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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份，我國人民幣貸款增加3852億元，為2010年以來單月最低值；社會融資規模2731億元，分別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少1.69萬億元和5460億元。應該看到，7月份金融總量數據回落有多方面原因，既與當前經濟下行，融資需求不足和資金供求通道不暢有關，也與經濟新常態下，增長動力轉換和結構調整有關。筆者認為，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社會融資過度擴張或將逐漸成為歷史。
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隨著我國經濟增長動力轉換和經濟結構調整，社會融資增長勢必放緩。
一是服務業對社會融資的吸納能力將會受限。在經濟新常態下，服務業比重明顯上升，并取代工業成為經濟增長主要動力。就行業特性而言，服務業融資需求主要來自房地產業與服務業基礎設施建設，當房地產與基礎設施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服務業融資需求將會明顯減少。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今年上半年金融機構貸款投向數據進行粗略估算，剔除房地產貸款后的服務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大約為2.97萬億元，是工業中長期貸款余額的42.6%。
二是投資驅動后勁不足減少融資需求。不可否認，當前投資在穩定我國經濟增長中仍然發揮關鍵性作用。但未來有效投資增長空間日益狹小，難度也日漸增大。這意味著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總需求增長主體將由投資向消費轉化。而投資驅動漸顯乏力，將會逐步減少社會融資需求。截至2014年6月末，我國本外幣固定資產貸款余額25.1萬元，占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余額的42.2%。若經濟增長動力轉換順利推進，這一比重勢必收縮。
三是社會融資因素在創新驅動經濟增長中作用下降。在過去粗放型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本是極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但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技術進步和創新將逐步發揮核心作用，融資因素反而沒有那么重要。創新驅動型企業融資需求主要集中在企業形成有競爭力的產品與服務時。但即使這樣，單家企業吸收社會融資規模能力也極為有限。
四是消費信貸發展空間總體較小。隨著未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日漸鞏固，居民收入在社會收入結構中的比重將會明顯上升，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費信貸發展的空間。截至2014年6月末，我國住戶消費性貸款余額14.2萬億元，主要是住房消費貸款，剔除住房因素后的消費貸款規模非常有限。我國有“量入為出”的消費習慣，依靠消費信貸超前消費并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在我國將面臨更多傳統與現實的考驗。
因此，面對7月份單月社會融資規模、貸款增量以及貨幣供應量增速等宏觀金融總量的明顯回落，既要警惕經濟繼續下滑的風險，疏通實體經濟融資渠道，也要考慮到新常態下，社會融資變化的新情況。對此，金融市場和微觀經濟主體大可保持平常心態。
單月貸款增量明顯回落也有歷史先例。2004年、2005年7月份人民幣貸款余額還曾經出現過凈下降。貨幣政策取向的本質不在于“松”或“緊”，而是與實體經濟的契合度。只要金融總量總體穩定，也能基本滿足實體經濟需求，就不要過于糾結單月金融總量數據的回落。事實上，就貨幣供應量、社會融資、貸款等指標衡量，我國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裕，完全可以滿足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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