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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乃育/繪 |
孫茂在武漢工作了近10年，干過保安、快遞和超市銷售。即便如此，對他來說，穩定的城市生活仍然太奢侈。孫茂說，自己“像是水面上的浮萍，很容易遭受風吹雨淋”。
在各個城市里，孫茂這樣的年輕化的就業群體，被稱作城市“新藍領”。隨著城鎮化進程加速和服務業繁榮發展，他們游走在城市的各個服務行業，提供家政、快遞、維修、美容、保險經紀等生活服務；有別于新生代農民工，他們遠離勞動密集型企業，普遍有一技之長，能解決城市生活各種現實需求；他們年輕有活力，熱愛城市生活，同時又期望改變城市底層勞動者的身份。
然而，由于面臨社會保障缺乏，勞務權益保障不足，職業培養渠道不暢等現實困境，無法融入城市成為這些城市“新藍領”最大的困擾。他們，是城市里的“邊緣人”。
“像是水面上的浮萍”
對于大多數戶籍并不在城市的“新藍領”來說，匹敵白領的收入和消費水平，并不意味著他們能夠像白領那樣享受城市生活。因缺乏社會保障，他們總感覺自己是城市里的“漂一族”。
28歲的梁廣鵬管理學本科畢業，是一個酷愛倒騰電子消費品的“發燒友”，在一家企業做了白領后，5年前投身廣州百腦匯一家電腦維修部，變身城市“新藍領”。3年前，他跳槽到一家專業的蘋果設備維修部。
他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僅百腦匯這個專業市場，這兩年興起的類似的店鋪就有幾百家，全廣州估計有幾千家之多。一般情況下月入7000元，加班多的時候月入上萬元，還有大約5000元的年終獎。
在外界看來，城市“新藍領”是一個普遍收入價高的群體。以育嬰師為例，一個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的育嬰師月薪一般在6000元左右，甚至逾萬元。今年2月，濟南舉辦的一場“月嫂育嬰師”拍賣活動上，8位月嫂和育嬰師的單月服務權被雇主家庭以最高15500元、最低5200元拍下。在快遞、小兒推拿、汽車美容等行業，城市“新藍領”的月收入也普遍高于普通上班族。
收入高了，消費水平自然水漲船高。“90后”唐小霞在深圳一家手機商城做銷售及手機裝機服務。去年9月，她用按揭貸款買了一輛通用凱越轎車，首付3萬多元，月供約1400元。她說：“買房子太難，有車能夠大大提高在城市生活的品質。”
根據天貓商城的調查，城市“新藍領”是與城市白領消費能力相當的群體，而且都是品牌店的主力消費群。在3C(計算機、通訊和消費電子產品)市場，“新藍領”特別IT新民工的消費需求更旺。他們集中在22至28歲，月收入在4000至8000元之間。
盡管收入高于一般打工者的城市“新藍領”被視為中等收入群體的后備軍，但因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方面不能享有和市民同等的地位，他們很難融入城市生活。
青島一家快遞公司快遞員張凱說，他拼死拼活每月收入4000元左右，老婆沒有工作。公司不給買社保，自己每月大約要花600元買社保，小孩上幼兒園每月開銷700元，看病住院買衣服喝牛奶每月要1500元左右。一家六口人現在住父母40平方米房子內，一直想買房，首付夠了，但怕還不起貸。
湖南籍廣州出租車司機劉良樂說，因為很難進入當地公立學校，女兒從小就在湖南石門縣老家跟著爺爺奶奶生活，十多年來一家人一直聚少離多。作為廣州的納稅人，最希望女兒能有機會在廣州公立學校上高中，甚至參加高考，享受廣州的各種優質教育資源。
北京大學市場與媒介研究中心針對“新藍領”的調查顯示，“新藍領”群體大多來自農村，父母為農村戶口的比例約為40.5%和46.75%。在京滬津工作的“新藍領”中超過7成的人想在工作城市扎根，山東、廣東、遼寧等省份接近6成的人想在工作城市扎根。
從事消費社會學研究的中山大學社會學管理學雙聘教授王寧認為，與傳統產業工人不同，“新藍領”階層的消費觀念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為了攢錢回家，也不只是為了生存，他們渴望成為真正的城里人，但又遭遇著落戶、社保養老等“攔路虎”，消費成為他們獲得自我認可和拉近與城里人距離的一種方式。
“看不到日出日落”
為了改善生活條件，“新藍領”在他們夢想扎根的城市付出了更多的汗水。然而，高強度的勞動沒有緩解“新藍領”的生活壓力，由于工作單位往往不與其簽訂勞動合同，使得他們的合法權益很難得到法律的保護。
“每天中午12點開工，晚上11點半收工。客人多時還要加班，基本上每天都要服務五六個客人。有時候手都按麻了，來了客人還是要‘上鐘’，手上繭子結了一層又一層。”在長沙市岳麓區銀盆南路一家足浴店里，足療技師李維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干我們這行的，從來看不到日出日落。真羨慕白領和公務員能朝九晚五啊。”
李維說，2009年，她在親戚的介紹下進入足浴業，由于技術不錯，回頭客較多，近兩年月工資都接近4000元，但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等都沒有。
在距離李維生活的城市1200公里外的山東濟南，育嬰師張紅的生活同樣疲憊而飄搖。
5年前，張紅從工作了7年的一所私立學校辭職。先是在山東一家家政公司工作了兩年，在濟南一所家政學校培訓拿到育嬰師資格證后，正式成為一名育嬰師。
