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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貸利潤高得驚人，保守計算一年也是辦廠利潤的三四倍。”從事摩托車零部件生產的利德工業公司總經理蔣遠才說，自2012年開始，他投資了數千萬元參股到由幾個制造業同行合伙成立的小額貸款公司里。
《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在重慶采訪發現，“辛辛苦苦干實體兩年，利潤不及放小貸一半”的尷尬局面，讓當地不少企業主紛紛轉戰小貸金融等暴利市場，謀求賺“快錢”。
在投機之舉盛行的背后，是制造類中小企業的生存之艱。記者了解到，由于勞動力成本逐年上升、國內外市場需求不穩等因素，中小制造企業盈利能力持續下降，普遍處在微利狀態。為擺脫困境，近年來，中小制造企業紛紛通過技術改造、產品升級、拓展新興領域等，謀求轉型升級，但不少企業反映，轉型之路面臨種種羈絆：投入有限、研發支撐不足，新型技術工人短缺，知識產權易受侵犯等，讓企業升級處處受阻。日益高企的融資成本和難以消除的隱性負擔，讓中小制造企業加劇“失血”。
暴利誘引企業“避實就虛”
在暴利誘惑下，一些制造類企業主加快向小額貸款公司等新型金融領域轉移，謀求賺“快錢”，導致制造類實體經濟面臨“空心化”危險。
“近兩年，投資商把制造業當作玩資本的跳板，導致資本逃離實體的現象愈演愈烈。”重慶港城工業園一家印刷企業金姓老總透露，當前一般制造業經營得再好利潤率也不過3到5個點，而小貸、地產等動輒在15%以上，包括公司股東在內，不少搞小貸和房地產的老板經常找來，勸說以印刷公司的名義去找銀行貸款，然后與他們合作，把資金空轉、放大，投入到小貸或者房地產市場，最少能多賺10個點的利潤，“沒有幾個企業能經受住這種誘惑”。
蔣遠才所在的利德工業公司位于重慶大渡口區，主要生產摩托車、微型汽車關鍵部件，其摩托車離合器產品，占全行業四分之一的市場份額，客戶覆蓋國內摩托車整車企業前十強。
他透露，一般小貸公司都有不成文的規定，利率低于20%不貸，一般實體企業根本不敢貸，只有房地產商能承受這種高利息，結果小貸公司的資金80%以上投向了房地產行業。
“據我了解，目前重慶摩托車行業大一點兒的老板幾乎都在搞小貸。不少大的汽摩集團，實體盈利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依靠金融和地產。”蔣遠才感嘆道，“這種資金逃離對制造業的沖擊，甚至比銀行‘抽血’還厲害。”
秋田齒輪公司是一家民營、外向型動力齒輪制造企業，該公司老板也參股了小貸企業。該公司黨委專職副書記賀永林說，人人都會算賬，干制造業每年投幾億元，養活兩三千人。累死累活干一年，利潤率也就兩三個點，還不如把錢存銀行的利息多。“一些實業家也很清楚搞小貸不是長久之計，但利潤就擺在面前。甚至，不少老板還要靠搞小貸去養活實體經濟”。
對于這種現象，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企業普遍感到既無奈又焦慮。重慶登康口腔護理用品公司董事長鄧嶸認為，近年來，整個社會蔓延“避實就虛”的傾向，辦廠不如炒房，搞投機的賺大錢、快錢，做實體的賺“分分錢”、血汗錢，幾乎成為業界的共識，這種殘酷的現實，讓資本逃離制造業等實體經濟幾乎“勢不可擋”。“尤其一些中小制造企業老板，前兩年許多都轉向房地產或者小貸平臺，現在隨著國家民營銀行開閘，一些大的制造企業和實體老板，也出現了一股新的資金抽逃暗流。長此以往，我國制造業將面臨‘小河無水大河干’的危險局面。”鄧嶸說。
制造業利潤被“擠干”
由于勞動力成本逐年上升、國內外市場需求不穩等因素，中小制造企業盈利能力持續下降，普遍處在微利狀態，有的甚至在與虧損、倒閉危機“賽跑”。
“這兩年，公司生產投入在增加，利潤率卻持續縮水。”提及企業經營狀況，蔣遠才連聲感嘆。
