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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在金融領域中，國際收支開始由“雙順差”格局向“經常項目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的新常態轉變，跨境資本雙向流動日趨明顯，對中國內外金融和貨幣政策環境提出新挑戰。
事實上，跨境資本雙向流動在2012年和2013年就有所顯現，這從當年外匯占款數據可見一斑。2013年1月份新增外匯占款創紀錄地超過6800億元，前四個月新增合計1.5萬億元，此后新增外匯占款急劇下降，6月、7月連續負增長，自8月開始新增外匯占款再度大幅增加，10月新增額接近4500億元，11月約為4000億元。
今年以來，受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增強影響，中國跨境資本走勢可謂“三起三落”，經歷了過山車行情。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跟實體經濟有關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順差合計286億美元，同期銀行結售匯順差為1592億美元，跨境資金凈流入壓力明顯；二季度，貿易和投資活動順差合計943億美元，但同期銀行結售匯順差為290億美元，意味著二季度跨境資金流動呈現偏流出壓力。
而進入三季度，隨著國際避險情緒緩解，外部融資環境趨松，中國貿易順差持續擴大，人民幣加快升值，以及滬港通推出等因素刺激，跨境資本再現大幅回流之勢。EPFR數據顯示，截至7月30日當周，全球新興市場股基單周資金凈流入逾20億美元，達到77周以來的最高水平。在分類股基中，亞洲(除日本外)股基和多元化新興市場股基(GEM)表現最為搶眼。7月30日當周，流入中國股票市場的海外資金達到21.44億美元，創下天量，為歷史上第二單周凈流入量。
事實上，中國跨境資本流動不僅出現了方向上的“新常態”，更可能出現結構上的“新常態”。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2014年第二季度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二季度我國國際收支結束了連續六個季度的“雙順差”格局，其中資本和金融項目(包含凈誤差與遺漏項)出現369億美元的逆差，為2012年第三季度以來首次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的新特征將更加突出。
從中長期來看，資本項目自由化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全球金融周期的差異性，以及全球貨幣政策分化帶來的“外溢效應”等等，都將是這種“新常態”的決定性因素。未來隨著央行退出外匯干預，主要由外匯市場供求關系自發決定的人民幣匯率將步入雙向波動通道，市場主體的匯率預期或結匯意愿將反作用于外匯供求，成為影響國際收支的關鍵性因素。
由此看來，在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跨境資本流動雙向波動成常態的大背景下，基于匯率水平的貨幣投放機制將根本性改變，這對央行政策框架將是新挑戰——貨幣自主性增強要以波動性為代價。一方面，由于私人部門購買外匯資產的增加，央行被動收回人民幣流動性，“藏匯于民”造成一定程度的貨幣緊縮；而另一方面，一旦形成貶值預期，非政府部門增加美元減少人民幣資產，在國內資產配置上則表現為增加貨幣資產，減少風險資產配置，流動性需求上升，在相同的貨幣供給下貨幣條件顯得更緊。因此，須創造新的貨幣工具箱，比如進一步發揮國債作為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基準的功能，為投資者提供無信用風險的金融工具或對沖工具等，以適應跨境資本流動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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