就同意了。可現在江寧也算是主城區，從環保等角度看，不能再承載這么大的汽車制造企業。”
隨著部分政策的調整，一些意想不到的新情況，也給基層招商干部增添了壓力。東部某省商務廳的一名處級干部說，今年各地開始實施工商登記制度改革，企業注冊資本由實繳制改為認繳制；“外商何時到資、分幾期到資，我們心里完全沒底。”
這名干部告訴記者，省里要求今年實際到資增長目標是5%，廳里面給的合同外資增長指標就變成了35%，說只有合同到資增幅足夠大，才能擠掉水分，對實際到資形成支撐力；“這簡直要把我們壓死了。”
在以“指標”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下，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盲目提出過高外資指標和要求。基層招商部門為了完成任務，只能謊報、虛報外資數據。
一家銀行的負責人向記者透露，除了重復統計、擴大統計口徑等手段以外，還存在虛報的行為，即招商引資部門與企業表面達成協議，實現了“合同利用外資”，而“實際到位外資”并未發生。
招商市場競爭慘烈 外企借機“漫天要價”
在吸引外資的比拼中，不僅有東南亞國家爭搶外資，還有兄弟省份的“慘烈競爭”。福建省晉江市投資促進局局長吳靖宇說：“有些外資企業很狡猾，往往利用地方招商心態，跑十幾個地方考察，將所有優惠政策疊加起來，回過頭再找你漫天要價。”
改革開放初期，各地對外資如饑似渴，“揀到碗里都是菜”。東部省份一位基層干部說，“30年前為了招商引資、給外商供地，我們連祖宗祠堂都愿拆。”
伴隨著發展模式逐步轉型，我國的“引資優勢”已發生重大轉變。福建省商務廳外資管理處處長王明永說，過去依靠低成本和政策優惠，如今外資更多看重的是市場空間、產業配套和服務環境；“外資關注點的轉移，對招商干部綜合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
“落后產能避之不及，好項目大家都想要；但在資源環境和政策條件上，地方政府可操作空間越來越小。想要‘挑肥揀瘦’，只能在招商技巧、服務水準上較勁。”吳靖宇說。
部分基層干部反映，過去招商“靠展會、比人脈、拼酒量”，現在不僅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還必須具備產業梳理、技術前沿分析、市場前景預判和風險預測等多種綜合能力。
幾年前，東部某省費力引入了一個外資商貿物流項目，僅一期項目就占地400多畝、投資額達到約4億美元。但由于商業模式脫離了地方產業實際，五、六年過去了，該項目卻未招來足夠商戶入駐，只能四處尋求資產重組。
“項目用地拿了，樓蓋起來了，但幾乎沒有產生稅收和經濟效益。”當地干部認為，引進這樣的外資項目，實際上是對市場風險的一種誤判，白白浪費了地方的土地資源。
與“高素質”要求相對立的，是基層干部在政策空間上的“無力感”。一位基層招商干部告訴記者，國土部門的地價不能降；稅源上這兩年本身就緊張，稅務部門哪肯再減稅？鄉鎮征地拆遷成本越來越高，一分錢都不能少。“只有招商部門最尷尬，談判過程中沒有任何議價權。”
部分基層干部反映，在現行招商工作體制中，還存在部門分割、職能脫節的問題。產業政策、招商引資、企業運行等職能和信息，分屬發改、商務、工信等部門，導致引資項目成功率低，難以實現“招商選資”的效益最大化。
外資結構轉型痛苦 考核亟須“去GDP化”
近年來，國內經濟轉型升級步伐加快，“招商選資”已成為不少地區招商工作的基本準則。在江蘇蘇州，早在2012年就提出“穩量提質”的外資結構定位，要求“穩總量、調結構、拓空間”；當地甚至提出每年合同外資減少5億美元的“容忍度”。
“即便如此，在外資結構轉型期還是蠻痛苦的。一方面要調結構，同時還要完成穩增長的任務，尤其對蘇州這樣的城市來說，內部的壓力很大。”蘇州市商務局副局長劉爐坦言。
相關基層干部建議，針對新形勢下引資工作重點的轉移，亟待建立更加科學的外資工作評價體系，推動招商引資考核重點“去GDP化”，從“規模和速度”逐步向“質量與效益”轉變。
首先，探索設計一個綜合評分體系，將外資項目的產業類型、技術含量、投資強度、稅收貢獻等指標，加以不同權重進行評分。
其次，整合多部門職能，建立聯合招商協調機制；強化對各地區產業發展狀況的梳理，對產業鏈缺失的關鍵環節、關鍵技術進行重點突破。
最后，對亟待引進的重點項目、龍頭企業，采取“一企一策”舉措，在考核評價體系中加大權重；實行招商引資業績評價的“精細化”管理。
劉爐認為，在兼顧引資規模的同時，應著重考量產業結構比重變化，優勢產業和優質項目的培育情況，二、三次產業內部結構優化情況，存量企業轉型發展和經濟貢獻情況，外資總部和功能延伸拓展情況，服務業開放創新情況等，逐步引導外資結構調整和轉型。
相關專業人士進一步建議，今后應著力弱化政府部門招商引資考核機制，強化其公共服務職能；重點加強與跨國公司在高新技術、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端制造業及現代服務業上的合作升級；引導外資流向需要技術創新的行業和中西部地區，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區域發展平衡。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國內多省市采訪獲悉，雖然曾經享受過稅收、土地、水氣電優惠，但目前一些外企卻遭遇不少管理體制障礙。
