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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9   作者:記者 杜放 姜雪蘭/上海 呼和浩特報道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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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礦業投資失敗率高 2.盲目跨業化投資致虧損 3.缺乏風險分散機制 4.海外礦業投資需要“專業思維”

  五礦資源以58.5億美元收購全球最大在建銅礦,上市公司吉恩鎳業、洛陽鉬業、馳宏鋅鍺等先后募資殺入海外礦業項目……國有及民營資本正上演“海外購礦熱”。《經濟參考報》記者從中國礦業聯合會獲悉,僅2013年我國海外購礦即突破百例,中國資本流向超過36個國家。
  然而,隨著購礦規模增大,礦業項目投資虧損比例卻達80%。我國企業海外購礦頻頻虧損背后存在深層癥結。一方面,一些民營資本投資貪“大”經驗不足,風險防范能力較差。另外,更為突出的是非礦產企業持幣入市,“跨業化”投資的盲目性也不可小覷。業內專家呼吁海外購礦既要走出去又要防風險。

  礦業投資失敗率高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許多中企在積極拓展海外礦業投資業務。然而,隨著購礦規模增大,八成項目出現虧損,部分瀕臨失敗,境遇堪憂。
  礦權投資競爭近年日趨激烈。今年4月,五礦集團旗下子公司五礦資源宣布,將聯合另外兩家國企,以58.5億美元收購隸屬于全球大宗商品貿易巨頭嘉能可斯特拉塔(Glencore Xstrata)旗下的秘魯Las Bambas銅礦。
  僅從這一交易來看,中國海外投資涉及全球最大的在建銅礦項目。如果最終達成,將創下中國企業海外購買礦產資源紀錄。
  這只是正在上演的“購礦熱”縮影。記者從中國礦業聯合會獲悉,2013年,中礦聯年內共受理中國企業境外礦業投資項目超過百例,涉及中國企業超過百家,資金流向全球近40個國家。
  商務部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我國累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5257億美元。今年一季度,我國境內投資者又對全球137個國家和地區的1875家境外企業進行直接投資。瑞銀等機構數據顯示,從項目金額來看,礦產資源類投資占據其中近1/3。
  根據致同會計師事務所調查報告稱,在未來一年內,全球礦業企業中,有出售意愿的企業所占比例較高,僅次于專業服務行業的47%。海外礦業價格走入盤整期,離岸人民幣使用便利性及購買力逐漸增強,這一趨勢,成為刺激企業“走出去”的強心針。
  中國礦業聯合會國際部負責人常興國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目前海外購礦企業涵蓋國有及民營資本。2013年僅吉恩鎳業、恒順電氣等10家國內上市公司的協議投資額達11.53億美元,占全部投資的36.8%。
  然而,購礦熱正面臨虧損窘境。隨著購礦規模增大,八成項目卻出現虧損,部分瀕臨失敗,境遇堪憂。“許多中企仍在拓展海外礦業投資業務,但整體看,礦業投資實際失敗率達80%。”中礦聯常務副會長王家華說。
  比如,2010年吉恩鎳業募資投入加拿大皇冠礦業Nunavik鎳礦項目,并參與印尼紅土礦冶煉(低鎳流)項目的股權合作。截至2013年,由于其海外礦業項目建設周期拖長,未形成任何盈利,公司被迫大幅增加借款,帶來較大的財務壓力。
  從上市公司來看,購礦時拉動股價快速飆升,隨著盈利前景不明,股價卻持續走低。吉恩鎳業并不是唯一一家海外投資礦業運作不成功的中國企業。2013年,兗州煤業澳洲業務曝出虧損49.78億元的消息。公開數據顯示,其在澳投資總量為440億元。

