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東莞市寮步鎮一名16歲的女學生在暴雨中不慎落入被積水淹沒的排水溝，瞬間被雨水沖走不幸身亡。近年來，一些地方也出現過因為暴雨導致下水道排水不暢致人死亡的個案。我們記得法國作家雨果曾經這樣寫道，說下水道是一個城市的智慧和良心。那么，城市里的下水道到底怎么了?城市地下空間還有哪些問號不為我們所知?如何讓應急防災機制守護住人們的安全?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約評論員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劉鐵民、著名財經評論員張鴻共同評論。
暴雨突降，東莞市寮步鎮一名女學生不幸落入排水溝身亡。誰在監管維護下水道?下水道吞人事件不時出現在公眾視野;城市地下空間有哪些問號期待解答?
劉鐵民：我們的政府部門以及政府工作人員要有基本的擔當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這個事情這次是發生在東莞，但是過去我們從新聞媒體報道，或者從網絡上報道，每到雨季這樣的事情幾乎年年發生，幾乎在每一個省都發生過，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比較普遍的了。那么為什么有的人說歸他管，又推到歸別人管?我聽到了他們的采訪回答，我感到很震驚。我以為他們會怎樣說呢?首先要道歉，首先要檢討反省自己沒有盡到責任，因為這是一個政府部門，甚至一個政府工作人員的基本擔當，就是你要有基本的風度。但好像我們沒有看到，他們都說自己沒有責任，都講別人的責任，我覺得這幾乎都超出了責任歸屬的范圍了，所以這也反映我們基層政府的一些干部他們真該認真反省，就是你在面臨著公眾安全的時候，你應該真正的把責任擔當起來。
如果這樣的一個事情發生了，在當地政府的各級相關部門都是負有責任的。比如像昨天你們節目中講到的那幾個部門，包括他們的市政、排水他們都有責任，誰也脫不了干系。實際我們講的責任主要是責任擔當，而不是過分強調責任追究，但是他們如果把責任就看作趨避利害了，我覺得這個責任意識是值得考慮的。
比如說昨天你們談到蘭州的這個水污染問題，還是我們屢次發生的管道的泄露，或者是今天我們講到的下水道問題，實際這個問題的確不是哪一個個別人的責任，是整個系統上出了問題。這是規劃問題?是監管問題?還是是應急機制問題?我認為都有問題。在這個事故災難發生之后，我們常常講一句話，就是事故災難的最本質原因是系統上的脆弱性，而且這種脆弱性是一種結構上的缺陷，這就反映了我們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基礎設施、規劃水平以及工程強度，還有我們的管理的能力，包括人員素質都出了問題。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必須從制度化上把這個問題原因摸清楚，從制度化上把問題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才能保證人民群眾真正能夠長治久安。
張鴻：我們的規劃跟不上城市的發展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如果今天說有一筆款來，要把這個溝修一下，你一定能找著歸屬，很多人來搶，說這歸我啊。我記得去年財經頻道曾經有記者采訪過北京的市容管委會，他介紹說，除了輸油氣管道以外，市政管線一共分七大類，十二小類，然后這七大類，十二小類的管線一共涉及十一個權屬部門。除此之外，同樣埋在地下的輸油氣管道又涉及十一個權屬部門，這一共就二十二個權屬部門了，再加上還有小區的，企事業單位的等等，這些的歸屬就很難弄清楚。
廣州曾經在兩年前進行過一次地下管網的梳理，他們市里面有100萬個井蓋，但是有15萬個不知道是誰的，所以這里面其實有歷史遺留的問題。過去這么多年的發展，可能有很多井蓋確實是找不著是誰的了，那個地下管道確實也是不知道是誰的了，但也有像東莞這樣的，因為部門之間可能一個通知就把這個責任劃給你了，然后你覺得一個什么通知可能又劃給誰，所以還得去找找文，事實上他們自己真的也不知道這個到底歸誰管。
最緊要的是保命，所以這里面有治標和治本，像劉老師因為是這方面的專家，肯定他有一套治本的理念在里面。比如說我們過去也說我們的規劃有問題，一個是我們的規劃跟不上這個城市的發展，甚至我們的很多規劃是跟前蘇聯學的，前蘇聯又沒有那么大的雨，所以我們規劃的這個管道能容的那些水量可能也達不到現在排水的要求。
劉鐵民：城市的排水系統是這個城市安全的必要條件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我想起一件事，1990年，我在比利時做訪問學者，在一個研究所里面，我當時住是一個三萬人的小城里，它就這一條河流，后來我的房東老先生跟我講，他說他的印象中已經三四十年沒有發生過水災。我感到很奇怪，因為歐洲的雨量還是很充沛的，尤其是比利時。沒有什么死人，什么洪水造成災害，好像他們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這個事情好像沒有發生過。這讓我很奇怪，我說這在中國經常發生。
