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年前的退市改革未見明顯實效之后，中國證監會4日再度啟動新一輪改革，期待完善股市退出機制。
在各方人士看來，這一次的改革方案有了很大突破。新版退市制度方案擴展了主動退市的方式，為有主動退市需求的公司提供多樣化的路徑選擇，同時引入重大違法公司強制退市制度。對存在欺詐發行、重大信息披露違法等市場反映強烈的違法行為的公司，證監會將予以強制退市。
除了明確市場交易類、財務類強制退市指標外，方案還特別提出，允許證券交易所在其上市規則中對部分指標予以細化或者動態調整，并針對不同板塊特點作出差異化安排。
中國證監會4日就《關于改革完善并嚴格實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見(征求意見稿)》(下稱《退市意見》)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滬深交易所上市規則同步修訂，標志著以健全主動退市制度、明確重大違法強制退市、嚴格執行多元化退市指標為重點的新一輪退市制度改革正式啟幕。
分析人士指出，本輪退市制度改革一方面確立市場化新規，與國際市場接軌，明確“主動退市”的身份和法律地位，使上市公司能夠自主決策、“能上能下”，同時破解市場重大違法退市難的難題，有利于公平市場環境的維護、提振投資信心;另一方面重新梳理既往退市改革逐步建立的多元化退市指標，并要求嚴格執行，推動真正實現上市公司退市的法治化和常態化。
業內專家認為，退市制度雖然是資本市場的“出口端”，但其市場化改革發力將牽動整個市場的存續生態，上市公司退市機制的捋順和做實將促進市場優勝劣汰、提升運行有效性，同時也將削弱“殼資源”溢價，促進上市公司價格向價值回歸、培育理性的投資文化。
機制接軌國際市場 退市應成常態
業內專家認為，本輪退市制度改革后，我國退市制度將更好與國際市場接軌，為常態化退市奠定了基礎。
武漢大學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認為，此次退市制度改革體現了四方面特點，一是對稱性，退市標準與IPO標準呼應;二是多元化，除了退市指標多元化之外，還特別提出了主動退市和強制退市情況;三是市場化，成交量、股價、股權分布等退市指標體現了投資者用腳投票的主動權;四是國際化，A股退市指標越來越與成熟市場的國際慣例對接。
此次退市制度改革首次明確列舉了上市公司實施主動退市的7種情形，并針對主動退市的情況在程序、要求、配套政策、退市后安排等方面做出了明顯區別于強制退市的制度設計。
“主動退市情形的明確提出是此次退市制度改革的一大亮點，也是同國際市場接軌的制度安排，其立意在于賦予上市公司在市、退市的自主決策權，使退市成為一種常態化的市場現象，而不是上市身份無以為繼的個別案例，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則為這一制度的實施提供了更好的條件和環境。”資深專家評價。
從業人士介紹，在海外成熟資本市場，公司退市是相當普遍和正常市場行為，上市公司除因觸發退市標準而強制退市外，很多公司選擇自主退市。1999到2004年紐交所自主退市與強制退市的比例是3：1，納斯達克市場為1：1。
美國市場上市公司自主退市主要包括三方面原因，一是價值被低估，二是出于公司戰略考慮，三是維持上市成本太高。而自主退市最主要的形式是私有化，包括要約收購、兼并等，成功的私有化能夠使包括公眾投資者在內的多方獲利。自主退市的上市公司通常需要支付溢價，統計顯示，1984到2005年間，美國上市公司退市交易的平均溢價是28%，2001年退市交易溢價達到峰值52.2%。
與主動退市相對應，《退市意見》進一步捋順了兩類強制退市的情形，一類是觸發包括交易類、財務類在內的多元化退市指標的強制退市情形;一類是因欺詐上市、重大信息披露違法而強制退市的情形。
“退市改革確立了強制退市的規定，將極大提高違法成本，使得欺詐發行和虛假信披行為直接導致摘牌的嚴重后果，相信會對杜絕這些違法行為的發生起到重要作用。”經濟學家、東南大學教授華生認為。
上述專家提出，退市指標的多元化也是境外成熟市場退市制度的重要特點，《退市意見》尤其明確提出重大違法的兩類強制退市情形，并針對各界詬病已久的欺詐上市強制退市情形從嚴要求，表明了監管層對維護市場公平秩序、維護投資者權益的決心，以及對違法違規的“零容忍”態度。而欺詐上市從嚴強制退市，也有利于資本市場“進口端”，即發行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推進。
退市改革倒逼公司經營
“殼資源”溢價將削弱1993年《公司法》確立了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但迄今為止僅有78家公司股票退出市場交易。業內人士認為，上市公司的退市難、退市少，在客觀上形成了上市公司的“殼資源”溢價，以及投資者炒殼、炒差的習慣。
“客觀上看，當前我國上市公司‘殼資源’價值依然較高，上市公司為維持上市身份所付出各類‘灰色成本’的情況普遍，甚至部分地方政府為了保住‘殼資源’注入了大規模的財政補貼，或者在轄區內上市公司退市上給予阻力。”
資深專家表示，形成這一現象的因素至少包括三方面，一是我國市場過往退市標準較為單一，多元化退市指標未真正落實到位，該退不退的現象客觀存在;二是市場往往將“退市”作為判斷上市公司好壞的標準，公司選擇自主退市的意愿較低;三是資本市場收購、回購等并購重組制度不完善，主動退市的差異化制度安排不到位，導致上市公司退市往往面臨較高的制度和社會成本。
“鑒于現行《證券法》規定，此次退市改革雖仍保留了‘連續三年虧損’退市情形，但股本總額、股權分布、成交量、市值、凈利潤、凈資產、營業收入、未依規信披等指標的進一步明晰，將促進和倒逼上市公司在注重經營指標的同時，增強市值管理的意識，提升在市期間的運營質量和規范性。”
分析人士認為，順暢地退出渠道、市場化的退市安排，有利于進一步促進上市公司真正實現優勝劣汰，促進合理定價，使股票價格向價值回歸，在此基礎上，上市公司的“殼資源”溢價將削弱，投資者炒作“殼資源”的習慣將逐漸改變，這無疑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改善市場生態，市場運行效率可望進一步提升。
同時，主動退市、強制退市并行，也有利于上市公司自主確定并實施發展戰略，提升公司質量，增強市場競爭力，激發市場活力;有利于培育理性投資的股權文化，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但該人士也提出，“殼資源”溢價的消除，除需要將退市制度改革政策真正執行到位，同時也需要包括發行改革、投資者保護、司法保障等在內的多維度改革政策多方施力，需要社會各方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