  盲目“跨業化”投資致虧損

  整體而言,我國企業海外購礦仍處于探索、起步階段,頻頻虧損背后存在深層癥結。一方面,一些民營資本投資貪“大”經驗不足,輕視后期風險評估。另外,更為突出的是非礦產企業持幣入市,“跨業化”投資的盲目性也不可小覷。
  北京雨仁律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欒政明認為,海外購礦有高風險、高回報、長周期、大投入的特點。“通常而言,項目前期數年的虧損率往往超過6成。近年來,特別是非礦業企業涌入海外投資,法律不清、業務不熟帶來新問題。”
  “近年多種礦產資源價格上漲較快,助推了‘買礦’沖動。”瑞銀集團董事總經理、亞洲并購部副主席彭菲力說。一方面,企業走出去購礦有利于充分加入國際競爭,持有資源也具有戰略性意義,“價格只是要考慮的一個層面”。但另一方面,投資主體來源日趨復雜,“跨業化”投資的盲目性也不可小覷。
  據介紹,一方面,一些民營資本投資貪“大”經驗不足,輕視后期風險評估。上市公司境外礦業投資不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只重前期股價影響,忽視風險及成本核算。據上海市海外經濟技術促進會相關負責人介紹,我國企業本輪“走出去”購礦始于2005年左右,整體仍處于探索、起步階段,頻頻虧損背后存在深層癥結。
  “同樣的礦產,國外開發費用遠超國內,暫時不具備購入價值。而礦業項目從投資到開發至少需花費數年時間。”常興國認為,民營及國有企業普遍存在“以國內選礦眼光對待國際礦產資源”的情況。如北美、澳洲項目用地需與土地所有者直接協商,南美等地區環保檢查更嚴格。企業易忽略后期成本。民營企業雖然能籌集到購礦資金,后續開發資金卻往往不足。
  更為突出的是非礦產企業持幣盲目入市,“跨業”購買的新動向。
  比如,2012年,中潤資源就由“山東中潤投資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中潤資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主營業務由房地產向礦業全面轉變。事實上,根據中礦聯數據,2013年以來,我國31.36億美元的海外礦權投資額中,非礦業、跨行業企業投資23.8億美元占比超七成。
  不僅如此,與國有大企業尚且通過多元持股、引入基金分散風險相比,多數中小企業特別是非礦企業仍習慣購入100%股權。同時,與美歐等國不同,中國企業海外購礦的融資來源集中于銀行貸款,項目負債杠桿率普遍較高。

  缺乏風險分散機制

  專家認為,隨著企業走出去自發性、市場化逐漸增強,當務之急,我國需培育專業并購基金,支持投貸放大等機制,降低單一企業、單一資本形式在海外擴張的風險。
  “近年來海外投資發展非常的迅速,僅以2012年為例,當年境外的股權投資就有652億美元。”賽領資本管理有限公司總裁、上海證券交易所原副總經理劉嘯東認為,為減少企業“走出去”風險,大規模的并購項目可更多采用基金等市場化方式。專家認為,對于戰略性資源礦種,可形成投資保險等市場化支持。
  曾參與大型企業五礦集團、中信金屬海外成功并購的彭菲力認為,礦業投資的特殊性在于價格走勢波動大、名義儲量與實際可開采量有差異,相較制造業并購風險更大。而日本等國海外購礦主體是貿易公司,采取發股、發債、并購基金等多種融資方式,分散虧損風險。然而,這類風險分散機制在我國企業中依然少見。
  事實上,境外并購的強大需求以及人民幣強烈的輸出動力下,企業“出海”是市場發育迫切需求。必和必拓、力拓、FMG等澳大利亞幾家大礦業公司的大量項目中,多有日本住友、三井財團作為不超過20%的小股東。
  據介紹,目前已不乏采取分散風險的基金、合資項目公司運作的中國企業。4月,紫金礦業與加拿大上市公司Sprott及美洲現代簽署合資協議,計劃募資5億美元設立離岸礦業基金,用于購買海外礦業。并購的主戰場將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也有礦業人士建議,隨著“購礦熱”升溫,應向多元化礦權合作傾斜。澳大利亞礦業協會主席Lewis-Gray近日在上海出席“澳中資源行業午餐會”時表示,介紹礦業投資條件,吸引中國資本進入合作,已成為澳洲礦企的重要工作。
  據介紹,為了吸引中方企業投資海外礦產,澳方主要礦企均通過澳大利亞貿易委員會及澳方企業在華辦事處等機構,促進資本合作。
  “需要利用協會、股權合作等中介機制,引導企業準確定位市場風險。”上海市海外經濟技術促進會副會長張弢認為,在境外投資中,缺乏國際投資經驗仍是企業面臨的普遍問題,特別是容易忽視法律環境、工會規則等非投資性環境風險,在報價方面照搬國內情況,高估投資回報率等。他建議強化協會等市場中介的投資咨詢、顧問作用。

