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季度宏觀經濟數據發布之后，昨天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提出要加大涉農資金投放，對符合要求的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和合作銀行適當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那么，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是否可以促進涉農資金的信貸投放?加強金融對“三農”發展的支持，我們具體應該怎樣做?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約評論員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著名財經評論員劉戈共同評論。
昨天的國務院會議傳遞出什么信號?“三農”金融將獲得定向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能否預示未來貨幣政策可能會適度放松?定向降準這種微刺激能為農民帶來什么?
昨天，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多項服務“三農”的金融新政。其中包括：分類推進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改革，培育發展村鎮銀行，提高民營資本持股比例，鼓勵建立農業產業投資基金，整合放大服務“三農”能力。加大涉農資金投放。對符合要求的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和合作銀行適當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落實縣域銀行業法人機構一定比例存款投放當地的政策。發展農村普惠金融，培育農村金融市場。開展農機金融租賃服務，創新抵(質)押擔保方式，發展農村產權交易市場等。
姜麗明(中國銀監會合作金融監管部主任)：這些政策措施的出臺，必將對推動農村金融體制機制的改革，促進完善農村金融政策扶持體系，加快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手段的創新發揮著重要走向，也必將推動農村金融服務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銀監會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已組建農村商業銀行525家，其中288家縣域農村商業銀行。2013年底已組建1071家村鎮銀行，累計向137萬農戶發放了1474億貸款。
向松祚：服務“三農”的銀行不良率不一定會比服務城市的工商業高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我們對農村，“三農”的金融歷來是一種優惠的政策，其實這也是全世界的一個慣例。我個人認為，中國在“三農”金融優惠方面做的遠遠不夠，我們現在對農村，“三農”的金融發展依靠商業性的金融機構比較多，商業性的金融機構首先要賺錢，要盈利，他還要上市，還要做大做強，所以他的心思慢慢的就不太會集中于服務“三農”，農民和農業，特別是農民，分散的農民服務起來多么麻煩，多少困難。你看歐洲，特別是德國，還有我們的鄰國日本，他們當年服務農村“三農”主要是依靠什么?政策性的金融機構。
國務院常務會議其中里面也講了，包括有一些保險的補貼，還有一些貸款的貼息，其實這都是一些政策性的手段，我覺得未來必須要加大政策性金融對“三農”的服務力度，政策性金融意味著什么?就是說首先，他不以盈利為主要目標，那么他的貸款的風險我們容忍度可以比較高，比如說不良率，或者是說損失率都可以稍微高一點。其實前幾年中國銀監會已經對涉農的貸款，包括大型商業銀行的涉農貸款，也包括農村商業銀行的涉農貸款不良率都有，這個指標上面都有比較寬容，我們叫提高風險容忍度，我覺得這是對的。
在人們想象中，我們服務“三農”的風險可能高，而且監管部門也提高了風險容忍度，就是指標方面我們要寬松一點，但實際上你要算大帳，服務“三農”的銀行不良率或者銀行的風險不一定比服務城市的工商業高。原因很簡單，一個城市的一個企業破產，可能就幾十個億就沒了，幾個億就沒了，一個農民最多能貸多少?貸一百萬那已經可能是最多了。如果像劉戈說的只能貸三萬塊錢，那一萬個人也才三個億，而且我相信農民總體來講是非常樸實的。
我覺得現在我們要有一套綜合的指標體系，要找準“三農”金融到底薄弱的地方在哪里?比如說農民沒有抵押，我們怎么能探討途徑給他提供信用貸款，很多農村比較邊遠山區，我們怎么能夠讓他享受到現代金融服務。比如說我們現在有很好的手段，有手機，我們能不能通過財政的補貼，給農民提供手機支付等等這些移動金融，所以我覺得這些都需要開動腦筋想一些新的手段，不能依靠傳統手段，傳統手段鋪設網點那肯定是不行的。
劉戈：監管的風險特別大 必須要有新的機制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我覺得還是有風險，這個風險其實來自于金融業本身的特質，因為我們總想讓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總想讓它變成實體經濟的基礎。既使是你把這個錢真正貸給了農民，我親耳聽到的一個故事，就是一個農民從信用社貸了九萬塊錢，他做了三個賬戶，因為一戶是三萬塊錢，所以三個賬戶是九萬塊錢，結果這個錢他拿來以后沒有去種地，而是給鄰村的人放了高利貸，高利貸拿這個錢干嘛呢?去投資到礦上，然后礦上倒閉了，那么最后這個錢又扎水里了，所以這樣的監管就難度非常大。
如果僅僅說我們通過商業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是永遠解決不了的，所以你必須要有新的機制。比如日本就有農協，那么有這樣一些為農民服務的機構，它能夠起到一個把農民的利益和銀行的利益綁在一起，同時有國家的政策支持，那么這樣可能，好，你貸款，這個錢不是給你個人的，我直接就進到化肥商那兒了，進到種子商那兒了，你不經手這個錢那可能這些錢才能真正的用到農業生產里面。
