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期透露很可能在最近一兩年內實現存款利率放開，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進入提速期。中國目前貸款利率和同業拆借利率已經市場化，放開存款利率限制將成為利率完全市場化的“關鍵一跳”。美國和其他國家利率市場化的經驗可以成為中國改革的“他山之石”。
美國是利率市場化改革啟動較早的國家，美國和多數實現利率市場化的國家往往采取了漸進式步驟，利率市場化有助于減少金融體系內的扭曲和幫助實現資金成本合理定價，美國等國在利率市場化進程中遭遇的挑戰對中國也具有借鑒意義。
美國《1933年銀行法》中的“Q條例”設立了存款利率管制上限，其初衷是為了降低銀行資金成本和避免金融機構過度競爭，但到了上世紀60年代后期，美國通脹壓力高企，居民儲蓄意愿下滑并尋找其他高收益的投資渠道，貨幣市場基金在1971年登上歷史舞臺并如雨后春筍般壯大。在壓力倒逼之下，美國從70年代逐步開始修改“Q條例”，但在數度提高存款利率上限水平仍無法根本解決“存款搬家”和金融脫媒持續的情況下，在1986年最終廢除“Q條例”。
目前，國內以余額寶為代表的“寶寶軍團”正在興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高級經濟學家孫濤告訴記者，“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中美兩國貨幣市場基金的發展都是利率水平較低、投資者尋求更高回報的結果。在美國，“Q條例”規定的最高存款利率是定期存款的7.75%，而從1978年7月開始，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開始超過最高的存款利率，并于1979年初突破10%，負的存款利率是任何存款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滿足投資者需求的各種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應運而生，如商業票據市場幫助投資者直接貸款給借款人，而中介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進一步設立貨幣市場基金，以其為平臺收集中小投資者的資金投資于商業票據。這些貨幣市場基金又沒有存款準備金要求，對回報率也沒有限制，所以這些基金便蓬勃發展起來。顯然，中國目前的情況與美國當時的情況，邏輯如出一轍，只需要把當時美國的商業票據換為現在中國的銀行大額存款即可。
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中國項目主管白樂明指出，美國的貨幣市場基金發展迅猛是多個因素助推使然，在美國，貨幣市場基金不受《1933年銀行法》管轄，也不受在美國跨州設立分支的束縛，其監管當局并非美聯儲而是美國證監會，美國貨幣市場基金無需向美聯儲繳納存款準備金，也不用向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繳納存款保險費，也沒有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因而成為美國短期融資市場上的重要力量，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8年，美國貨幣基金的總規模達到3.76萬億美元的峰值，與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占比也達到26%，該比例在2012年下滑至17%。
利率改革牽動經濟神經中樞，在操作路徑上，美國等國的利率市場化往往歷時多年并經歷多個步驟。外交學院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歐明剛等專家介紹說，美國存款利率管制上限廢除經歷了“先大后小”的策略，即先取消大額存款利率上限再過渡到取消小額存款利率上限，首先取消的是10萬美元以上的大額存款利率上限，畢竟擁有高資產的人士往往具有更強的風險甄別意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駐華代表費達翰指出，全球多數國家都在歷史上的特定時期進行過利率管制或者控制信貸流向，在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美國首先放開貸款利率，德國首先放開存款利率，但兩國都是在放開小額短期存款利率之前，先放開大額長期存款利率。
無獨有偶，中國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此前表示，中國存款利率的放開宜按照“先長期后短期、先大額后小額”的思路漸進式推進。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貨幣理論與貨幣政策研究室主任彭興韻表示，中國存款利率放開不必一蹴而就，可以首先允許各銀行將存款利率在基準利率基礎上最高上浮空間從目前的10%進一步擴大到30%甚至50%。