  觀點
  海外礦業投資需要“專業思維”
   姜雪蘭 杜放

  近期國際礦業市場再次走入低谷,以鐵礦石、銅金礦為代表的礦產品價大幅下挫。投資溢價持續走低,給“不差錢”的中國企業帶來了出海“抄底”的機會。然而,與之對應的是,礦業對外投資成功卻不易。“走出去”升溫同時,投資如何更科學卻成為一個老問題。
  外匯管理局近日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對外投資收益逆差599億美元,盡管由于投資基數龐大,凈資產收益率-3%,但虧損額仍創出30年來的次高。礦業企業不僅經歷了海外購礦的熱潮,也在與國際資本的較量中屢屢受挫。
  以鐵礦海外并購為例,在香港上市的中信泰富投資澳大利亞鐵礦。該公司位于澳大利亞西部的中澳鐵礦項目從2006年投資建設,2013年年底才首次將鐵精礦粉裝船出口,比原計劃晚了4年,且超支達80億美元。這一案例至今讓不少企業心有余悸。
  我國已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海外投資升溫,“不差錢”的印象卻需要向更專業的操作轉型。翻開歷年中企海外投資案例,還會發現一個現象:業內企業固然是主力軍,非本行業企業也正異軍突起。這些企業往往看重了資源價格一時連續上漲,或受到提升上市公司業績預期的“引導”。但專業知識和經驗的匱乏,往往投資遭遇瓶頸。
  因此,“走出去”企業需要改變傳統思路,讓市場回歸市場,讓專業回歸專業。特別是“因地制宜”,從專業角度評估風險,設計不同的投資模式。
  事實上,海外投資正從主權投資、國企投資為主,向民間資本轉移,這一變化恰恰是提升投資行為市場化程度的良機。數據顯示,過去7年,我國對外礦產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從2007年的42億美元增長至2013年的逾200億美元,增長近5倍。在澳大利亞等國,礦業投資項目中民營企業已占80%以上。
  誠然,一方面,龐大的社會資金解決了“出海”的關鍵問題,但參與主體日漸增多,遭遇拷問的卻是民營資本的風險承受能力。
  縱觀近年因海外礦業項目虧損的上市公司,主要是因為投資躁動,往往缺乏專業研究,不了解當地背景。比如,對當地實際情況了解不夠,自身缺乏獨立經營大型礦業項目的經驗,只了解基礎業務如勘測、開采、礦業服務等,不適應整個礦業項目的長周期運作的經驗和資金壓力等。
  從一定意義上說,企業缺少的是“抱團”分散風險的能力。從根本上看,“走出去”有益于我國礦企拓展海外業務。但民營資本作為規模有限的“外來戶”,盲目決策“拍腦袋”卻頻頻不適應市場要求。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市場,“上億美元買教訓”頻頻上演。
  不僅如此,隨著投資額放大,中國企業購礦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借貸,投資杠桿風險大也帶來新問題。以某上市礦企收購的南美銅礦價格為例,報價是項目此前轉讓市值的3倍以上。而礦業項目回報較慢,需要長時間資金周轉,一些企業在項目運作中便不堪負荷。
  而另一方面,從美日等國上世紀的“購礦熱”來看,政府及協會等企業組織能夠在市場中提供何種服務,也關系到投資的成功。其中引導熟悉投資環境,創新融資模式是重要環節。
  事實上,海外市場與國內情況相差甚遠。比如,礦產所在土地為個人所有,社會環保力量頗為強勢,均使得中國企業的美好愿景往往事與愿違。讓礦企“走出去”不再感到“水土不服”,參與國際競爭的前景才更值得看好。通過市場化形式分散風險,提高投資專業化程度,是中國能源企業國際化面臨的嚴酷考驗,同時也將是自身由大到強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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