盡管利德工業公司近年不斷在研發新品、提升質量上下功夫，2013年銷售值增長5%，但利潤率卻降到了新低點。蔣遠才透露，去年公司產值3.1億元，凈利潤只有400萬元，盈利能力持續下滑，一是由于勞動力成本漲得太快，年均增長15%以上；二是由于整機廠壓價厲害，產品單價不斷下跌。“去年公司‘咬牙’投入300多萬元，對生產線進行半自動化改造，減少近五分之一的員工，否則去年就瀕臨虧損。而我們上游的不少小配套企業，已經關門倒閉”。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和利德公司類似，在一些勞動力相對密集的傳統制造領域，不少企業一方面遭遇市場需求下滑的沖擊，另一方面用工成本持續上漲，兩頭“擠壓”，導致利潤不斷被攤薄。
秋田齒輪公司去年產值與上年基本持平，但利潤率降至不到3%。“這兩年差不多是在‘賠本賺吆喝’。”賀永林介紹，去年，秋田公司主要出口市場印度的貨幣大幅貶值，導致產品失去價格優勢，出口下滑接近20%，用工成本不斷飆升，更讓企業雪上加霜。
賀永林算了一筆賬，秋田齒輪現有員工2700人，這幾年綜合人力成本年均上升15%左右，去年已經達年人均5萬元，僅社保繳費一項就是2000余萬元。“這還是以社平工資為基數進行計算的，如果按實際工資繳費，還要增加近2000萬元成本，公司利潤就會被吃盡倒虧。”賀永林說。
傳統領域的日子不好過，一些新興制造行業中小企業，也面臨同樣的困境。從事LED照明產品研發生產的天陽吉能科技有限公司，近兩年一直飽受盈利下降的困擾。公司總經理王超說，LED制造雖然是一個高新技術新興產業，市場前景也不錯，但由于勞動力、原材料等成本上升快，行業內惡性競爭打“價格戰”，近幾年經歷了“過山車”式的下滑，從2011年開始，整個行業就一直處在低迷狀況。
“去年天陽公司銷量雖然有所增長，但增產不增利。以日光燈管為例，前年一支賣120元，去年降到80多元，原材料價格沒怎么降低，工人工資還在快速上漲，去年平均2500元，今年接近3000元，企業利潤就這樣一點點兒被‘擠干’。”王超說。
據重慶市有關部門對工業經濟領域的一項調查顯示，受制于多年矛盾的積累，制造業要素成本普遍持續上漲，企業用工綜合成本上升10%至20%，水電油氣運等價格不同程度上升，融資成本居高不下，加之國內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市場需求乏力，企業壓價拼市場的現象突出等，導致制造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經營日趨困難。
轉型升級遭遇多重羈絆
為擺脫盈利下滑和運行困境，近年來，大批中小制造企業紛紛謀求技術更新、產品升級，或者向新興制造領域拓展，但由于投入有限、研發支撐不足、新型技工人才匱乏等因素，企業轉型升級面臨種種羈絆。
秋田齒輪公司自去年開始加快調整產品結構，由過去配套摩托車、出口外銷為主，逐漸拓展到配套汽車、注重內銷。“企業轉型的決心很大，但近幾年盈利有限，投入技改升級、研發新品顯得有些力不從心。”賀永林透露，金融危機后，秋田公司投入的技改資金都是近千萬元，如今每年只有兩三百萬元，并且主要是對生產線進行自動化改造，“比如搞汽車齒輪，外購一個單臺的數控機床，少則十幾萬，多則近百萬元，因為資金有限，公司主要依靠自己的裝備廠改造、升級現有的設備，新品開發的效率必然受到影響”。
“制造業升級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不僅要求單個企業和產業環節升級提升，也往往需要上下游配套研發支撐。”華倫醫療器械公司總經理吳基玉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作為醫療器械和生物醫藥領域的高科技制造企業，華倫公司近年來正積極從傳統的康復設備生產，向高端理療設備、X光機等制造領域拓展，但升級遭遇到配套瓶頸，“公司研發一款X光機新品，需要精密裝備加工部件，可是找遍整個重慶都沒有專門生產這類裝備的企業，有些相關裝備，加工精度又達不到要求，最后不得不采購國外裝備，既影響企業創新的速度，又增加了成本”。
