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常態下的中國經濟，雖然經濟總量取得了持續增長的矚目成就，但反映了儲蓄-投資、國民收入分配中的結構性失衡卻日益加劇、對房地產業的過度依賴抑制了創新型的增長，貨幣供給機制的美元化和高信貸與貨幣投放的通脹之路，本身對經濟的系統性穩定造成了傷害。可以說，經濟舊常態自身就有著向新常態過渡的內在要求。
■就在中國人口結構變動導致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時候，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悄悄地興起。
世界經濟格局和全球產業版圖將因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深入而發生巨變。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很有可能在制造業中再度領先，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制造業會失去優勢。
■新常態是在中國通過高信貸、高貨幣投放而維持的高儲蓄-高投資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人口結構變動、全球經濟再平衡和第三次工業革命興起的大背景下，對中國經濟在未來一段時期較為冷靜的新認識。基于新常態的認識，政府將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把高經濟增長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直接目標，也不大可能通過強刺激政策使實現的增長率明顯超過潛在增長率。新常態也為貨幣政策打開了新的空間。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總書記首提新常態，不僅體現了黨和政府對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客觀經濟主觀認識上的變化，而且會引導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觀行動符合經濟新常態的客觀要求。基于此，我們有必要從理論的角度來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
舊常態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
要弄清經濟“新常態”，當然首先對“常態”有一個清晰的界定。在我們看來，所謂經濟“常態”，并不是指經濟活動在一個長時期內穩定不變完全可預期的狀態，而是在經濟發展的某個特定階段，由經濟規律所主導的經濟活動相對穩定特征的動態過程。就經濟運行的宏觀面而論，經濟常態應當最終取決于某一段時期由技術、制度、人口與勞動供給和資本所決定的“潛在增長率”。但是受經濟環境和政策環境的影響，在某一段時期，經濟常態既可能表現為實現的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也可能高于潛在增長率，前者表現為總需求相對不足、物價水平較低，后者則表現為總需求的相對旺盛乃至經濟過熱，物價水平上漲甚至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
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發展時期、不同歷史階段的“常態”表現具有明顯差異。這樣，可以對經濟“常態”進行不同的劃分，如“新常態”與“舊常態”。雖說可以對經濟作“新”“舊”常態的劃分，但“新常態”與“舊常態”不是割裂的，新常態是對“舊常態”的承繼和揚棄。對客觀的經濟“常態”的認定和判斷，會直接影響政府主觀的宏觀經濟決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應當使實現的經濟增長常態維持在潛在增長率決定的自然常態。
因此，分析“新常態”，首先要厘清“舊常態”。從時間區來看，與當下新常態對應的舊常態，大致為新世紀以來十年左右時間的中國經濟狀態。中國經濟“舊常態”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征：首先是經濟增長率的持續性上升;其次，高儲蓄—高投資是其第二個重要特征，同時也為經濟增長率持續上升提供了資本供給上的保障;第三，人口紅利貢獻巨大;第四，經濟舊常態對房地產業的依賴度上升，經濟、金融和地方財政均有房地產化的傾向;第五，扭曲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第六，在貨幣層面，舊常態表現為貨幣供給機制的高度美元本位化的同時，走的是高信貸、高貨幣投放的通脹之路。
總之，舊常態下的中國經濟，雖然經濟總量取得了持續增長的矚目成就，但反映了儲蓄-投資、國民收入分配中的結構性失衡卻日益加劇、對房地產業的過度依賴抑制了創新型的增長，貨幣供給機制的美元化和高信貸與貨幣投放的通脹之路，本身對經濟的系統性穩定造成了傷害。可以說，經濟舊常態自身就有著向新常態過渡的內在要求。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現實背景
中國經濟正從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國家向中高收入國家邁進、同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轉折時期，舊常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舊常態的高增長，是不平衡式的增長，是以GDP為中心、以投資為主導、對技術進步重視不足的粗放式增長。所謂以投資為主導，實則是通過人為政策刺激而實現的增長，因而，在舊常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上違背經濟規律和資源環境約束的、不可持續的增長，也就不足為怪了。舊常態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必然促使經濟轉向新的增長模式并且實現與之對應的新常態。
