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江浙沿海一帶是民間融資最活躍的地區，也成為小額貸款行業風險積聚的焦點。然而，前段時間，包括四川騰中重工案在內的一系列中西部民間融資風險案件暴露，將小貸行業的關注目光引向內陸地區。數據顯示，僅在四川地區，2013年底開業的小額貸款公司就已經達到344家，從業人員超過8000人。
記者近日在四川采訪發現，盡管資金量和沿海地區相比尚有差距，但“灰色小貸”仍然相當活躍。通過狂轟濫炸的低利率廣告吸引客戶，以額外費用或曲解貸款合同變相計息，以賬外經營規避監管，暴力收貸的情況并不鮮見。這種“灰色放貸”行為，不僅難以幫助“三農”及小微企業擺脫資金困局，反而加重企業負擔，擾亂了小貸行業的市場秩序。同時，一些不規范的逐利資金流向房地產等行業，恐加大金融風險。
不規范經營牟取暴利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通過低利率廣告吸引客戶、以額外費用或曲解貸款合同變相計息放高利貸、借助賬外經營規避監管、暴力收貸等小貸公司不規范行為層出不窮。
成都市民汪先生最近經常會收到陌生號碼發來的貸款廣告短信：平安無抵押信貸，非中介當天放款，月息0.9%至2.3%之間。同事幾乎都收到過，他猜測有人通過短信群發器匿名推送。
如今，“快速貸款”“無抵押無擔保貸款”的小廣告不僅在地下通道、公交站、電話亭等城市街頭曝光度極高，而且充斥地鐵電視、手機短信、廣播電臺、地方報紙等媒介平臺。
但是這些廣告存在明顯夸大。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通過這種途徑借錢，通常都是以按揭住房、商鋪或汽車這些已經在銀行抵押過的資產進行二次抵押，估值低、利息高。如果沒有抵押物，利息只會更高。
以廣告短信中最高的2.3%月息為例計算，年息達到27.6%，已經超過央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的4倍，屬于不受法律保護的高利貸。
實際上，記者了解到，為規避法律風險，有些“水公司”(不規范的小貸公司)除了約定還款利率外，還變相收取貸款手續費、提前還貸手續費或其他名目的服務管理費，這部分額外費用雖然不算在利息中，但本質還是屬于高利貸。
日前，由于工程施工付款周期錯位，包工頭周老板需要200萬元墊款，但銀行信貸速度太慢，他只好用自己的兩套商品房和一輛越野車作為抵押向小貸公司借錢“救急”。一家公司愿意按3%的“綜合月息”借給他，月息6萬元，折合年化利率高達36%。但周老板在合同中發現，所謂3%的“綜合月息”其實分為兩部分，其中借款利息為2%，年化利率為24%，另外1%則是向某財務公司支付的“財務咨詢費”。
除了額外費用，還有一種形式是在合同中暗藏重復計息條款來達到高息放貸的目的。記者了解到，個別小貸公司玩文字游戲曲解“等額本息”還款，先用貸款總額算總利息再按月平均分攤，就是每個月歸還了本金，但所付利息并沒有減少，這樣算下來的實際年利率接近50%。
同時，“賬外經營”也是個別小貸公司牟取暴利的手段。近日，個體戶李女士為擴大經營規模，向某小貸公司借款10萬元、月息為2.2%。不過，合同上的貸款人一欄并非該小貸公司，而是一名自然人，簽章也非公司章而是個人章。小貸公司解釋稱這是避稅需要。
業內人士透露，賬外經營一般是小貸公司在自身合規資金放完以后，用股東或殼公司的資金打著小貸公司招牌進行放款，以獲取高利。
除了高利息之外，暴力收貸也是小貸行業亂象之一。四川一生豬養殖聯合會所負責人趙先生告訴記者，他們有會員曾經通過該類民間渠道補充流動資金，最后養殖場卻損失慘重。“公司在市中心的高檔寫字樓辦公，看起來非常正規。放貸之前談得很順利，但稍有拖欠就罰款加息，還不上就采用恐嚇甚至暴力手段，最后不得不賤賣資產抵債。”該負責人說。
逐利資金利用監管漏洞“劍走偏鋒”
對于以經營自有資金為主的小貸公司來說，大部分監管僅體現在嚴格的前置審批條件中。現有的監管體系中存在重前置審批輕過程執法的弊端。高進入門檻并不能阻止個別小貸公司去趟“高利貸”雷區牟利。
在我國，雖然小貸公司目前尚未納入金融機構監管序列，但注冊通常要經過縣區、市州以及省金融辦三級審批，在資本金、人員素質、業務范圍和風險控制等方面都有嚴格的規定，并且成立后需不定期接受檢查。
以四川為例，小貸公司注冊資本不低于1億元；單一股東持股不超過30%，出資額不低于50萬元；公司高管須從事相關工作5年以上，信用記錄良好。此外，監管機構對違規公司建立處罰退出機制。
然而，如此高的進入門檻并不能阻止個別小貸公司去趟“高利貸”雷區牟利。西部某省小貸公司協會的調查報告指出，個別小貸公司的董事會對經營團隊下達過高的經營考核目標，可能迫使經營團隊追求短期收益而罔顧金融風險，或采取違規經營行為。
暴利到底有多高？以放一年期款項100萬元為例，若按法定最高民間借貸利率及正常“等額本息”方法計算，利息為13.47萬元，而按前述曲解后的“總利息均攤”算法，利息則達到24萬元，高出近一倍。