向松祚：要為農民解決實際問題 改變縣域農商行的激勵機制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當然客觀首先承認這些年就是國務院中央出臺很多惠“三農”的政策，就是農民要富，農業要強，農村要美，“三農”這些政策在這些年還是起了很大作用。
我們現在講薄弱環節在哪里?我先說農民，我們做過一些調查，農民迫切需要的是三類貸款，一個是助學貸款，比如說小孩上大學上不起，首先上學一年一兩萬塊錢對農民是一個巨大負擔，這一塊能不能徹底的解決了;第二，農業的生產資料和農機設備的一些貸款，比如說有一些農民，比如說化肥，種子，確實流動資金也有問題，包括拖拉機等等。這個貸款銀行要想辦法解決;第三，耐用消費品的貸款。冰箱、洗衣機等等，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去創造條件，為農民解決這些實實在在的問題。還有，我們現在農村商業銀行，信用合作社，包括這些大銀行的縣域以下農村的機構，它首先要把激勵機制改過來。比如說現在我們的信貸員的收入和獎金直接與他每年發放的貸款額，他創造的收入是掛鉤的，那你想我服務一個農民是花同樣的時間，才貸10萬塊錢出去，我服務一個公司可能能貸幾千萬，所以他們服務農民的積極性確實不大，這也就是為什么這次國務院會議里面講說金融機構都要往下沉，都要解決這個脫農的問題。
有核心的三條，第一條，就是農村商業銀行，信用合作社必須服務本地區，你不能把這個錢弄到其他地區。定位就要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你不能再說要做大做強，甚至還要去上海，深圳上市，那就麻煩了，他的心思就不在了。第二，他的利潤考核，他的風險指標也要重新調整，因為他要服務農民，服務“三農”他的利潤肯定就很難有那么高的增長了，他的風險可能確實短期之內有所上升;第三，就是內部的激勵機制。比如說我服務一百戶農民，可能這一百戶農民加起來也就是幾十億的貸款，或者幾個億的貸款，那你服務一個企業，你可能工資比我還要多。那這種激勵機制，你想我會愿意去服務農民嗎?所以我覺得一個是定位，一個是考核體制，監管指標，第三個就是內部的激勵機制，這三個東西不解決，它很難往下沉，它一定是往上浮。
劉戈：農民的土地可以流轉抵押 金融改革就能再往前邁一步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我覺得可能光是銀行的問題也不能完全解決農業貸款和農業金融的問題，因為其實這里面有一些銀行已經試圖在做，但是有一些問題，比如說在農業生產里出的新的模式，銀行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比如說現在我去海南看到有很多山東的農民在海南承包了大片的土地，種辣椒，種西瓜，那么你是一個外來戶，人生地不熟的，你來這個地方恰恰是最需要貸款的，那些傳統的小農戶現在其實他們自有的資金已經完全可以應付得了。而因為他們是外地人憑什么貸給你?而且你也沒有資產，他們恰恰是最需要資金的，這個問題解決不了。
那么怎么解決?如果說農民的土地比如說可以進行流轉，抵押，那么我們的這個金融改革能再往前邁一步，能夠讓更多的這樣一些農民的資產能夠盤活。比如去海南種辣椒的山東農民，他在山東有房子有地，但是他的房子和地不能夠變成金融資產，抵押物，所以他到了海南去種辣椒，海南的信用社也好，銀行也好，不可能給他貸款，所以我覺得，可能不光光是解決銀行的動力的問題，那可能還需要更大范圍里面去著眼整個我們的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向松祚：財政要建立一個貼息的機制 普惠金融也需要財政出錢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配套的政策我覺得就是財政要建立一個貼息的機制，就是說實際上商業銀行去支持“三農”的成本比較高，它的風險相對比較高。這個時候如果有農民，或者說農業的項目這個利息還不了，甚至本金還不了，財政必須要有部分的補貼的機制，補貼同時也會降低對農民貸款的這些利息，這是一個配套的。
第二個，我覺得他需要從我們剛才講普惠金融方面，這個需要財政出錢。比如說我們剛才講手機支付，或者是移動銀行，這些錢，當然商業銀行也可以拿一部分，我們也可以找一些公益基金贊助一些，但是財政在這方面也要出一些錢做這方面的。再有，我覺得政府應該配套幫助建立一項農民的信用信息的征信體系，一個聯網的體系，幫助金融機構更好的了解現在農民的信息以及農業的信息。這些基礎性的工作，我們不能完全靠商業性的金融機構去做，主要是需要政府相關方面要負起這個責任。
吳慶：貨幣政策已經較寬松 不應該采取更大力度貨幣政策的調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一季度數據公布的當天公布這樣的消息，它反映了我們宏觀經濟政策一個趨勢，還是要保增長，這是一個很明確的態度。我認為貨幣政策現在的水平已經是非常適應現在的經濟狀況，現在經濟狀況就是正在下行，貨幣政策現在趨勢我認為它已經在寬松了，現在貨幣政策比去年下半年寬松了很多，這樣的貨幣政策已經配合當前保增長的總體目標，也適應現在的經濟形勢，如果說現在的貨幣政策還需要調整的話，那我認為它也是很小的區間上的調整，不應該采取更大力度貨幣政策的調整。
錢軍：在謹慎的情況下 會適當讓某些金融機構放寬一些貸款額度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金融學教授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很多時候市場關注中央政府到底會有多少刺激的計劃，克強總理說了，我們不會有過度的短期刺激，可能一些比較溫和的方法還是有，所以從這方面講可以算是一個信號。另外一方面，銀行體系也有風險，尤其地區性銀行如果貸款太多，可能風險會更大。我的理解在比較謹慎的情況下，適當的讓某些金融機構放寬一些貸款額度來達到一個局部性的比較溫和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