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下滑為什么沒有帶來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長期以來，高速增長靠人口紅利。很多人會跟我爭論人口紅利，說勞動力豐富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會有優勢。這個也沒有錯，但回答不了爭論的問題。
更深層次理解，勞動力無限供給避免了資本報酬遞減新古典約束，加上撫養比下降帶來高儲蓄率，可以使經濟增長依賴投入增長。我們有足夠多的勞動力，積累多少資本就有多少勞動力配合。因此比例不變，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保持資本高回報率，可能是人口紅利的核心，勞動力無限供給阻礙資本報酬遞減規律。所以，當劉易斯轉折點過了，人口結構變了的情況下，會發生作用。
我們經歷了兩個轉折點，劉易斯轉折點，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就下降了。很多人說中國經濟現在面臨的問題是需求的沖擊。西方經歷了金融危機，無法恢復，歐洲市場疲軟，美國市場疲軟，所以我們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沒有人要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會看到出口隨著國際市場變化而減少。
按照比較優勢指數，能夠把國際市場本身的變化剔除掉，如果下降了意味著是成本提高了。這個指標叫做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去比上世界上同一個比，兩個比值相比，如果下降了意味著我們和世界平均比在這些產品上的優勢下降，而不是絕對的沒有需求了，而是比較優勢下降了。結果的確如此，表現為我們的潛在增長率是下降的。
潛在增長率是由生產要素的供給能力，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本以及生產率的進步速度。這些因素發生了變化，潛在生產力會下降，所以是理論的增長率。這個增長率有好處，當我們過去做預測的時候，預測未來的增長速度會用過去的增長速度，外推就知道未來十年。
如果一個經濟是非常穩健的狀態，沒有經歷轉折點，沒有改變經濟發展階段，這樣預測還比較符合。如果經歷了轉折點，變化都發生了，這么外推就不可能了。因此，這個時候就要看生產要素的供給還有多大，就估算出了潛在的增長速度。
我們測算的結果是在十二五期間，從過去接近10%左右的潛在增長率到十二五期間降到只有7.6%，到十三五沒有其它變化還會降到6.2%。降到7.6%和過去幾年的7.7%大體上和潛在增長率是一致的。增長速度是在潛力之上。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勞動力市場的新常態導致勞動力增長的新常態，不要以就業為借口，就業沒有問題，但是結構性的問題不能用宏觀總量的政策去解決，不能用GDP來解決。
有人說新常態是老常態兩位數的增長，新常態有人想是不是7.5%的增長率？不是。按照人口的變化，勞動年齡人口越來越少，它的含義是什么？未來潛在增長率是逐步降下去，直降到2%、3%都是有可能的，發達國家能夠實現3%很了不起。總將有一天會降到2%、3%的。所以，接受這個事實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不要去刺激經濟，超越潛在增長率，有必要去改變潛在增長率，去改變提高。怎么改變潛在增長率？唯有改革。
如何挖掘改革紅利？靠勞動力供給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我們現在面臨一些困難，有制度障礙。一個障礙是勞動力市場上自然失業率是好事，告訴你在勞動力市場上能夠得到就業，必須有人力資本，否則還是找不到工作。這時候就不要學習了，在經濟學里面有個語言叫做工資的系統，教育的會回報率下降。今天我們大家看農民工在不同年齡上受教育年限，多數的年輕農民工基本上適應了目前產業結構中勞動密集型二產和三產的需要，所以他們極受歡迎，跟孩子說不要上學，九年義務教育完了就足夠了，很多人從初中就輟學了。
但是，未來產業結構會發生越來越大的變化，資本密集型、第三產業的技術密集型會要求更高的人力資本，更高的受教育年限。過去二十年有三次普查的數可以做比較，二十年的時間里頭中國經歷了最快的教育的發展，經歷了普九，經歷了擴招，都是大幅度提高人力資本受教育年限的。
二十年里頭提高了2.7年，要想跨越就業崗位進入到更高端的產業結構中去可能要求四年學習，所以要花很長的時間。如果大家都集中在刺激的產業，比如建筑行業，集中在這里就業，要知道這些行業面臨著產能過剩，面臨著泡沫，產業一垮會面臨周期性事業。
我們處在黃金時期的農民工應該想一想未來會怎么樣，讓他們自己想并不現實，政府要替他們想。
現在還有一個現象是工資上漲，這是好事，改善收入分配。但是過快的上漲也意味著有過多的企業會變得困難。一部分承受不起高成本的企業已經垮掉了，一定的創造性破壞是需要的，這是進步的一種機制。如果過快的話的確會傷害我們的經濟，有點承受不起。因此，我們并不需要工資無限制上漲。有沒有替代工資上漲的辦法，既讓農民工愿意出來就業，可以用公共政策。
可以通過穩定農民工就業提高勞動參與率、繼續實現資源重新配置而獲得全要素生產率。農民工市民化也有利于增強教育培訓，進行生育政策調整，提高總和生育率，改善未來的人口結構和質量。大家都知道農民工有了戶口沒有后顧之憂就不會每年回老家了。所以，農民工市民化至少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
他們接受教育接受培訓，都會改善我們未來的經濟增長。我們做了一個模擬，今年開始已經允許單獨二孩，使1.4提高到1.6，其它什么都不變，未來潛在增長率是這條線，逐年下降。我們可以做一些什么事？
假設合理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也是農民工市民化可以做到，國有企業的改革也可以做到，也假設了一個教育和培訓的合理的增量。在不同的生育率的條件下，會得到不同的潛在增長率，特別是生育政策調整，在短期內沒有正面影響，負面影響也不大，二十年以后會產生對潛在增長率向上的一個拉力，因此改革是可以帶來紅利。所以，我們要尋求改革。（本文節選自蔡昉做客新浪長安講堂演講內容）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