西南財經大學微型金融研究中心的報告認為，地方監管部門最怕民間金融引發區域性和系統性風險，最敏感的是民間金融觸及非法集資紅線。因此，對于以經營自有資金為主的小貸公司來說，大部分監管僅體現在嚴格的前置審批條件中。至于對公司業務運營的監控，則主要依賴小貸公司的定期和重大事項報告制度。
然而，小貸公司不可能主動上報灰色甚至違法的放貸行為。由于缺乏行業規范，監管者也很難或者沒有動力去監督。也就是說，現有的監管體系中存在重前置審批輕過程執法的弊端。
放高利貸還能披著合法的外衣，不少曾參與地下民間借貸的企業和老板轉向成立小貸公司。為了規避監管，這些灰色貸款通常借著小貸公司的殼而不走小貸公司的賬，也就是以小貸公司的名義招攬生意但實際出借的是非公司所有的資金。
多位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愿意承受如此高利息的借款客戶，要么是信息不對稱病急亂投醫而上當受騙；要么是達不到正規貸款要求又急用錢的短期拆借；還有就是變相融資投向與房地產相關的建筑行業，“只有房地產利潤才能應付這么高的利息”。
資金流入房地產加大金融風險
專家認為，如果不能采取更加嚴格的監管措施，追逐暴利的民間資本涌入房地產、建筑等周期性較強的行業，會讓泡沫與風險更快積累，傷害實體經濟。只要一開始擠泡沫，一條斷掉的資金鏈就有可能引發一張資金網的崩盤。
實際上，自2008年在全國試點以來，小貸行業取得長足發展，成為構建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中的重要一環。以四川為例，作為全國最早試點小貸公司的地區之一，吸納了各類社會資本積極參與，目前機構已經覆蓋全省80%的縣級行政區。2013年四川小貸公司向近9萬名客戶累計發放10.6萬筆、1063.21億元貸款，貸款余額列全國第三、西部第一，成為服務當地農戶、個體工商戶和小微企業的主要金融力量之一。
“但狂轟濫炸的小廣告，時不時曝出的高利貸騙局，讓公眾對小貸行業產生巨大誤解，市場秩序受到嚴重干擾。”四川省小貸協會會長陳泓貴認為。
中央財經大學商學院商業銀行研究所所長郭建鸞教授分析，部分小貸公司放出的灰色貸款，若流入小微企業，恐因融資成本高、暴力收貸等因素影響，不僅可能無法緩解其資金短缺，反而加重他們的負擔，中傷本來就面臨發展困境的“三農”和小微經濟體。
更值得警惕的是，以前常常把這類風險積聚限定在沿海地區，認為不管是法定的小貸經營范圍，或是民間金融本身延伸的寬度都相對固定。但江浙一帶小貸行業最近兩年披露的部分違規違法案件顯示，這類融資渠道已經深深嵌入當地的實體經濟和金融生態，尤其是資金大量流入房地產、建筑等周期性較強的行業，只要一開始擠泡沫，一條斷掉的資金鏈就有可能引發一張資金網的崩盤。
西南財經大學微型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翁舟杰認為，絕不能低估四川等中西部地區的同類風險。他說，盡管沒有具體數據，但確實有不少資金是流向房地產及其相關的建筑材料等行業。尤其是市場上不少沒有在金融辦備案，只是在工商部門注冊的投資理財公司、擔保融資公司、金融顧問公司等，其投資工具其實就是經過多重包裝的高利貸，而且投向這些受經濟形勢影響的強周期行業。
實際上，四川最近曝光的騰中重工案已經引發關注。這家因為收購悍馬汽車而名噪一時的民營企業，早在一年前就被傳出資金鏈緊張，而其實際控制人李炎據稱在今年4月底跑路，涉及民間資金數十億元，當地相關部門已經著手調查。
翁舟杰認為，如果不能采取更加嚴格的監管措施，渴望暴利的民間資本涌入會讓泡沫與風險更快積累，傷害實體經濟。監管層應直面小貸行業亂象并加強整治，既是促進小貸行業健康發展的需要，也是防范地方金融風險不可或缺的內容。
相關專家建議，應該明確指定央行或銀監會作為小貸行業的監管部門，統一進行政策協調、風險控制和市場規范。同時，建立全國性行業協會以加快構建行業自律機制。此外，還應該通過第三方專業機構建立行業動態評級體系，對于信用級別相對較低的小貸公司則要加強監控和檢查，對違規違法機構建立退出機制，嚴防個案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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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搬走小貸行業“三座大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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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胡旭/成都報道 |
