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首付”開公司，取消企業登記注冊的前置審批，打開市場準入之門，簡政放權給市場帶來了活力。進一步簡政放權不只是做減法這么簡單，減掉的束縛到底如何增加服務?放掉了權利，如何不放棄責任?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約評論員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馬宇、著名財經評論員張鴻共同評論。
簡政如何加服務?放權如何不放責?
馬宇：簡政放權 首先在理念上必須有根本性的轉變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簡政放權，首先是一個理念的轉變。原來我們政府一般來說，就是對任何一個事情，我們一開始想的是，怎么樣管好它，我們用的實際上是一個管。你提到管家思想，實際上最后搞來搞去，從計劃經濟一直延用到現在，包括現在搞改革開放也30多年了，但是我們根本的思路還沒有完全轉過來，還是一種管制的理念。
對我們來說，我們下一步簡政放權可能是還需要進一步的進行這個思維的轉變，要不最后就是，所有的政府資源，我們就放在這個管理上了，那這樣的話，后邊的責任或者是多家服務，這塊就必須被弱化，所以首先在理念上還必須有個根本性的轉變。
張鴻：政府要放棄家長思維 專心做好服務就好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其實管家是沒錯的，問題是你這個管家到底是一個家長，管著孩子，還是你真的就只是個管家。如果只是管家，那我想，可能原來這些通關的問題就都解決了。如果我們只是權利的管家，權利管家還分好幾個，你在你那管家，你就不愿意放權，你怎么愿意放呢?然后不同的區域也有自己不同的管家，所以如果我是權利的管家，我就想權利不能放，得在我這邊，我得負責，對不對?但是如果我們是社會的管家，我們是企業的管家，我們是這個秩序的管家，那就不一樣了，你就放棄了家長的思維。我要想，企業怎么才能更快的產品通過去，這很容易就解決了。
這個決策的轉變就在于，你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管家?你是權利管理的管家，還是一個秩序的、社會的、企業整個服務的管家。你要放的到底是什么?從數字上來說，物理上來說，我們能看到一些數字，這個大家很高興，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放真正值錢的權利。比如說，這兩天總理在上海自貿區里，和外企的老總們聊天的內容，都是含金量很足的。很多外企老總說，我們做投資，有時候國內的一些政策我們不知道，能不能更透明一些?中國的一些投資公司也注冊了公司，要到海外去投資，投資還給限制金額了，你是擔心我們企業投到外邊去賠錢，難道企業自己的錢，不擔心它賠嗎?為什么你要承擔?還是家長心理。你去做好服務就行了，或者你提示我一下，告訴我風險在哪里就可以了。還有，我覺得是透，我們必須得講清楚。為什么外企的老板說，我們不知道你這個補貼是什么?你記得每一個政策，每一個相關的補貼政策或者是相關的優惠政策，甚至取消的政策，但是很多基層的人，他不一定關心，而且執行起來有時候會跑偏。
馬宇：簡政放權首先是簡和放 緊隨其后的就是服務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政府是為企業服務的，但假如你是一種管制思維或者一種權利思維的話，就你那邊報一次，到我這個轄區來再報一次，就變成這樣，所以這里邊就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首先即使有一些必要的管制，那你必須也得從服務的理念去考慮這個事情。這里邊可能是兩塊，一個是簡政放權的，首先是簡和放，還有是后邊簡政放權以后的增加服務的問題。簡政這塊，為什么咱們說體現含金量?這一年多，隨著深化改革的推進，我們也做了一些事情，這里邊有一些權利可能還不是那些含金量足的。那么含金量主要體現在哪兒?主要是體現在這個事情對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關聯度到底有多大。另外有一些權利，可能實際上已經是過時的一些權利，或者說影響面非常小的一些權利，現在假如說是為了湊數，那含金量就非常的稀薄。
假如你把它做成一個權利，那就是越模糊越好，假如說你要做成服務，那就是越清晰、越規范越好。從企業來說，包括從民眾來說，你所有的政策是針對我的，那我就應該清楚這個政策到底是怎么樣的。我才知道，哪個是你不許我做的，我應該怎么樣做才是合法的，或者說我的權利、我的義務在什么地方，我就知道怎么保護，那這樣的話，政府也才能約束你，政府也才能更好地去實施管制或者說實行服務，把所有的政策做透，也是服務的一部分。
馬宇：簡政放權是一個增加服務、加強服務、強化管理的過程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對于政府部門來說，你把我的權利放掉了，會不會意味著很多的部門取消?所以有些人非常抵制簡政放權，抵制改革。實際上這是一個職能轉變問題。簡政放權的過程，是一個增加服務、加強服務、強化管理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政府從原來這種審批，尤其是市場準入的各種各樣的權利性的審批，轉變成一種對市場規范的管理，或者說對老百姓、對企業服務的意識，而這里邊空間非常非常的大。
舉一個例子，比如說農業部門對農業方面的市場準入，比如對農業服務的問題，農業科研的問題，農業信息提供的問題，對農業弱勢群體的扶持問題，還有對農產品國際貿易的保護問題，這都是一些服務內容，或者說是一個政府的職能，問題就是這里�，F在我們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說農業科研，不單單是技術研發的問題，還有一個普及問題，你得讓農民或者農業企業接受這個技術，就必須有推廣。農業推廣我們現在就做得相對來說比較少，因為這部分人不屬于官員的編制，沒有行政編制的話，費用就受到影響。假如把這個市場準入，把一些審批職能取消，把原來的權利部門變成一個服務機構，就完全不一樣了。另外，你對服務對象是不收費的，不是管制他，不是去賺錢。從數據的角度來說，中國的公務員按照人口比例來說，在全世界占的還算是比較低的。有一些市場經濟國家、一些發達國家，他們的財政供養人員比例比我們要高得多，更多的官員是在做服務的工作，你就是做服務，那任何一個企業、任何一個公民都只會嫌少，不會嫌多。
張鴻：轉成服務型政府 承擔的責任更大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整個的改革也都要配套，我們的管理很多時候就是蓋章式改革，或者說紅頭文件式的管理章，這對政府部門來說，當他不愿意去擔當的時候，他就不會給你蓋這個章。
我們經常會看到，比如說某個企業環境污染出事了，或者說某個小煤礦出事了，然后主管部門會跳出來說，他那個資質是過期的，他沒有資質。但是你看到沒有?如果是我們說的新型的服務型政府的話，他的責任不是給你蓋章的，是我要去管理，如果你沒有資質、你不安全的話，你應該不能在那生產，但是我只要沒給你蓋章，我就沒責任了，對不對?我沒給你蓋章，你在那生產，那不是我責任，出事也是你的責任，所以這完全就是很多部門，它因為不愿意承擔責任，而控制這個章。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你轉成一個服務型的政府，其實你要承擔的責任是更大的。
馬宇：重點是事先審批要轉向事中、事后的監管和服務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重點是什么?是從原來的事先審批要轉向事中、事后的監管和服務，這是根本的。假如你把政府管制的重心，放在市場準入前期的審批上，那這就是個權利。假如你要放在事中、事后的監管和服務上，那對政府來說，就是責任和義務。
前邊審批的時候，有些時候，只要審批的時候，他是合格的，后邊他又違規，那你也管不著了，這就又把責任推卸了，但只要把事前的審批，轉到事中監管和事后的監管服務上，那這就是你的責任。不管什么時候，不管你審批還是沒審批，假如出了安全事故，那就是政府的責任，就是沒有盡責，我就可以追究你的責任，包括瀆職罪，是吧?甚至有些時候，也可以用刑法來追究責任，而單純管審批的話，就沒法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