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獲悉，在汽車行業反壟斷如火如荼之際，我國反壟斷部門對高通公司壟斷行為模式的調查執法已進入最為關鍵的階段。
作為手機生產和消費大國，我國已成為高通最重要的市場之一。高通在我國則多年以涉嫌壟斷的方式，采取收取不合理許可費等行為，導致我國手機產業受到打壓，消費者購買手機的成本也因此增加。
專家認為，根據相關處罰規定，高通可能面臨我國反壟斷史上最高額罰款，但同時對于市場而言，更為重要的并非高額罰款，而是高通的壟斷收費模式能否被打破。
高通總裁四次拜會發改委 反壟斷罰款或高達近百億
有業內人士分析，高通總裁已是第四次到國家發展改革委溝通反壟斷問題，預示著對高通的調查和執法，可能已進入最為關鍵的階段。
今年以來，高通公司高層頻繁造訪中國價格反壟斷執法部門。8月21日，美國高通公司總裁Derek Aberle再次率團隊到國家發展改革委，就反壟斷調查處理方案與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交換意見。高通公司表示，愿意就國家發展改革委7月11日公布的調查關注問題作出改進，并努力尋求最終解決方案。
這次溝通距離高通總裁前一次來到國家發展改革委僅有41天。7月11日，同樣是高通公司總裁Derek Aberle率隊就反壟斷調查相關問題，與發展改革委交換意見并接受調查詢問。
成立于1985年7月的高通是一家美國無線電通訊技術研發公司，總部位于美國加州圣地亞哥市，是全球最大的專利許可收費公司和最大的無線通訊芯片制造商。高通的專利之多，讓幾乎所有手機廠商都離不開這家公司的授權，導致目前WCDMA/CDMA/TD-SCDMA規范，甚至包括LTE等通通繞不開其基本專利。
如果說PC時代的芯片霸主是英特爾，那么高通則是移動互聯時代的“芯”巨頭。站在移動通信產業“食物鏈”的最頂端，高通公司以涉嫌壟斷行為，通過芯片銷售和許可費于2013年在全球獲得248.7億美元的收入，而其中近一半來自中國。同時，2013年高通全球專利許可費收入76億美元，以中國市場收入貢獻比例估算，其中約37億美元來自中國市場。可以說中國已成為高通公司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市場之一。
根據此前官方公布的信息，在此次對高通的反壟斷調查中，以下涉嫌違法行為已被簡單披露，包括以整機作為計算許可費的基礎、將標準必要專利與非標準必要專利捆綁許可、要求被許可人進行免費反許可、對過期專利繼續收費、將專利許可與銷售芯片進行捆綁、拒絕對芯片生產企業進行專利許可以及在專利許可和芯片銷售中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條件等。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高通被認定實施壟斷的行為最終可能達到數項之多，而一旦被確認違反《反壟斷法》，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將被處以上一年度銷售額1%到10%的罰款。
有業內人士分析，考慮到高通公司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的程度較深，持續時間較長，有關部門可能會以較高限度確定處罰比例。同時，處罰基數有多種可能，如果按照高通公司2013年度全球銷售額作為罰款基數，假設以6%的罰款比例計算，對高通的罰款可能達到14.9億美元，約合人民幣91.7億元。這將成為中國反壟斷歷史性巨額罰款。
高通不僅在中國面臨巨罰，其在全球范圍內也頻繁受到反壟斷調查。2005年美國博通公司對高通提起反壟斷訴訟，前者最終獲賠8.91億美元。2006年至2009年日本反壟斷部門對高通開展調查，最終宣布要求其停止違法行為。此外，韓國、歐盟等都因類似問題對高通啟動調查，這些市場的問題與我國所調查問題類似。
廣收“高通稅”抬升國內手機成本 本土廠商備受打壓卻甘當“啞巴”
業內人士表示，高通多年來涉嫌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對我國多達上百家無線通訊制造企業生產的手機都要按整機售價的5%收取不合理的許可費，被業內稱為“高通稅”。
以一部3000元出廠價的手機為例，如果按5%的許可費計算，最終將導致手機成本直接上升150元。研究機構iSuppli半導體首席分析師顧文軍說，業界戲言稱高通是中國手機產業的“稅務局”，可以看出其對手機產業的巨大影響。而手機廠商成本的上升也將導致消費者購買手機價格的上升。