據悉，銀監會會同人民銀行起草的《小額貸款公司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簡稱《征求意見稿》)，5月份正式下發省級地方政府層面征求意見。有媒體披露，《征求意見稿》最大的看點，是未對小貸公司從銀行融資的杠桿率提出限制，并在業務經營范圍、跨省經營等方面有新的規定。
此前，業內人士一直把杠桿率上限、非金融機構身份和不公平稅負看成是壓住小貸行業的“三座大山”，上述規定被視為給小貸行業“松綁”的巨大政策利好，業界人士對即將出臺的新規抱有極高期望。但同時也有人表示，新的管理框架仍未突破另三大制約中另兩個障礙，行業發展壓力依然較大，呼吁更大支持。
小額貸款“輸血”小微經濟顯成效
經營服裝店的個體老板戚伍至今記得在美興小貸公司借的第一筆款，“當時只借1萬元，不要抵押和擔保，我們兩口子簽字第二天就拿到錢。3年來分5次借了11萬。”
像戚伍這樣的個體商戶遇到流動資金不足并不稀奇，但基本不可能得到銀行貸款，只能轉投小貸公司。實際上，我國進行小貸公司試點的初衷之一，就是為小微和“三農”經濟提供信貸服務。
四川金坤小貸公司董事長李煒坦言，與小微企業“共度難關、共同成長”是許多小貸公司津津樂道的經營特色。“小貸公司更懂小微經濟，‘小’伙伴兒之間更加信任！”
李煒的一名創業大學生客戶駱東林，不僅通過與金坤小貸合作順利渡過難關，而且在其幫助下建立規范的財務制度、購買機器設備、提高員工技能，公司實現了業務3倍增長。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為給小微經濟提供更專業和全面的服務，不少小貸公司十分注重業務創新，開發出低利率“三農”服務、全產業鏈、金融倉儲、社區服務、商城服務等新業態。
如此形成的小貸公司和小微企業的兩“小”疊加，不僅彌補了傳統金融服務的薄弱環節，更成為小微經濟健康發展的積極因子。
打破杠桿制約惠及實體經濟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融資渠道不足已經成為小額貸款公司負責人反映最強烈的問題。不少小貸公司開業不久就能把資金放完，然后只能收回一筆貸出一筆，人力和資本資源的利用率非常低。
據了解，根據以前的規定，小貸公司放款資金來源主要是股東資本金和銀行貸款，但是銀行貸款的杠桿率非常低，融資額不能超過資本凈額的50%。
為打破僵局，從2012年開始，已經有不少省市金融辦推出了地方小貸新規，試圖從地方層面有所進展。其中，重慶、海南放開的幅度最大，分別把小貸公司的最高融資比例上升到230%和200%，江蘇、四川、浙江、廣東和福建則提高到100%。
本次下發的《征求意見稿》沒有對小貸公司從銀行融入資金的杠桿率進行限制。業界估計，如果本輪監管層對小貸公司杠桿率的限制大幅度放開，按照擔保公司、典當行等類似機構10倍的杠桿率計算，小貸行業的貸款余額有望增至8萬億元，成為進一步支持小微經濟體的重要“輸血”來源。
但有業內人士分析，打破融資杠桿“天花板”不可能一蹴而就，此次是否完全放開，還要看各地監管部門具體如何規定。
定位模糊影響行業發展及監管
盡管融資杠桿放開趨勢明顯，但是小貸公司金融機構身份和稅負問題仍未有說法。
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小貸公司從本質上來講是不吸收公眾存款、專營貸款業務的貸款零售商，應屬于金融企業。但目前小貸公司是依據《公司法》登記注冊的一般工商企業。
此次下發的《征求意見稿》亦有條文規定：小額貸款公司向銀行業金融機構融入資金屬于一般商業信貸業務。這在某種程度上透露其定位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
由身份性質問題引發的最直接問題，就是小貸公司征稅不能獲得金融機構的優惠待遇。不少經營者抱怨，25%的所得稅和5.6%的營業稅，對于給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小貸公司來說不合理。因為同樣情況下，銀行的所得稅率為15%。
此外，由于尷尬性質，有關部門近年來相繼下發的涉農、涉小貸款的財稅減免優惠，小貸公司即使滿足業務標準，也無法享受相應政策。
接受采訪的多位人士認為，就目前來看，小貸行業仍需要更多政策支持。首先是有必要按其從事業務的本質，將小額貸款公司定位為“非存款類金融機構”，納入正規金融機構監管序列。允許其從機構或資本市場融入資金，享受相應財稅優惠，使其獲得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生動力。
此外，應明確中央層面監管機構，建立全國小貸公司協會加強行業自律及創新。在當前以地方金融辦為主體的監管體系中，各地在融資、稅負等方面的政策顯現出較大差異。有的地方監管過于保守，行業創新受到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