在舊常態日漸暴露其不可持續的結構性矛盾之時，中國的潛在增長率開始出現了下降。一般而言，決定潛在增長率的因素主要有技術與生產率
、資本增長率和人口結構與勞動供給。中國潛在增長率下降，首先是因為中國人口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逐年減慢，并于2010年達到峰值，此后開始絕對減少。相反，人口撫養比則由下降轉為提高。而人口結構的變化，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國民儲蓄率將趨于下降，使得依靠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難以獲得有效的資本供給。與此同時，技術進步又是非常緩慢的過程;在投資率本已處于畸高水平、且資本存量已大幅增長的背景下，資本增長率趨于下降是必然結果。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換擋新常態是經濟發展變化所必然導致的供給面變化的結果，當然，也是政府政策取向變化使總需求主動適應潛在增長率的變化，進而使政策驅動總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下降的結果。從歷史經驗進一步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率只要能夠保持在7%—8%之間，就是在其自身潛在供給能力上實現的增長。在這種狀態下，既不會有嚴重的就業壓力，也不會有難以承受的通脹。
就在中國人口結構變動導致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時候，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悄悄地興起。技術進步始終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之一。當下正在興起的技術革命便是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Rifkin《第三次工業革命》中認為，互聯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結合起來，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創造強大的基礎。與Rifkin側重于能源技術革命不同，《經濟學人》2012年4月21日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封面文章則聚焦于3D打印技術和數字化制造，將“第三次工業革命”界定為以數字化制造與新型材料的應用為標志的工業革命。主要標志之一是3D打印技術和工藝。3D打印機是按設計好的數字模型，用各種材料，以疊加工藝“打印”出各種最終產品，整個“打印”過程無需人工參與，所需原材料只有傳統生產方式的1/10，能源消耗也遠低于傳統的工廠式生產。這使得企業只提供數字化模型，用戶和代理商可用3D打印機將產品“打印”出來，工廠、制造業工人將越來越少。
標志之二是工業機器人。2006年，《福布斯》就曾預言，當工業機器人性能趨于成熟、穩定和易用時，制造業會出現工業機器人替代工人的浪潮。機器人發展已進入多方面應用的階段，包括運用在醫療手術和制造業。例如，美國佐治亞州的一家服裝技術公司推出“機器人裁縫”，生產線上將看不到工人。據稱，這項技術革新，能徹底讓“美國制造”打敗“中國制造”。美國可望扭轉每年用1000億美元逆差從中國、越南等地進口服裝的局面。創始人迪克森說，“自動化機器能讓手機、電腦和電視的生產重返美國”。人工智能、機器人和數字化制造促成的新型產業革命，華盛頓郵報甚至據此說：“美國的機器人不久就可以直接和中國勞工競爭”。
無論如何，第三次工業革命使制造業對于工人的依存度會大幅下降，制度業中的勞動力成本也會隨之而大幅度降低，制造不再與工廠、工人密不可分，它不僅是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且也將改變生產的組織形態。直接生產領域中幾乎看不到人影了，將基本上由數字化自動生產，使得國際分工不再主要取決于勞動力成本，即便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可能向資本密集型轉化。進而新興市場勞動力的比較優勢趨于消失，不僅會遏制發達國家的制造業空心，而且會反過來讓缺乏自主創新和創意的新興市場制造業空心化。以智能化、數字化、信息化技術為基礎，以大規模定制和個性化制造為特點的工業革命，從根本上解決了傳統制造技術下新產品開發周期、產能利用、成本、產品性能、個性化需求等之間的沖突，實現制造的綜合優化，產品質量大幅提升。因而，第三次工業革命將重新詮釋產品競爭力的內涵，并從根本上改變競爭力所依賴的資源基礎和要素結構，最終影響各國在全球工業體系中的分工地位和現實利益。世界經濟格局和全球產業版圖將因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深入而發生巨變。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很有可能在制造業中再度領先，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制造業會失去優勢。無疑，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中國經濟轉向新常態的第三個重要因素。
