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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充足率、貸存比和貸款額度管理，這些嚴格的監管指標已經對銀行的放貸能力產生了較大的約束。在這一輪的穩增長過程中，要解決管理層所關注的“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這些監管指標或許需要微調。
7月份，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3852億元，同比少增3145億元，7月份，新增社會融資規模2731億元，同比減少5460億元。外部流動供給也不樂觀。7月份，金融機構外匯占款僅增加378.35億元，這一趨勢或將貫穿全年。央行對此的判斷是，季節性因素回落，疊加有效信貸需求不足。
監管指標的約束也應該是導致銀行力有不逮的原因之一。在與一些銀行交流的過程中，這些機構普遍反映有些監管指標已相當緊張。
在存貸比指標方面，許多股份制銀行甚至包括一些大行，已經接近紅線。觀察上市銀行去年底數據，中國銀行存貸比72.5%，交通銀行存貸比73.4%，招商銀行存貸比74.4%，中信銀行存貸比73.2%，浦發銀行存貸比73.0%，民生銀行存貸比73.4%，光大銀行存貸比72.6%。而且，這還是在許多業務依賴非標資產進行的情況下。所以說，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放松對存貸比75%的紅線要求，許多鏈條復雜、成本較高的非標業務、表外融資將重新回到銀行表內，這不僅有利于規范同業業務和影子銀行，更有利于實體企業降低融資成本。
在資本充足率方面，國內銀行體系有著全球范圍內幾乎最好的資本儲備。觀察上市銀行去年底數據，工農中建四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0.62%、9.81%、10.73%和11.14%。即便資本充足率最低的華夏銀行也有8.47%。但根據《新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銀監會2012年第1號)的要求，商業銀行需滿足資本監管要求，其中核心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分別為5.0%、6.0%和8.0%，加上2.5%的儲備資本要求，實際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最低要求為10.5%，明顯高于舊辦法8.0%的資本充足率要求。雖然，新資本協議推遲執行，給予商業銀行緩沖期，但其影響頗高。考慮到國內金融市場補充資本的效率較低，銀行增發幾無可能，優先股雖已獲批但還未實施，二級資本債發行效率也有限，一些銀行甚至不得不到香港市場籌資。受制于資本儲備要求，商業銀行在開展業務時不得不對資本消耗較高的信貸業務謹慎為之。
反觀國外主要經濟體，歐洲國家執行巴塞爾協議3遙遙無期，甚至要推遲到2019年，美國也是勉勉強強才同意執行。不能不說這和他們要逆周期刺激銀行放貸無關。
另外，在信貸額度管理方面，要求商業銀行嚴格按照“季度3：3：2：2和季內4：3：3”的投放節奏放貸也不合理。筆者調研的一家全國性大型商業銀行，全年信貸額度只有2000多億元，上半年基本就已把全年額度用完。雖然信貸額度并非指令性目標而是指導性目標，但在央行差額準備金率動態調整工具面前，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
不少機構擔憂，如果上述三大監管約束沒有改善，央行“總量穩定”的目標恐難實現，信貸投放或許將出現持續疲弱的態勢。不過，有小道消息稱，央行已通過窗口指導調高了銀行貸款額度，甚至開始討論M2增長是否可放寬至14%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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