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在德國柏林總理府前，一名男子持傘參加工會組織的游行活動，支持每小時8.5歐元的全國最低工資標準。新華社/路透 |
沃爾夫岡·朔伊布勒這個名字在中國被一些人熟知是因為歐債危機，在風頭甚緊的前幾年里，這位手握德國財政大權的人一言一行都牽動著世人的目光與神經。只不過，如果把歐債危機放進他迄今72年的人生長河中，也許算不上什么大的波瀾。
從30歲進入德國聯邦議會算起，朔伊布勒是聯邦德國從政時間最長的官員，個人經歷的跌宕起伏伴隨著科爾、施羅德、默克爾三任政府的更迭，如果他不曾與總理之位失之交臂，也就沒有如今的默克爾。
但是，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令他在48歲時終身癱瘓，但他更為重要、精彩的政治生涯偏偏卻在此后展開。也許，正是那把輪椅，促使他在多年復雜的黨派斗爭與政治變遷中砥礪出了不同尋常的光芒。
最黑暗的時刻
1990年10月12日晚，時任科爾政府內政部長的朔伊布勒在離家不遠的巴符州小鎮Oppennau的一家酒館參加所屬黨派基民盟的競選活動。晚上十點剛過，他準備離開，剛踏出門，竟遭到暗殺，三聲槍響后，朔伊布勒倒在血泊中。經搶救，他保住性命，但第三節脊椎以下癱瘓，只能靠輪椅行走。
用他的妻子英格博格·朔伊布勒的話說，“那一晚是他們一家最黑暗的時刻”。在此之前，朔伊布勒幾乎一帆風順。他在弗萊堡大學和漢堡大學學習法律與經濟，1971年，29歲的朔伊布勒獲得經濟法博士學位并通過了國家法律考試，不論當教授還是當律師，他都已為未來安寧優越的生活打好基礎。
只是，朔伊布勒的才智與激情終究另有所屬——還在大學期間，憑借聰明頭腦與出色的活動能力，他就是基民盟學生團與南巴登地區基民盟青年聯盟的主席。因此，1972年夏末，當巴符州基民盟打來電話邀請他作為當地選區代表參加聯邦議會選舉時，他幾乎沒有猶豫便同意了。幾個月后，他正式成為西德聯邦議會的議員。再過十年，科爾出任聯邦總理，極受科爾賞識與信任的朔伊布勒真正嶄露頭角，在黨內與政府擔任要職，并成為兩德統一時西德僅次于科爾的關鍵人物。
但這一切都因一場甚至有些“無厘頭”的暗殺滑向了不可知——經調查，兇手是一名有偏執障礙的精神分裂癥患者，想通過殺死內政部長報復那莫須有的“國家帶來的精神壓力”。朔伊布勒一家必須獨自面對這一不幸，一開始，英格博格希望丈夫放棄政治，“這樣有更多的時間好好對待自己”，但朔伊布勒這樣回答她：“我不得不承受生命中如此巨大的改變，你也一樣，因為你得忍受我。但在此之后，你真的希望你我再次承受這樣的巨變，也就是說，讓我過與政治無關的生活？”
就這樣，短短五個月后，朔伊布勒劃著還不太熟悉的輪椅，回到了辦公室。他的妻子則花了整整五年，才接受他終身癱瘓的事實，放棄了希望渺茫的四處求醫，開始自己的事業。
科爾的“王儲”
1990年，朔伊布勒正享有與總理科爾之間令人稱羨的親密關系。朔伊布勒遇刺后，科爾很快趕到醫院看望，父兄般鼓勵他“坐在輪椅上也可以當部長”。也許正是這句話給了朔伊布勒莫大的勇氣，在每隔幾小時會失去意識的病榻之上，朔伊布勒就開始對《明鏡》記者口述自傳性作品《我如何促成兩德統一》，但多年后這位記者卻透露了一個值得玩味的細節，在朔伊布勒審稿時，他刪去了大量突出科爾的情節。
朔伊布勒與科爾的關系整整維持了三十年。兩人初識是在上世紀60年代末，當時朔伊布勒在基民盟學生團組織了“為科爾而戰”的小群體，極力擁護科爾改革黨內政治、尋求與東方和解的主張。當1976年科爾成為基民盟主席入駐波恩后，更是主動尋求朔伊布勒的支持，他不僅恰好需要朔伊布勒這樣懂經濟、法律的人才，還非常欣賞他“極其認真、扎實完成每一項工作任務”的表現。
直至1984年前，朔伊布勒還只算是科爾在本黨的“首席管家”，負責與政府、其他黨派與本黨成員之間溝通斡旋。朔伊布勒能干、聰明、暴躁，但卻能以較中庸的路線與各派勢力相處。1980年前后，由于當時的執政黨社民黨多年來堅持高福利政策，國家債臺高筑，與執政聯盟自民黨在如何處理債務和調整稅收政策等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致議會解散，并提前在1982年重新大選。得益于朔伊布勒的穿針引線，自民黨與基民盟聯合，將科爾送上了長達16年的總理之位。