顧文軍表示，高通所在的集成電路行業，對于消費者的直接影響不僅在于信息安全，同樣也會影響消費者使用電子產品的成本。通常集成電路在電子產品成本中占比在20%左右，而如有不合理收費和壟斷等情況，則成本占比會更高。
業內人士認為，高通模式對我國集成電路等產業以及創新型經濟的建設構成巨大傷害。顧文軍說，受影響最大的是手機產業，尤其是“壟斷”之后對中小手機廠商不利，影響創新和中國手機產業的利潤和發展，進而阻礙芯片產業的發展。
不可否認，高通具有業內一流的移動芯片技術，是當前全球手機芯片市場的“最高標準”。但正是借助這種優勢地位，高通涉嫌對其他芯片及下游企業以各種策略進行打壓。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副研究員蘇華說，高通多年來實施一系列策略性的專利許可與芯片銷售模式，旨在加強和維持其市場支配地位。
從高通操作手段來看，其對手機芯片收取低價，擠壓競爭對手利潤空間。競爭者由于無法像高通一樣靠專利許可收取可觀費用，最終被邊緣化或退出競爭，迫使手機廠商不得不使用高通芯片，轉而加強其在專利許可市場的支配地位。
中科院半導體研究所研究員吳南健說，我國的移動芯片不少被高通壟斷，即使聯想、小米、華為等一流國產手機品牌廠商，其產品中也依然離不開高通的身影。
專家指出，高通這樣的芯片巨頭，有著龐大的法律團隊支持，單靠一兩家企業無法與其抗衡。我國芯片和集成電路產業企業普遍弱小，高通對同行和下游企業有著絕對話語權，企業往往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吃了不少啞巴虧。
不僅如此，我國一些本土企業只關心國內身邊的競爭對手，在知識產權領域的水平和視野仍然不高。“有些企業在和我們溝通時，只關心高通收了其他國內競爭對手多少錢，不僅沒思考過整個產業的問題，甚至有時連自己已遭受不平等待遇都不知道。”一名參與高通反壟斷調查的人員透露。
巨額罰款難撼芯片市場格局 改變霸權收費模式成關鍵
專家認為，雖然高通有可能被處以巨額罰款，但這還遠遠不足以改變高通今后給市場帶來的困擾。顧文軍認為，高通是一家現金流非常充沛的公司，如果只是被罰款，不改變其對終端手機的專利收費模式，對手機芯片市場現有格局可能意義不大。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解到，長期以來，高通以整機售價為不合理的計費基礎，以整機出廠價為基礎收取專利許可費。高通公司的專利組合包括了標準必要專利和非必要專利，被許可人必須從高通公司獲得許可的是標準必要專利，而高通公司的標準必要專利全部體現在基帶芯片組，但高通利用在標準必要專利市場上的支配地位，對與標準必要專利無關的部分強制收取專利許可費。
此外，高通還要求被許可人將持有的專利向其進行免費反許可，拒絕支付合理對價；利用價值較低的新增非標準必要專利，維持含有已過期專利的一攬子許可，使企業繼續支付大量費用；將專利許可與芯片銷售捆綁，企業不接受不合理的許可條件則不能獲得芯片，失去談判空間等。這些都可能被認定為違反我國《反壟斷法》相關條款。
蘇華認為，以美國公司為代表的技術密集型跨國企業依靠其產業引領和技術優勢，慣常以知識產權保護之名，行知識產權濫用之實。一方面強推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另一方面設置知識產權網絡，高通以這樣的模式，攫取畸高許可費，通過搭售、惡意訴訟等手段，打擊競爭，剝削消費者。
蘇華分析，高通涉嫌壟斷行為一旦認定成立，依據《反壟斷法》將被處以罰款和行為救濟，其許可模式將有望改變。比如，判斷合理許可費有若干方法與考量因素，本案有可能根據“最小銷售單元”原則，以高通標準必要專利覆蓋的基帶芯片組為基礎計費。
包括高通在內的一些涉嫌壟斷企業，一方面利用壟斷鞏固其市場支配地位，一方面以知識產權打擊競爭對手。用好《反壟斷法》成為我國打造良好市場環境的當務之急。未來，中國亟須建立外資合法合規經營的“新常態”。
保護知識產權成部分企業壟斷借口
在涉嫌壟斷的行為中，高通采取了多種具有反競爭性的收費與銷售模式。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副研究員蘇華認為，這些策略相互輔助、相互滲透，排斥競爭、剝削廠商，導致顯著的消費者福利損失，對加強和維持高通的支配地位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高通的壟斷行為并非沒有先例。2009年，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向高通開出約2.08億美元罰單。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高通的行為有力排斥芯片競爭者，將其在韓國芯片市場高達98%的份額維持了10余年。