審批復雜 監管簡單
成都市投資促進委員會副主任李亦和外資審批處處長龐文中反映，不少外企認為中國法律政策中審批、管制太多：比如西門子公司認為針對外資的審批政策太復雜；一家美國醫藥企業說，在中國拿一個抗癌藥物的批號需要6年，但很多中國藥企卻在倒批號。成都一家外企反映，盡管當地政府部門審批效率高，股權變更等手續也要一個多月才能辦好，而放在其他地方一般要半年才能辦好。
國內一些產業指導目錄對外資也管制頗多。博世(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裁陳玉東舉例說，雖然國內報警器產業是充分競爭、完全民用的，但投資目錄卻是管制的。
蘇州市商務局外國投資管理處處長徐元吉認為，我國目前使用的是審批制+產業指導目錄的模式，即對允許準入和限制準入的行業一律實行審批制；其中限制準入的行業還要按照不同的產業政策履行各種前置審批。這是一種程序性規范(行政審批程序)與實體性規范(行業政策)疊加的二元結構，多個行政機關依據不同的程序性規范和行業門檻，對外資進行普遍的多元行政審批。
與復雜的審批相比，事中事后監管卻相對簡單。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王志樂反映，很多外企以為審批和監管都是商務部門的事，但實際上按照目前的外資管理體制，對外企監管的部門和制度實際上和對國內企業監管是差不多的，這種重審批輕監管的環境，讓政府少了“去審批化”改革的動力。
法律落后 政策模糊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相繼出臺，但現有涉及外資的法律體系已跟不上時代變化。
徐元吉認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制定實施的外資三法，現在不但部分條款與其他現行法律沖突，而且法理邏輯性、作為特別法的調整對象和范疇、對經濟發展現狀和改革目標的適用性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問題。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朱民認為，涉及外資的金融管理改革有的很難執行。比如跨國公司人民幣跨境雙向使用的業務，跨國公司母公司下面兩家公司，不能直接向對方借貸，必須通過銀行；后來人民銀行同意改革，集團母公司可以在自貿區設計一家新企業，由這個企業當中介，兩家可以通過它借貸。但是企業卻反映這樣提高了成本，原來需要交一筆營業稅，現在是兩筆，還不如找銀行。
王志樂說，現在除了外資三法，一些涉及外資的部門規章制度和產業指導目錄，都是各部委自行制定的，里面交叉重疊很多。
此外，不少外資企業反映我國制度政策透明度、穩定性不夠。上海美國商會的《2013年度中國商業環境調查》顯示，72%的企業稱不明確的法律及監管環境給它們帶來了困難。
“出臺一個法律文件，很多外國人看英文翻譯都看不懂，要我們解讀。”朱民說，“有個針對外資旅行社的例子，其中法律條文說‘允許符合條件的外資、合資旅行社從事臺灣以外的旅游’。外國人和我講，一開始以為‘符合條件’的意思是沒違法的，后來一查才知道是指設立兩年以上的，他們問為何不直接寫清楚呢？”
負面清單宜統一
專家呼吁，要以外資三法修訂并軌作為下一輪外資管理體制改革的基礎和前提，以負面清單改革為抓手，厘清產業指導目錄與部門規章限制，減少事前審批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為外資適度“松綁”提升其積極性。
王志樂說，外資三法修訂的最核心內容，就是適應下一步將全面推開的“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外商投資管理模式。他認為，未來如果要想加大外資在華積極性，可以考慮將外資三法與公司法進行并軌，未來外資、中資企業管理最好能夠統一。
徐元吉建議，制定全國統一的負面清單，清單外搞單純備案制，清單內搞行業審批+商務備案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國搞統一的負面清單，外資產業指導目錄和相關部門規章存在的必要性就不大了。
面對目前各地政府“負面清單熱”，一些商務部門官員認為，各地不能各自為政。如果現有相關行政審批制度、市場開放限制及其所依據的法律、法規存續有效，地方負面清單沒有上位法律或者高階法規支撐保障，就將無法奏效，各搞各的，可能造成惡劣的國際影響。
上海自貿區的一位官員說，各地政府單獨做負面清單是有風險的，因為沒有法律支持，外資涉及法律問題將很難打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