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蘭州自來水污染事件發生后，5位蘭州市民到當地法院起訴自來水公司，被以不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為由駁回。類似的環保維權難并不鮮見。
多位專家學者和環保人士認為，環境公益訴訟是以司法手段維護全社會環境權益的重要法器。當前推進環境公益訴訟時機成熟，但在具體操作層面依然面臨許多困境，建議制定更為細化的政策執行細則和司法解釋，讓公益訴訟在我國環境保護事業中發揮更大作用。
環境糾紛與公益訴訟形成巨大反差
中國環境統計年報顯示，2005年至2012年，我國環境信訪量年均約77萬件。據中華環保聯合會統計，這些環境糾紛進入司法程序的不足1%，絕大多數都是通過行政部門處理。環境糾紛量持續增多和環境公益訴訟量很少之間形成了巨大反差。
我國環境信訪量持續增長，但環境公益訴訟并沒有在解決環保糾紛中發揮應有作用。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教授王燦發說，近十幾年來，我國法院成功受理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呈整體下降趨勢——其背后是社會組織力量薄弱，訴訟成本高昂讓環境公益訴訟舉步維艱。
目前，我國民間環保組織數量日益增多，但多數處在初創階段，缺乏專職的環境科學技術人員和環境法律專家，收集環境污染證據的能力和應用環境法律訴訟的能力不足，只能在公益律師的幫助下提起環境公益訴訟。
因環境污染證據搜集技術性強，需要運用高科技檢測手段，有的環境損害司法鑒定費用高達幾百萬元，大大增加訴訟風險，即使大型環保組織也難以承受。
自然之友民間環保組織公眾參與項目調解員葛楓等人認為，公益訴訟成本高的癥結在于環保公益訴訟難以得到環保行政部門的支持。“所有的污染數據、現場證據和檢測專家都需要民間組織自己搜集聯系，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讓草根環保組織‘心有余而力不足’。”
環保公益訴訟面臨立案難、取證難、判決難
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十余年來支持的500多起案件中，有四成案件懸而未決，在無法立案、無法審判之間徘徊。專家指出，我國針對環保公益訴訟的司法保護制度不足，導致通過訴訟解決環保糾紛難、耗時長。
一是立案受理難。據統計，從2000年到2013年，全國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總計不足60起。從起訴主體看，絕大多數是行政機關和地方檢察院等公權力機關，環保組織起訴的案件很少，個人訴訟更是難上加難。多位環保組織負責人告訴記者，一些地方法院認為涉環保糾紛應由政府部門解決，法院審理起來非常困難，而不愿受理立案，即使能夠受理立案，也因難以抵擋地方政府的干預而不了之。
二是證據收集難。對于環境污染受害者來說，搜集證據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王燦發說，如果地方政府支持污染企業，當地環保局根本就不會為公益訴訟原告提供有關污染的數據。此外，原告請求賠償，需要鑒定單位評估損失額，這樣的要求往往遭到拒絕。而缺乏損失額的評估依據，經常成為法院判定原告敗訴的重要理由。
三是判決執行難。一些基層環保工作者說，環保公益訴訟極少會立案，立案之后極少勝訴，而即使是最終宣布勝訴的案件，按照勝訴判決如期執行也是難上加難。一些企業以虧損為由拒絕履行環保賠償義務，有的環保糾紛官司一打就是十幾年，曠日持久的“拖”和“磨”中，大量環境違法行為得不到處罰，我國生態環境總體持續惡化的趨勢得不到遏制。
提高環境司法水平推動公眾參與環保
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鼓勵社會組織自下而上參與環境監督，推動更廣泛的參與力量和參與機制加入到環保事業，環保領域“行政部門不履職、基層群眾沒法子”的局面有望逐步得以改變。
法律界人士認為，公益訴訟制度是以司法手段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要法器，環境公益訴訟更是維護全社會環境權益的重要防線，能起到潛在震懾效果。葛楓指出，環境公益訴訟的本質是鼓勵公眾有序參與環境保護，監督不履行職責的行政機構和違法排污、破壞環境的企事業單位，彌補公權力監督不充分、不到位的問題。她建議，在正在修訂的《行政訴訟法》中，列入涉及環境信息公開、排污超標撤銷環評許可等條款。
非訴手段是公益訴訟的重要補充。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社坤說，非訴手段解決環境糾紛的方式是談判和監督，這需要社會組織具備談判的資本與能力，需要輿論的支持，還需要行政系統的行政監督。
專家們建議以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為契機，逐步完善我國公益訴訟法律和政策機制，制定并完善環境公益訴訟的前置程序、賠償制度等更為細化的法律和司法解釋，有序推動公益訴訟向深度發展，使我國環保工作水平得到提升。壯大環境污染評估、監測等社會支持力量，通過制度設計消除對訴訟成本過高的擔憂，加大對環境保護的司法監督力度，推動社會組織成為環境公益訴訟的“主力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