在我國，一些壟斷企業以不知道中國有《反壟斷法》為由，將在歐美遭到查處的行為，繼續在我國大行其道。近期，一批整車及零配件企業就卷入了這樣的案例，包括歐美及日本等多國車企巨頭。
在高通的案例中，知識產權本是對企業創新升級的保護，卻成了少數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公司的擋箭牌，或被用來加強自身的壟斷地位，或被用來當作攻擊其他競爭者的武器。
我國手機企業中興通訊就曾遭到針對知識產權領域的發難。據了解，自2012年一家名為維睿格的美國公司購買了諾基亞公司的專利后，迅速發起對中興通訊的大規模訴訟，以明顯不合理的高額許可費，在多國持續發起訴訟。這甚至漸漸發展成為一種商業模式，即低價投資購買專利后，再向其他企業索取高昂專利費。
堅持反壟斷執法內外一致
專家指出，我國《反壟斷法》在總體框架上與國際通行做法保持了一致，其中禁止壟斷協議、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控制經營者集中的制度為反壟斷的三塊基石。我國應堅持用好這樣的國際規則和國際語言，為企業面對全球競爭創造良好市場環境。
近期我國反壟斷調查執法頻繁，車企巨頭、高通、微軟……都遭到了反壟斷調查。對此，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日前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一如既往地歡迎各國投資者來華投資，依法保障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企業的合法權益，努力為各類性質的市場主體營造公開透明的法律環境、高效便利的行政環境和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也不會因為幾個案子，就把外商投資企業嚇回去。
蘇華指出，根據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工商總局的執法記錄，外企、國企、民企均是反壟斷執法的對象。特別是記錄顯示，針對內資企業的反壟斷執法活動數量在絕對值上更大。由于外企規模大，涉嫌壟斷行為更為復雜、隱蔽，造成的反競爭效果更顯著，媒體更關注等客觀原因，針對外企的執法活動更引人注目。
專家認為，針對我國反壟斷執法對外資更嚴苛，對內資更優待的無端指責，公平、審慎、穩健的執法記錄是最好的回應。當前，我國應積極正面地回應反壟斷執法對內外資一致，而并未選擇性執法。
建立外資合法合規“新常態”
在我國市場不斷拓展的戰略發展期，外國企業紛紛看好中國市場，但我國更應建立公正的治理規則。未來我國應加強反壟斷機構的執法能力，樹立公平合理的市場規則。專家建議，我國需倡導企業樹立正確觀念，提高執法透明度，加強不同部門之間的協調，增強執法力量。
蘇華建議，當前我國應加強反壟斷執法，引導企業主動遵守《反壟斷法》，為內、外資經營者建立公平競技場，對各類市場主體的競爭行為設立一致的合法性評估標準，是建立新時期外資在華規則的重要一環。
跨國公司擅長利用規則。自我國市場對外資開放以來，跨國公司將我國法律與監管漏洞利用到極致，在我國市場上攫取超高利潤，各類在歐美市場上被嚴懲的壟斷行為在我國橫行無虞。
2008年《反壟斷法》生效，我國反壟斷執法從無到有，逐步發展。隨著執法能力建設與加強，放任已久的各類壟斷行為逐步被納入反壟斷規制的范圍。2014年以來，從商務部禁止P3海事聯盟，國家發改委深入調查我國汽車流通市場、美國高通及IDC公司，到工商總局突擊調查微軟，三家反壟斷執法機構對跨國公司壟斷行為的挑戰引起國內外各界密切關注。
在當前背景下，我國應切實加強反壟斷執法，嚴懲壟斷行為，提高違法成本和執法威懾力，打擊壟斷者的僥幸心理，引導企業尊重和遵守我國法律，鼓勵負責任的企業行為。
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趙忠秀說，過去幾十年我國一直對外資采取歡迎鼓勵的超國民待遇，但對規范化方面的管理往往有所忽略，往往在引入外資時，甚少考慮安全或市場壟斷的問題，一些領域幾乎完全被外資獨占。如果能打破壟斷，改變外企在華長期養成的種種陋習，將是對中國市場的優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