當時，房東讓他當時正在念高中的兒子領我去看他們的排水系統，我們從市中心大概步行了兩公里左右，到達城市邊上一條比較大的河流，然后我們從河岸的排水道里鉆了進去，這個排水道大概有多高呢?有兩米左右，一米八九寬，它是拱形的，我們在排水道的邊緣行走的時候，頭頂都碰不到，非常寬敞，而且排水道它不僅排水，而且很多的管網系統，包括電、自來水什么的都設在里面。后來我就表示贊嘆，我說這個水道建設的太現代化了，這個小孩告訴我說，不是現代化，是傳統的。我說你們什么時間建的?他說我的爺爺告訴我，這個水道建于160年前。
我感到很震驚，一個三萬人的小城，在160年前可能就是個村子，但為什么建筑的如此具有前瞻性，具有長期方針的水道呢?我認為是文化，就是歐洲在發展建設過程中，尤其在工業革命以后，他逐漸的形成一種城市文明。城市文明特別強調在一個人群聚集場所必須保持居民生活的舒適度和安全，而且安全是置于首位的，所以城市的排水系統是這個城市安全的必要條件。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歐洲的許多大城市，其實你到了他的小村鎮也一樣，都是建立非常完善的排水系統。我們一想到排水就會想到高大的排水系統，實際上城市的排水系統不僅僅是這樣的排水很多，首先它有滲水系統，要有草坪，要有足夠的滲水面積;第二，它有地表排水系統，不進入水道，從地表排走了，靠自然的河流;第三個，就是靠地下排水，那么地下排水如果再做不到，那就得靠緊急的地上人工搶險，它是通過這樣一系列的系統的措施來確保一個城市的安全。
張鴻：關于城市地下的建設 我們幾乎都在倒退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我們很多人都懂，劉老師也給很多地方政府上過課，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員也都出去考察過，那巴黎的地下肯定他們都去拍過照。問題是我們的發展是地上的發展，所以我們一直講調結構，我覺得除了城鄉結構、收入結構、經濟增長結構等等，我覺得有一個結構，就是地上和地下發展不均衡的結構。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地上的發展，但看不到地下的，我們幾乎都在倒退。比如說河流，我們的城市里還有多少河流?
當我們今天說比利時小鎮，現在是170多年，180多年前了，說那個時候有前瞻性，有科技性，不是的，他很可能就是一個常識，就是我們要回歸那個常識。那個170年前，180年前比利時那個小鎮的做這個規劃的人，他一定是把這個城市的未來放在首位的，他規劃了一個長期的。如果說他短期5年之內要考他的政績，10年之內要考他的政績，他恐怕就不會做100多年、200多年的一個規劃。
劉鐵民：現在大多數城市采用的標準是50年代從蘇聯引進的 而一個發展中的城市是風險不斷增加的城市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實際上城市的草坪、河流，它不僅僅是自然生態的要求，它也是城市安全的要求。我們舉個例子，其實整個地下管網，實際上我們講就是整個的排水系統規劃是最先決的行動，最重要的基礎建設，規劃要有標準的。我們現在大多數城市采用的標準，應該是50年代從蘇聯引進的，那么50年引進的蘇聯的標準是什么樣的呢?就是一年一遇洪水的排水標準。
那么現在，中國和蘇聯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尤其中國南方和蘇聯又完全不一樣。類似中國這樣的自然條件在國外，比如說東京，巴黎，紐約，他們的排水的標準城市應該是五年一遇，甚至十年一遇，巴黎是五年，東京大概是十年，大家不要小看一年和五年，以為就差五，不是，它的數據不是這么算的。大家知道，幾年一遇講的是概率，那么五年一遇那樣的降水量和造成災害的沖擊力不僅僅是一倍兩倍的關系，它的一個幾何等級的，所以說我們如果要解決城市的問題，必須提高我們的城市安全規劃，這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像現在解決我們這樣的問題，我覺得應該是標本兼治。就是什么是標呢?就是從規劃，從基礎建設，從基本建設上我們要有規劃，要做。但是眼前，你不可能在一年兩年內把這個問題解決，就是你要治本，處理治本的問題之外，你還要治標，就是應急管理措施。我們城市要樹立一個風險的觀點，一個發展中的城市是一個風險不斷增加的城市，尤其是在一個速度很快的發展的城市，這樣的城市風險更大，所以說我們城市的領導人要保持清醒頭腦，其中對人的生命安全的關注就是最重要的。比如說像下水道這樣的問題，排水溝的問題，引水渠污染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都應該基于現在的風險采取治理措施，對規劃中基本建設解決不了的本質性問題我們要采取應急措施。比如說應急標志，關鍵風險點的守候，另外公眾的教育等等，但是我們不要以為，我立個牌子寫注意安全就夠了。
李軍：我們的管網建設要考慮總體的經濟壽命 不能只考慮一次投資
(全國鋼標準化技術委員會 鑄鐵管分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我們現在城市的發展速度非常非常快，那么這個管材的投入，沒有足夠的投資強度想要做一個科學的規劃，科學的、長遠的、兼顧未來長遠發展的一個規劃是非常困難的。再一個，實質上還有一個理念的問題，去年我到歐洲參加一個國際會議，跟歐洲的管道同行在交談關于管線壽命的問題。他們說在發達國家，他們的管線的壽命在一百年以上還在正常運行的管線非常多，那么我們國家管線的壽命有二三十年的，也有四五十年的，也就是在整個規劃上，我們的管網建設要考慮總體的經濟壽命，不能只考慮一次投資，要兼顧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