不少制造企業反映，在轉型升級過程中，還面臨著“有新設備、無新工人”的難題。天陽吉能科技公司近年來聯合重慶大學等高校科研機構，開出、引進了一批LED、LVD照明等方面新技術、新裝備，但在生產應用過程中卻遭遇“無人會用”的尷尬。王超透露，LED是一個新興產業，研發和生產涉及電子、自動化、光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目前國內還很少有專門培養LED技術人才的院校，只能靠企業自身儲備和培訓，“與沿海發達地區相比，中西部這類人才、技工更少，流動性也很大。技能型人才不足的問題，大大拖累了企業升級的后腿”。
重慶盟訊電子科技公司總經理姚建生也感同身受地說：“制造業升級，除了設備、技術，還離不開新型技術工人，我們主要從事通訊電子、汽車智能電子研發制造，對既懂理論又會技術的工人需求量大，但如今產業工人隊伍‘青黃不接’，年紀大的不符合要求，80后、90后又不愿進工廠，給轉型帶來不小的影響。”
知識產權保護等創新環境不完善，也成為制約不少制造企業升級發展的關鍵因素。蔣遠才說，搞一個新技術開發和產品創新，要付出不少的人力物力成本，但別人仿制起來不費吹灰之力，前年公司投入500多萬元研發了一款全新的三輪車離合器，上市僅一年就被大量仿制，正品賣60元一套，仿品只需20元。吃了幾次苦頭后，這幾年企業都不怎么搞發明專利了，主要是做些技術改進。
“LED產業技術更新很快，但抄襲、仿制也很突出。”王超說，2013年天陽吉能公司和研究院所合作開發出一套LED一體化組裝成套設備，將LED組裝由3個環節變成了2個環節，省掉了封裝流程，“這種裝配工藝和設備，可以說是行業內第一家，但我們也不敢大規模投用，因為擔心被其他企業仿制”。
金融抽血壓迫企業難喘息
相對于技術、人才等制約瓶頸，融資難、融資貴，金融業對實體經濟“抽血”加劇，更成為不少中小制造企業轉型升級的“攔路虎”。
“制造業轉型升級，關鍵還是缺資金。”王超說，今年國家銀根收緊后，首當其沖的就是制造業，過去有辦公樓、廠房設備等抵押物還能貸到款，如今銀行不僅看抵押物，還要看銷售額；有的企業沒有固定資產和大型設備，哪怕手握再多的訂單也貸不到款，“我們公司也有少量銀行貸款，但僅夠滿足日常經營，并且利息上浮不少，讓企業吃不消。現在企業要擴產、升級，主要靠母公司從地產等領域轉移資金”。
“這幾年，干實體的尤其制造業都在給銀行打工，企業能剩下點兒辛苦錢就不錯了。”醫學診斷和照明系統企業天海醫療設備集團公司董事長魯廣洲說，現在找銀行貸款利率上浮一倍很正常，而且不一定貸得到，還需要找擔保、抵押，中介機構層層加碼，企業一點一點被“抽干”。去年，公司因為貸款建設新廠區，財務成本立即上升了一倍，達到12%，需要好幾年才能攤抵完。
蔣遠才表示，國家提倡多渠道融資，但對大多數非高新技術的中小民營企業來講，發行企業債、中小板上市等直接融資難度大、門檻高，主要還是靠銀行融資，但這兩年貸款利率不斷攀升，把企業壓得喘不過氣來，“以利德公司為例，即便是長期合作的銀行，利率也在10%以上，每年還給銀行的利息都是企業利潤的2倍以上”。
此外，各類隱性負擔偏重，也為制造企業轉型發展布下“絆腳石”。盟訊電子公司總經理姚建生表示，近兩年，通過拓展汽車電子等新興領域，提升自動化水平，公司經營狀況有所改善，去年產值接近8億元，利潤率保持在3%左右，但一系列隱性負擔影響了企業發展。姚建生透露，為加大智能電子產量，公司近期新建一座2萬多平米的廠房，基建投資5000萬元，契稅、印花稅、人防費、市政、綠化配套費等七八種名目的稅費就多達800萬元。更離譜的是，工廠需要從公共變壓器接入電源到廠內變壓器，僅三四米距離，電力公司開價27萬元。“建廠房純粹是為產業服務，又不是當期營利項目，像這樣的重壓，誰還愿意去增擴大再生產？”姚建生說。
天海醫療公司近年來推出多款新品和改款醫療器械，但在注冊、檢測等方面遭遇種種低效和收費。魯廣洲說，比如企業把原有診斷產品進行技術改進后推出新款，相關檢測部門動輒要拖二三個月甚至半年，如果要想加快程序，就要多繳20%到40%的檢測費；另外，除了正常繳稅外，企業還要面對不少無法預料的隱性稅負。
“公司在高新區時，一次稅務部門為完成指標，強制要求公司補繳80萬元，不然就查企業的賬。”魯廣洲說，“這些或明或暗的不合理負擔，讓企業無法輕裝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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