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被評價為力度空前、含金量極高的新能源車推廣應用新政策出臺了，標志著我國新能源車已從試驗期轉向了推廣期。新政策力推新能源汽車“駛入”百姓之家，中國制造再迎利好，從做大到做強，中國制造業向制造服務業延伸面臨轉型升級的當下，政府相關部門還可以在哪些方面做文章？轉型升級，如何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新的動力？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約評論員國務院國資委專家組成員張春曉、著名財經評論員劉戈共同評論。
免除車購稅，加快充電設施建設，國家新政策力推新能源汽車“駛入”百姓家。轉型升級，未來制造業向制造服務業延伸，各方還要做哪些努力？
2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加快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指導意見》，從加快充電設施建設，積極引導企業創新商業模式、推動公共服務領域率先推廣應用，進一步完善政策體系、破除地方保護等六個方面助推產業發展。
苗圩（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消費者大概受益最多的有三個稅：第一個就是從9月1日開始免除車購稅；第二個就是每年要繳納的車船稅對新能源汽車也進行減免；第三個就是消費稅也要根據用電和用油的情況區別不同的情況有所減免。
張春曉：要通過政策的指引來搭建產業鏈延伸的平臺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對于新能源車，政府首先從政策上、產業上給予扶持，這是第一；第二，因為新能源車屬于現代裝備制造里非常重要的一個內容，是我們重點發展的一個行業，它需要有非常強的技術，這恰恰是我們在產業發展中不具備的。從技術上要加大技術引進的力度，同時要加大我們自己技術研發的力度。
在技術上應該有兩個，一個叫外引，一個叫內培，外部引進來，內部培養起來。內部培養起來是我們重要的內容，但沒有外部引進來，我們內部就發展不起來，所以它們是相互促進的。更重要的是，政府要通過政策的指引來搭建產業鏈延伸的平臺，因為一個產業的發展，如果只選擇其中一個小的節點，它的交易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發展的速度也很慢。產業鏈的延伸同時要尋求價值鏈的提升，也就是說，政府要在產業鏈的延伸上和價值鏈的提升上搭建良好的發展平臺。
劉戈：沒有政府的引導 新能源汽車很難發展起來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政府的引導作用非常的明顯，其實在我們國家。我們的汽車企業研究新能源汽車時間也不短了，很多企業一直在致力于新能源汽車的開發，但是一些基本問題，包括一些基礎設施，比如沒有充電樁，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前段時間，我們看到報紙上登了一個圖片，有幾個人在推一輛特斯拉，那是趕時髦的最先一批用戶，他們買了以后，可能開在什么地方就沒電了。沒有統一標準的充電樁這樣一個設施，這個產業是發展不起來的。現在我們剛剛通過的新能源汽車的這個《指導意見》，這30條是非常實在的，里面有很多很細致的規定，包括統一標準的制定。
另外，各種配套必須要有統一標準，同時你還要有一些產業上的鼓勵政策，比如說以后開發商在我這批地的時候，買地的時候那作為一個條件，必須要建能夠統一的，符合國家標準的充電設備，那么政府把這樣一些基礎打好了，那么在這些方面對這個行業，是一個非常清晰而強力的引導作用。
張春曉：金融要更好的支持實體經濟 尤其是支持現代的裝備制造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在政策上配套的跟進，比如在德國，為了提高技術，他給了很多的補貼，其實這是政府的一個重要的產業政策。工信部的苗部長說過，我們在新能源車發展中給予稅收優惠，我們同時要對技術的跟進給予政策的補貼，經濟發展的核心就是實體經濟，實體經濟的核心其實就是現代裝備制造，而現代裝備制造里面，它重要的技術的跟進，這決定了一個國家產業水平的高低。
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在前年博鰲亞洲論壇中，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在金融危機肆虐的情況下，德國能比歐洲其他國家優先具有企穩跡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德國有強大的工業體系，因為我有這個做支撐。那么，我們的金融和實體之間一直存在著利潤鴻溝。看看中國500強，再看前幾天的世界500強發布，把中國的企業梳理出來，我們非常明顯的看到，我們的金融產業，尤其我們大的國有銀行的利潤率都是在兩位數。但是我們的工業呢？尤其我們的機械裝備制造業呢？我們的利潤率都是個位數，去年平均利潤率不到5%。在這種情況下，我有什么樣的資金能夠拿出來投向我的技術呢？我不敢。同時我有什么樣的能力能吸引更加優秀的人才跟進呢？不可能。我提供不了這個薪水。所以金融怎么更好的支持實體，尤其支持現代的裝備制造，這是政府要在產業政策中做的又一個大問題。
劉戈：產業扶持 稅收上的優惠和財政上的補貼都要給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政府的政策在對于產業的扶持上面到底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其實很多發達國家在發展的過程當中，他們的制造業，包括像德國和日本，他們走過的路其實我們可以吸收很多的經驗。包括德國的高鐵，當時像他們這些國家在通常情況下很少會對企業做一些支持，干預的行為，但是他會在這樣一些真正的能夠代表國家水平技術方面，他會給錢。包括德國的高鐵，每年上億馬克科技的支持費用是給的。
包括日本，當年80年代的日本首相中尊村康紅，走到哪都說我的左臉是豐田，右臉是索尼，他為什么這么說？其實他就是要把國家最有競爭力的產品推到國外去，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他自己要把自己也做成一個傳播的大使。那么同時日本政府還做過什么事情？比如說在1950年的時候日本的三菱公司被肢解，后來為了產業的需要，在1964年的時候又重新組合成三菱重工，那么政府在一些關鍵的環節里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一定把市場當為主導，那么政府只在一些關鍵的環節里面起推動和搭建平臺的作用，稅收上的優惠和財政上的補貼都要給。
劉戈：政府扮演的角色很微妙 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好這個度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政府在角色里面的確是很微妙，也就是說你干的太多了也不行，干少了也不行，這里面如何去把握這個度。
以新能源汽車為例，很多地方以前都制定了自己支持新能源汽車一些政策，但是這些政策你看，他又有了為了保護自己本地的那幾家，可能對搞新能源汽車的企業來說，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地方保護主義的味道就比較濃，那比如補貼的時候，我本地生產的汽車就有補貼，外地生產的那就進不了我的這個目錄，就不能拿到補貼，所以這樣表面上看是在推動整個行業的發展，但是實際上又在市場的流通當中制造了一些障礙，所以現在我們新的政策，我們這30條里就著重提到，要打破原來的這些地方政府進行的保護這樣一些政策，那么這就是讓整個市場的血脈能夠暢通起來。
張春曉：打破地方壁壘 現在急需搭建政策的統一運行平臺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剛剛說各地形成一種地方壁壘，其實我們現在急需要把政策的統一運行平臺搭建起來。因為無論是新能源車，還是其他的現代裝備制造，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產業振興計劃。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好的產業振興計劃，那么就會出現各地都會去建設上馬，重復建設，那重復建設的結果一定是惡性競爭。
在這個時候，我們中央在產業規劃上，一定要形成統一的產業規劃格局，不能讓中、東、西割裂，南、中、北不動，就中東西怎么割裂呢？就是東部是搞東部的，中部搞中部的，西部搞西部的；南部、中部和東部，和北部，本來它一體化的時候，它形成一個大的現代裝備制造，它是一個產業鏈條，東部，中部，西部也是個產業鏈條，但是現在如果各自搞各自的，那么重復建設就不可避免，惡性競爭如果出現，那是產業政策出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產業實現一個產業梯度轉移。另外一個，現代裝備制造要想加快發展，而且我們要往高端發展，要轉型要升級，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提供更加開放的一個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