1984年，由于基民盟新任黨主席陷入隱瞞捐贈的丑聞，科爾急需人救火，朔伊布勒作為權衡再三的人選臨危受命，迫于當時的人事形勢，朔伊布勒提出條件，必須在內閣中掌有實權才肯上任，這才當上了德國聯邦特別任務部長與總理府秘書長，開啟了公眾視野內的政治生涯。
在此之后，朔伊布勒開始成為科爾“身邊的那個人”。在科爾執政初期，他的所有重要政策幾乎都得到朔伊布勒的支持與協助，包括開源節流以減少國家財政赤字，量力而行實施社會福利，減少國家干預以增加市場調節，引進和加強競爭機制以刺激經濟等。1989年，在內閣重組之際，朔伊布勒調任擔任內政部長，在緊接而來的兩德統一時刻，他則擔任西德方面的執行代表，幾乎承擔了所有與東德協調統一的具體事宜。
直到上世紀90年代前期，朔伊布勒與科爾都在以媒體眼中“毫無限制”的近距離保持著和諧一致。據說朔伊布勒的口頭禪是，“赫爾穆特(科爾的姓)知道，我永遠不會騙他”。科爾認定朔伊布勒是總理的接班人，這幾乎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朔伊布勒也被媒體戲稱為“科爾的王儲”。
總理夢碎
1997年時，朔伊布勒已經明白，他離總理的位置還很遠，因為科爾再次食言，表示還要參加1998年的總理競選。
只是，這時基民盟的形勢已經不比從前，由于兩德差異太大，統一后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令科爾政府越來越力不從心，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德國失業人數居高不下，高達500萬。朔伊布勒多年后接受采訪時說，當時基民盟的黨內秘書告訴他，“人們已經受不了科爾那張老面孔了”。
但朔伊布勒仍然不肯主動參加競選，“我從未想過以抵抗科爾的方式去當總理”，此外，他也擔心選民們是否真能接受并相信一個坐在輪椅上的國家領袖。1998年，朔伊布勒為基民盟設計了一套《未來議程》，向選民承諾該黨將做出改變，在科爾以及基民盟伙伴基社盟主席過目并同意后，朔伊布勒組織新聞發布會，但也因此斷送了自己成為總理的可能。發布會當天，到場記者人手一沓厚厚的《未來議程》材料，在提問環節，有兩名記者幾乎不約而同地指出材料后半部分一處的措辭，即基民盟未來將考慮“經濟政策中的生態元素”，并將其解釋為將征收生態稅，而這與當時基民盟，尤其是基社盟的官方口徑完全背道而馳。朔伊布勒一時錯愕，媒體立即大做文章，“朔伊布勒要收生態稅”、“基民盟內出現重大分裂”等迅速占領報刊頭條，基社盟大為光火，公開聲明“永遠不會與朔伊布勒成為盟友”，朔伊布勒也就此與總理之位無緣。
但很快就有人覺出蹊蹺，為什么兩名記者會在極短時間內同時發現這種毫不起眼的細節？沒過多久，兩名記者承認，在發布會召開前，他們被“科爾總理府的同事們”請去事先看了材料，而且“同事們”替他們指出了這一細節，此后，基社盟方面也打電話暗示記者，這一細節“將令基社盟非常不快”。
幾乎是不言自明的陰謀，朔伊布勒與科爾之間的信任終于被摧毀。同年科爾競選失敗，社民黨的施羅德成為聯邦總理，但科爾還是“部分”兌現了承諾，朔伊布勒同年接替科爾，成為基民盟的主席。
在此后很多年間，不斷有人問朔伊布勒，當年是否渴望過成為總理，他回答：“我替自己想過，但他的愿望，當總理的愿望，應該更強烈。如果我有機會，也許我就做了，但可能我永遠不會為此感到幸福。”
默克爾的犧牲品
1997年，基民盟已經感到山雨欲來，在該年萊比錫黨內大會上，朔伊布勒做了一次呼吁振興政黨的精彩演講，聽眾中那時還默默無聞的東德“小姑娘”默克爾深受感動，她對朔伊布勒說：“你的演講讓我想起當年我為什么會加入基民盟”。
1998年，朔伊布勒成為黨主席后需要重新物色黨務秘書長，原定人選不能到位，他近乎“突發奇想”地想到默克爾，女性、新面孔，也許能為基民盟帶來點新氣象。
1999年12月初，有報道稱，在科爾任內，一筆150萬至200萬馬克的捐款未計入會計賬目，在野黨基民盟再度陷入隱瞞捐贈的丑聞，朔伊布勒雖然堅稱對此毫不知情，但作為黨主席，又一次遭遇難題。
1999年12月22日，默克爾瞞著朔伊布勒在《法蘭克福匯報》上發表文章，令基民盟的形勢火上加油。默克爾在文章中批評科爾回應丑聞不夠誠懇，并表示基民盟必須與這位在位二十年的老領袖從精神上決裂，才能獲得新生。這使得媒體對基民盟現狀的抨擊愈發升級，也令朔伊布勒大為惱火。