第四個促使中國轉向新常態的因素就是制造業回歸與全球經濟再平衡。經過金融危機后的反思，發達經濟體認識到長期“外包”政策和國內產業空心化，造成諸多社會弊病。因而危機之后，發達國家都呼吁要“重新回歸制造業”，并宣稱通過發展高端制造業，重構全球制造業競爭格局。以美國為例。為提高美國制造業吸引資本和投資的能力，美國政府正在通過調整稅收政策來降低美國制造業的稅收負擔，并使暫時性減稅措施永久化。2010年8月11日，奧巴馬簽署了《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降低非美國制造、但美國制造商必需的大量產品的各類關稅。奧巴馬表示，類似法案有助于提高美國產品的競爭力，滿足5年內出口翻倍的目標，“在公平競爭的前提下，美國工人可以和任何人競爭。”2010年9月美國又頒布了《創造美國就業及結束外移法案》，為從海外回遷就業職位的企業提供24個月的工資稅減免，并終止向海外轉移工廠和生產企業提供補貼、免稅和減稅。諸如此類的措施，都是為了推動制造業回歸。
除了稅收政策調整外，美國制造業勞動力相對成本正在下降。盡管中國制造業小時工資還遠不及美國的水平，但中美間成本差距正在逐步縮小。2010年，美國制造業生產率提升了6.1%，單位勞動力成本降低了4.2%，從2002年至2010年，美國制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累計降低了10.8%。相比之下，中國的勞動力報酬增速比生產率增速要快得多，從2005年至2010年，工人的工資水平以每年19%的速度遞增，而同期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全負荷成本只增加了4%。
第三次工業革命又為制造業的回歸做了技術上的準備。美國制造業回歸的重點在產業升級，高端制造是其戰略核心，積極在納米技術、高端電池、新能源與新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電子研發、高端機器人等領域加強攻關。這將推動美國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創新集群發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領域的研發領先、技術領先和制造領先。最新的發達經濟體金融危機，在相當程度上是全球經濟失衡的結果。為了實現健全的經濟增長，就需要矯正全球經濟失衡，再平衡是重建穩定國內經濟的重要環節。事實上，全球經濟也正在尋求新的平衡過程。貿易順差國家的經常賬戶順差與GDP之比在下降，逆差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也在逐漸改善。制造業回歸將促進新一輪全球供應鏈重組和國際分工體系，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全球經濟再平衡，不僅意味著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將減弱，而且也意味著，即便沒有改革中國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國際收支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影響也將弱化，從而極大地增強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
中國經濟新常態之“新”在何處
在總結了中國經濟舊常態和新常態的現實背景之后，便可以進一步探討中國經濟新常態到底“新”在何處了。根據上文的分析，我們不妨將中國經濟新常態定義為：在增長速度換擋、結構改革陣痛、社會矛盾愈發尖銳時期，集中體現為與潛在增長率相協調、與過去一段時期高增長相較而言現實相對較低增長率的社會經濟形態。經濟新常態既是經濟規律、經濟周期自身運行、國內環境與國際大環境變化客觀結果，也是政府對經濟運行主觀認識變化的結果。前者體現為因經濟供給面約束而使潛在增長率下降;后者體現為宏觀經濟政策積極主動地順應潛在增長率的新變化，而對通過刺激性宏觀經濟政策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心理”保持了高度克制和冷靜。
經濟新常態更體現了政府政策目標函數的重大變化，即政府賦予GDP增長率的權重明顯下降，是對過分強調增長率的單一GDP主義執政理念拋棄。經濟新常態在強調更靈活、公平的競爭機制使經濟維持在與潛在增長率相適應的總量增長水平，是內生于技術進步、結構調整和體制機制市場化的自然增長，而不是通過刺激政策實現的“拔苗助長”的增長。
在新常態的增長率足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經濟總量目標的前提下，它更注重機制的創新和結構上的平衡。因此，新常態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實行統一市場準入，通過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提高經濟自身應對沖擊的靈活性;強調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平衡;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兼顧、經濟增長與環境資源承載力相協調的增長，即習總書記所說的“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強調包容性增長，讓老百姓充分享受經濟增長成果，這不僅要求改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也要求真真切切地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控制好物價和以房地產為首的資產價格。