因技術過硬和態度不錯，張紅有接不完的訂單。即將生育小孩的家庭往往提前預約，這使得她一年到頭都處于有活干的狀態。張紅一般在每個客戶家里能上兩個月班，最長的達到9個月，工作地點在山東省內各個城市不斷變換，流動性很大。工作26天后集中休息的4天時間里，她才可以回淄博老家看看孩子。
根據育嬰師的工作特點和雇主的要求，工作時間內張紅每天都和雇主家庭吃住在一起。負責產婦的飲食和照顧嬰兒是育嬰師的工作范圍，但事實上常有雇主要求張紅做更多的事情，如為雇主全家人洗衣做飯，幫助跑腿辦事等。張紅時常為超負荷工作感到疲累。
由于和家政公司是一種掛靠關系，雇主也是與家政公司簽署合同，包括張紅在內的不少家政人員都沒有繳納社會保險，她們不得不自討費用在老家購買城鎮職工社會保險或參保新農合。
《經濟參考報》記者發現，部分行業的城市“新藍領”勞動強度較大，而且面臨社會保障缺乏的問題。一些從事家政、汽車美容、保險經紀等工作的城市“新藍領”說，工作單位沒有或未及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用的情況已成為他們無法承受之重。和張紅一樣，他們不得不自掏腰包在老家購買城鎮職工社會保險或參加新農合。
趕集網和北京大學媒介與市場研究中心一項針對36個城市的58681份問卷調查顯示，半數以上的“新藍領”一周工作時長超過50小時，五分之一的人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調查還顯示，在“新藍領”人群中，與雇主簽訂勞動或勞務合同的人群比例不到一半，有57.33%的“新藍領”沒有與雇主簽署相應的勞動合同，這使得他們的合法權益很難得到法律的保護。
“干10年20年一個樣”
很多“新藍領”進城不只為了生存，他們希望通過努力換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然而，談到自己的職業前景時，一些“新藍領”戲稱“一眼萬年”，定格在入職之初的崗位上。
2004年專科畢業的河南小伙子左萬景南下珠海，做過快遞員、流水線式貨倉管理員，后進入一家打印耗材公司，成為“IT新民工”。他說，受限于專科學歷和崗位的“天花板”，一直難有加薪提職的機會。
2010年，他參與了廣東省團委與北京大學聯合組織的新生代產業工人繼續教育的“圓夢計劃”，成功被北大網絡教育學院人力資源管理專業錄取。如今，他已轉崗晉升人事部經理，收入也翻了番。
然而，像左萬景如此幸運的“新藍領”鳳毛麟角，類似的提升機會著實太少。左萬景參與的這項官方關愛民生工程，同期僅100人被錄取。
《經濟參考報》記者走訪發現，城市“新藍領”一般參加過系統性的培訓，具有一定的技術水平，并且相關職業經驗也比較豐富。如育嬰師均參加過系統的職業培訓，并有執業資格證書，汽車美容人員曾在大中專院校學過汽車修理等專業知識等。但能夠在一定規模的企業工作的“新藍領”尚且很難獲得上升通道，那些分散在僅幾人、幾十人的小微企業或個體戶工作的“IT新民工”則感覺“一工作就到了頂”。
在廣州中華廣場電子城做手機軟件服務的本地小伙子李志賢說，工作一做就是5年，除了工資漲了些，并沒有其他變化。“有機會，當然想去手機公司做個工程師”。
“吃青春飯”、“干活兒沒啥激情”、“干10年20年一個樣”……不少“新藍領”都發出了類似的抱怨。怨聲背后，是時常縈繞他們心頭的對職業生涯的強烈無歸宿感。
已在廣東、福建和山東從事了6年多育嬰師工作的王榮說，雖然自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仍為工作前景擔憂。她說：“年齡越來越大，體力和精力都逐漸跟不上了。想從一線崗位上轉為這一行的技術指導，但由于只有高中學歷，繼續深造的機會不多，也找不到更高層次的學習培訓機會。”
對于前途的失望，讓“新藍領”將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期待下一代能改變城市“邊緣人”的尷尬。長沙李文鎖城鎖具中級技師高道祥來自湖南安鄉縣農村，從事開鎖業將近13年。他說：“公司派活兒的電話一個接一個，我每天就騎著這摩托車滿城跑來跑去。10多年了，整天風里來雨里去，我決不讓我兒子再干這行了。”
部分受訪的“新藍領”表示，自己這一代人扎根城市的可能性不大了，希望自己能夠給子女打好基礎，幫助他們擺脫父輩身份帶來的種種限制，融入主流生活中去，不再做城市“邊緣人”。
專家指出，與白領、公務員甚至工礦企業的產業工人相比，“新藍領”獲取的資源更少，“往上爬”的通道更窄。一些“新藍領”長期從事簡單、重復性的勞動，在收入增長乏力、上升通道不暢、正向激勵不足的情況下，往往會對工作心生厭倦，喪失積極性和進取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昕分析稱，當“新藍領”對所從事的工作沒有興趣或缺乏動機，但是為了養家糊口又不得不為之時，就會產生厭倦、排斥情緒，身心陷入疲憊狀態，工作績效將會明顯降低。長遠看，這或將導致社會勞動效率低下，也不利于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源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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