改革需要妥善應對風險，利率市場化改革亦不例外。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研究員陸瑞安等專家提醒，美國廢除“Q條例”恰逢美聯儲提高利率以對抗通脹的時間點，大量儲貸機構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來高息攬儲，造成資金成本攀升，但在其資產負債表的資產項上，其貸款投向的相當大一部分卻是60年代和70年代以較低利率發放的定息長期房貸，借短貸長的業務模式造成明顯的“期限錯配”風險；為了彌補損失，在監管不力的背景下，這些機構又忽視貸款質量，將大量新貸款投放至住宅和商業地產項目以及經驗不足的債券市場中，由于房地產市場具有較強的周期性，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出現“儲貸機構危機”，共有上千家中小銀行倒閉。
費達翰在與IMF其他經濟學家合寫的一篇工作論文中指出，各國在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中面臨的一個常見的挑戰在于，各家銀行為了爭奪存款和市場份額而造成息差收窄、銀行破產和金融不穩定的局面。
北歐的瑞典、芬蘭、挪威在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利率放開之后，信貸規模大幅增加，促進了經濟增長，各銀行之間的競爭也在加劇，一些傳統的大銀行失去了市場統治地位，挪威和芬蘭的銀行業貸存比甚至超過了100%。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期，瑞典和芬蘭都經歷了長時期的經濟深度衰退，居民消費、銀行信貸和投資銳減。費達翰等專家認為，北歐國家在利率自由化后面臨困境的重要原因并非自由化本身，而是在缺乏有效宏觀經濟和宏觀審慎政策的背景下，需求過度釋放，在資本賬戶放開的背景下，本國銀行向海外過度融資，導致國內需求“虛高”，從而拉動房地產需求膨脹和房價攀升。
歐明剛認為，美國儲貸機構危機也反映了在利率市場化背景下，業務結構單一的金融機構具有脆弱性。一些業內人士認為，如果中國真實現了存款利率市場化，很多金融機構不僅息差會縮小，不排除像美國上世紀80年代那樣出現存貸款利率“倒掛”的可能。
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速度也是過猶不及。費達翰等專家指出，利率市場化改革不當可能導致金融動蕩，土耳其在1980年迅速放開貸款和存款利率，銀行和經紀公司開始通過提高存款利率爭奪存款，導致利率迅速攀升，這些金融機構卻未能考慮如何使用這些存款，最終導致長達兩年的金融危機，部分小銀行和經紀公司被迫破產。土耳其政府被迫重新恢復利率管制，但是金融市場動蕩給經濟造成的損失難以彌補。土耳其的經驗表明，利率市場化離不開達到國際標準的銀行監管、資本充足率要求、貸款評級分類和銀行間貨幣市場的建設。土耳其在金融監管方面下了大力氣，并在1984年重新放開利率，這次利率放開之后并未造成金融市場動蕩。韓國的利率市場化也經歷了和土耳其類似的先開放、恢復管制、再開放的曲折路徑。
利率市場化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在美國廢除“Q條例”之前，存款保險制度已經建成并運營了約半個世紀。孫濤指出，存款保險制度至少可以保護中小銀行和儲戶的利益，所以它的建立有利于控制因存款利率過度競爭帶來的風險，存款保險制度建設至少要和利率市場化同步進行。陸瑞安認為，存款保險制度和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將能幫助儲戶和銀行更好地監控風險和進行風險定價，此外中國應當吸取美國的經驗，要對享受存款保險制度保護的銀行加強監管以避免監管套利，同時對貨幣市場基金和理財產品市場要加強規范。
美國“主要儲備基金”危機依舊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該基金持有雷曼兄弟的商業票據，在雷曼兄弟破產后，該基金的凈值跌破一美元，一度引發市場恐慌，導致2008年9月15日當周投資人從各家貨幣市場基金中贖回3000億美元，若非美國財政部及時伸出援手給貨幣市場基金類似于存款保險性質的保護傘，美國貨幣市場基金的風波還將進一步發酵。當危機來臨時，貨幣市場基金方便贖回卻沒有存款保險保障的特性也會成為其阿喀琉斯之踵。
中國決策層對此應該已有考量。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近期在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年會時表示，今明兩年央行將重點推進人民幣存款利率的改革，利率市場化方面將有“實質性”的進展，從而實現全方位的利率市場化，而在大力推進金融改革的同時，也會加強金融監管，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
歐明剛認為，在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存款人應提高自身的風險評價能力和風險承受能力，銀行也應當提升其定價能力和對負債端的管理能力。彭興韻強調，在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金融機構也要完善自身的治理結構并豐富風險管理手段。
專家表示，各國的國情和金融市場的發展階段不同，推進利率市場化可借鑒國外經驗，但也可以有適應本國實際情況的差異性安排。此外，業內人士還指出，利率市場化的推進也離不開民眾違約意識的建立和信用風險文化的建設，以市場化為“錨”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也將為利率市場化提供不可或缺的軟環境支撐。
更迅速、更便捷閱讀深度解析、分享新銳觀點，請掃描二維碼，關注經濟參考報微信公共賬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