由此，我們便可以歸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幾個重要方面了。
首先，增長速度的新常態，即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換擋。這是由潛在增長率的換擋決定的，也是由中國經濟總需求結構變化所決定的。總需求各個構成中，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上升，投資與凈出口的貢獻將有所弱化;相應的，中國儲蓄—投資關系也將有所改善，經濟增長的目的從舊常態扭曲的“為生產而生產”切實轉向“為普羅大眾消費而生產”。實行這一轉變，要求從單純強調做大蛋糕到“做大”與“分好”蛋糕并舉，改善居民、企業與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關系。
其次，增長的主要力量，將轉向主要依靠轉型升級、生產率提升的創新驅動型增長，即增長主要源于供給面的積極變化，而非人為需求拉動的增長。這意味著，宏觀經濟政策將從過去側重于需求面的管理轉向側重于供給面的管理;增長與資源配置的機制更加市場化，市場起決定性的作用，減少政府對經濟資源的直接配置或行政干預，這不僅可以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也會極大地降低腐敗機會。因此，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不僅僅表現為“量”的新常態，更應當指資源配置機制的新常態，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讓資源在市場信號的引導得到相對更有效的配置。這意味著，新常態中的經濟靈活性將會有所提高。
第三，增長與資源配置機制的市場化，不僅要求推動市場的對內對外開放，放松對經濟主體的市場準入限制，實行更加嚴格、公平、公開透明的產權和市場參與者的司法保護，而且要求適當降低政府所得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時，人口老齡化對安全性、收益相對穩定的資產需求上升，完善貨幣政策機制要求完善國債收益率曲線。這三方面因素意味著，未來政府債券總量可能會明顯上升，國債期限結構也會更加多元化。
第四，宏觀經濟政策的新常態，將宏觀政策的“穩”與微觀政策的“活”有機地結合起來。所謂“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即是要保持政策定力，“少折騰”甚至“不折騰”，從總量寬松、粗放刺激轉向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的宏觀審慎政策，這決定了貨幣政策在未來一段時期均可能具有“點、面”結合且“以點帶面”的特點。在政策空間上，全球經濟再平衡過程中國將使中國美元本位的貨幣供給機制得到弱化，提高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央行的信用獨立性，這將決定貨幣政策操作將不會像“舊常態”那樣以緊縮和凍結流動性為主。這表明，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新常態將為中國貨幣政策打開新的空間，也為存款準備金比率緩慢有序地降到正常水平創造了積極條件。
第五，利率市場化進一步深化乃至最終基本實現市場化的總體水平。利率決定機制的變化將迫使央行逐步放棄存貸款的利差管理，利率水平將能夠更好地反映消費者的時間偏好率，也能夠更好地體現企業的真實資本回報率和風險狀況。但受潛在增長率和資本邊際產量下降的影響，中國未來利率的總體水平可望會維持在較低的水平。隨著更加注意利率機制在貨幣政策操作及傳導中的地位和作用，央行可能會日益注重市場利率的平滑化操作，央行不僅會引導市場利率水平，也可能會通過政策行動影響市場(尤其是國債)利率期限結構。這將要求央行更加注重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而非負債方的操作。匯率從單邊升值轉向更加靈活的雙向波動，市場供求在匯率決定中發揮更主導性的作用，這將明顯降低匯率變動的可預測性，這對過去單邊升值預期中的國際資本流動造成極大的影響。當然，這同樣有助于國內貨幣政策的自主性。
總之，新常態是在中國通過高信貸、高貨幣投放而維持的高儲蓄-高投資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人口結構變動、全球經濟再平衡和第三次工業革命興起的大背景下，對中國經濟在未來一段時期的較為冷靜的新認識。表明政府對宏觀經濟調控更多受到理性的約束。但在新常態下，宏觀經濟政策仍然要服務于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
基于新常態的認識，政府將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把高經濟增長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直接目標，也不大可能通過強刺激政策使實現的增長率明顯超過潛在增長率。政策面的調整將從過去注重總需求面的刺激而轉向供給面的持續性為主導，這決定了政府政策的重心在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釋放潛在的改革紅利，核心是通過改革激發市場活力、調整經濟結構而實現有質量、平衡的、資源環境代價最小化的“好”的增長。
新常態也為貨幣政策打開了新的空間，貨幣供給的美元本位化將不斷削弱，為緩慢有序地調整中國過高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創造了積極條件。利率和匯率機制更加市場化和靈活化。受潛在增長率和資本邊際產量下降的影響，中國未來利率的總體水平可望會維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