默克爾是朔伊布勒發現并一手提拔的新人，科爾因此也不相信她發表文章會未經朔伊布勒允許甚至指使，他再次發揮在黨內的影響力，極力孤立朔伊布勒。內外壓力之下，2000年2月，朔伊布勒宣布辭去黨主席職務，再次成為基民盟一名普通議員。
果真為基民盟帶來新氣象的默克爾則屹立不倒，朔伊布勒之后，她出任基民盟主席。在2004年出版的默克爾專訪錄《我的道路》中，默克爾證實朔伊布勒事前并不知道她發表的那篇文章。她說，寫那篇文章的理由之一，在于要幫助仍受科爾陰影籠罩的基民黨，并非要推翻朔伊布勒的領導。
2005年，默克爾擊敗施羅德成為德國史上首位女性總理，她隨即提名朔伊布勒擔任內政部長，而并未給他可能威脅到她地位的黨內職務。據2010年出版的《默克爾傳》，朔伊布勒曾在2004年向默克爾表達希望得到總統一職的愿望，但只落得一番冷遇，傳記說，當時兩人同時出訪土耳其，默克爾甚至回避與朔伊布勒同處一室以免談及此事。
直到2009年，再次贏得大選的默克爾面臨全球金融海嘯，朔伊布勒憑借專業功底與多年來對聯邦財政的了解出任財政部長。此后，危機將朔伊布勒塑造成備受尊崇的決策者，也一度成為默克爾內閣中最重要的成員。
更融合的歐洲
據說朔伊布勒曾這樣向朋友解釋他對政治的理解：“政治就是那些對作為和權力癡迷的人，比如他自己，所獲得的樂趣”。可能正因如此，在遭遇種種打擊、背叛甚至屈辱后，他從不放棄。在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追求兩德統一與歐洲一體化被認為是朔伊布勒一直堅持的兩大“作為”。
在兩德統一之前，他比科爾更早預見了全德普選的必要性并為此在憲法中打下基礎，此后，他親自設計了統一后的社會、財政等制度框架并極力推動實施。而更非他莫屬的功勞是，他最終促成了德國聯邦首都由波恩遷址柏林，由此大大推動了東西德社會及情感的融合。
1991年6月20日，波恩聯邦議會就是否要遷都柏林舉行辯論，四天前的調查顯示，267人贊同，343人反對。那時遭受槍傷半年后的朔伊布勒對留戀波恩舒適環境的人感到憤怒，臨時申請上臺演講，演講引起廣泛共鳴，當晚投票結果變為337人贊同，320人反對，“世紀大遷都”塵埃落定。
在歐洲問題上，默克爾曾在一篇慶祝朔伊布勒七十歲生日的溢美之詞中稱，“他多年來執著的歐洲意識源自他兒時在德法邊境故鄉的生活”，也許不無道理。從政之初，他在科爾的歐洲政策中看到了同道，1992年，德國政府簽訂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朔伊布勒是最早推動歐洲一體化進入實質化階段的政治人物之一。1997年，他參與制訂了歐洲穩定與增長協議，此后又同樣參與簽訂推動歐洲一體化深化的《阿姆斯特丹條約》和《里斯本條約》。
到2009年出任財長之后，朔伊布勒更是在危機中尋找歐洲融合的機會。可以說，是德國主導了歐洲對抗危機的基調，即緊縮財政并推動結構性改革以重獲競爭力。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朔伊布勒與同樣強硬的默克爾之間始終存在微妙的差別，默克爾重在抑制危機對德國的傷害，而朔伊布勒則更多地視這場危機為完成歐洲政治整合的契機。
在他看來，實現對歐洲金融市場的統一監管與調控是歐洲走向穩定與融合的重要一步。正因如此，他在歐洲銀行業聯盟談判中做出了讓步，允許歐洲本國為籌建共同銀行業清算基金向德國銀行業伸手。另外，盡管面對重重阻力，朔伊布勒始終將推動歐洲范圍內的統一金融稅作為重要的政策目標。在朔伊布勒看來，這些都是歐洲走向財政聯盟的關鍵步驟。
朔伊布勒在2013年新開始的財長任期內的相關具體工作也許將包括：重塑歐洲金融市場結構、繼續推動歐洲層面上對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監管、推動銀行業聯盟建設，尋找危機國家恢復增長動力的更優方案、重新管理評級機構等等。這一切都朝向一個“更融合的歐洲”。
2012年，一位記者在采訪朔伊布勒時問，他是否像是與政治簽訂了靈魂契約的浮士德，朔伊布勒卻淡然回答，他認為他更像是西西弗斯，“永遠無限接近目標，但從未達到目標”。當這話從七十歲老人的口中說出時，好像也已經消弭了樂觀與悲觀的那一線之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