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的退市制度改革已經正式啟動。
作為注冊制配套改革措施中極為重要的一環，退市制度已被討論許久。此輪退市制度改革中，主動退市、重大違法行為強制退市、市場化的退市標準以及中小投資者的保護均在回應當前證券市場的迫切需求。
然而，在業內人士看來，上述改革的落實，僅在證券領域的“單兵突進”還遠遠不夠，改革尚需多領域共同突破。
變革 新政重塑A股退出機制
7月4日，中國證監會就《關于改革完善并嚴格實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退市意見》)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新一輪退市制度改革就此正式啟動。
公開資料顯示，自2001年水仙電器、廣東金曼2家公司股票被終止上市交易至今，滬深交易所累計僅有78家公司退市，僅占目前上市公司總數目(2545家)的3%，年均退市僅有3家。相比之下，2003年至2007年，紐約證券交易所年均退市率達6%，納斯達克年均退市率則為8%。
多年以來，中國證券市場“有進無出”、垃圾股死不退市的一大特征始終為各方所詬病，市場退出機制失靈一直以來都是影響證券市場基礎性功能——資源配置發揮效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對于2012年的退市制度改革，市場化、法治化和常態化在本輪退市制度改革中表現得極為明顯。《退市意見》進一步擴展主動退市方式，實施重大違法公司強制退市制度，進一步明確市場交易類、財務類強制退市指標，同時還將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作為退市制度完善要考慮的重點問題之一。
根據《退市意見》的設計，在新的退市制度框架下，上市公司的退市情形總共有27種，其中包括7種主動退市的情形，以及20種強制退市情形。在主動退市方面，主要包括因為收購、回購、吸收合并以及其他市場活動引發的主動退市情形。《退市意見》在實施程序、后續安排等方面做出了有別于強制退市的專門安排，包括經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通過、聘請獨立財務顧問進行專業把關、要求獨立董事發表意見等。
在強制退市方面，包括了4種因為上市公司出現欺詐發行、嚴重信息披露違規等重大違法公司強制退市條款。《退市意見》明確，對欺詐發行公司實施暫停上市；對重大信息披露違法公司實施暫停上市；對重大違法暫停上市公司限期實施終止上市。
除了主動退市和重大違法行為強制退市之外，《退市意見》還要求嚴格執行不滿足交易標準要求和體現公司財務狀況的強制退市指標。其中包括：關于股本總額、股權分布的退市指標；關于股票成交量的退市指標；關于股票市值的退市指標。公司股票連續20個交易日(不含停牌交易日)每日收盤價均低于股票面值的；社會公眾持股比例不足公司股份總數25%的上市公司，或者股本總額超過人民幣4億元，社會公眾持股比例不足公司股份總數10%的，都應當實施退市。《退市意見》在統一創業板與主板、中小板上述退市標準的同時，允許證券交易所在其上市規則中對部分指標予以細化或者動態調整，并且針對不同板塊的特點作出差異化安排。
危局 37家上市公司瀕臨退市邊緣
WIND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兩市的風險警示類股票總共有53只，其中包括*ST鳳凰、*ST武鍋B、*ST昌九、*ST超日、*ST賢成和*ST傳媒等六只股票的每股凈資產均在0元以下。《經濟參考報》記者注意到，上述53家上市公司中，僅2012年、2013年年度連續出現虧損的企業就高達37家，而且這37家上市公司今年一季度無一例外均處于虧損狀態，其中，*ST儀化、*ST二重、*ST新材等數家企業的單季度虧損金額都在億元以上。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些企業無疑是站在退市的懸崖邊上。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強制退市的巨大威懾力將可能較大水平地提高信息披露的質量和水平，將迫使上市公司變得更加誠信，倒逼上市公司提高自身的法制意識。
董登新認為，市場化的退市標準將引導投資者“用腳投票”，引導投資者進行風險管理。新退市制度將嚴格執行，提高退市效率，也將迫使投資者學會遠離垃圾股，淡化對于垃圾股的投機行為。他表示，在注冊制實施之后，新退市制度的市場化退市標準將能夠更好地發揮效力。例如一元退市標準、成交量退市標準以及股東人數退市標準等等。董登新還表示，在美國市場中，主動退市占一半，強制退市占一半，在強制退市中，“一美元退市”又占了一半，這就是投資者用腳投票的結果。
東南大學經管學院名譽院長、著名經濟學家華生則表示，長期以來，欺詐發行和虛假信披為市場深惡痛絕，近年來，以綠大地、萬福生科等公司的欺詐發行為代表，以南紡股份的虛假信披為代表，兩種重大違法行為既嚴重侵害投資者合法權益，也嚴重干擾了市場的正常運行，動搖了投資者信心。通過這次改革，確立了強制退市的規定，將極大提高違法成本，使得欺詐發行和虛假信披行為直接導致摘牌的嚴重后果，會對杜絕這些違法行為的發生起到重要作用。
不僅如此，董登新還認為，對央企來說，主動退市的制度安排將帶來一個便捷的產業并購、產業整合以及產業升級的路徑。“主動退市為企業提供了通過并購的形式退出市場的途徑，使得其獲得更大的并購自由和空間。作為上市公司而言，包括信息披露以及其他一些程序化的操作都是比較麻煩的，如果能夠主動退市的話，操作的空間可能更大。央企一方面要化解過剩產能，另一方面要為過剩資本尋找新的投資項目，或者尋找新的產業領域突破口，不排除通過比較捷徑的市場并購來實現這些目標，所以主動退市將為央企提供足夠的想象空間。”他表示。
落實 保護中小投資者有待多點突破
盡管此次新一輪退市制度改革亮點頗多，并且直接回答了長期以來困擾中國證券市場的有重大違法行為企業的退市問題，但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新退市制度的順利推行，進退有序的市場機制的形成，尤其是在退市過程中涉及中小投資者利益保護方面，僅在證券市場領域的改革還遠遠不夠，亟須包括立法、司法等多個領域的突破。
中國證監會表示，必須看到，進一步改革完善退市制度還涉及現有市場條件、社會環境配套問題，包括市場自身發展階段、市場化程度以及投資文化、地方維穩、投資者保護、司法保障等因素，具有一定的復雜性與漸進性。
上交所表示，本次退市制度改革強化對重大違法行為利益相關方的約束機制，明確要求主動退市公司應當為對退市決議持異議的股東提供回購請求權、現金選擇權等方面的專門安排。對于重大違法行為的公司，要求相關責任主體應當按照有關規定或者承諾安排，主動賠償投資者損失。多位業內人士提出，針對上市公司因為出現重大違法行為而導致強制退市的，應當盡快出臺投資者維權的配套制度和法律法規，特別是集體訴訟制度，以解決股民維權成本高、維權效率低下等問題，保護好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然而，在法學家們看來，短期內在證券領域實現集體訴訟以及懲罰性賠償并不現實。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郭靂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上述問題涉及一個國家基本訴訟制度，目前虛假陳述領域的民事賠償已經比較成熟，但在集體訴訟和懲罰性賠償方面，還缺乏相應的法律制度支持，這需要民事訴訟整個制度框架提供支持。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即使未來有集體訴訟，引入到證券領域還需要相當的過程。郭靂表示，原來的理論和制度框架都沒有提供這種支持。傳統的民事訴訟都是強調損害填補的層面，懲罰性的功能更多的是由公權力機構、執法機構來實現的，實現懲罰性賠償，需要基礎性法理以及法律上的依據，這是一個范式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