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數爭議背后：收入分配困局難破
[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有很多途徑，包括繼續發育市場，消除歧視等。但更重要的是堅定地反腐敗，使資源的分配真正實現全民共享 ]
當一部分在發愁去哪個國家度假更好，再買套房子是不是劃算時，另一部分人還在為滿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而精打細算，中國的收入差距顯而易見。
收入是民生之源，關于收入分配的話題，已是老生常談。但今年兩會熱議收入分配與往年相比，背景不同——今年初，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連續五年下降。
基尼系數真的下降了嗎？這一下降意味著什么？中國能否避開中等收入陷阱？踟躕已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是陷入僵局還是出路已現？這一系列問題，值得探究。
爭議——基尼系數的真面目
基尼系數是衡量居民間收入差距的綜合指標。它是個比例數值，在0和1之間。據國際標準，基尼系數小于0.2時，被認為收入過于平均，0.2~0.3之間時較為平均，0.3~0.4之間時比較合理，0.4~0.5時差距過大，大于0.5時差距懸殊。0.4一般被國際公認為收入差距的警戒線。
根據國家統計局今年1月份公布的數據，2013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73。這是2009年以來中國基尼系數連續第五年下降，也是10年以來的最低值(2004年同為0.473)。
過去十年，我國基尼系數分別為：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基尼系數連續五年下降，引發了各界的爭議。不少學者質疑這些數據，認為實際的收入差距要比數據顯示的大得多。普通人直接的反應就是這個下降與個人的感覺不相符。兩個疑問浮出來：一是從絕對值上說，基尼系數到底是多少？二是從趨勢上說，基尼系數真的下降了嗎？
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所長潘璠稱，目前全國有40萬被調查戶，是所有對中國基尼系數乃至收入數據進行測算研究中最大規模的樣本。在抽取樣本的過程中，按門牌號排隊抽取大樣本，再按收入高低進行等距抽樣。潘璠認為，國家統計局的基尼系數是符合實際的。
但多家機構測算的基尼系數明顯高于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根據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2013年報告》，2012年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基尼系數是0.501。王小魯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考慮到更加懸殊的城鄉收入差距，全國基尼系數應該更高。而國家統計局2012年的基尼系數為0.474。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調查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系數為0.61，大大高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0.481 。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分析稱，國家統計局的樣本更多集中在普通家庭，在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中存在取樣不全的問題。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信息，較難獲得。許多富人小區，調查人員很難進入。即使進入了，往往也難以得到真實的收入數據。這可能導致國家統計局的基尼系數準確性受到一定影響。
但他同時表示，盡管如此，國家統計局的基尼系數依然反映了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實際，尤其是最近五年的下降趨勢。根據蔡昉的研究，中國于2004年出現了劉易斯轉折點，之后收入差距出現縮小的趨勢。國家統計局基尼系數的下降比他的判斷滯后了一些，但趨勢是一致的。
“從2010年起，連續四年農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城鎮居民。而基尼系數中有一半是由于城鄉收入差距所致。由此出現基尼系數的下降是自然的。”蔡昉說。
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1955年依據推測和經驗提出了經濟發展與收入差距變化關系的倒U形字曲線假說，認為當經濟由未充分發展進入到充分發展階段時，收入狀況將由不平等轉向趨于平等。蔡昉認為，劉易斯轉折點之后邏輯上將出現庫茲涅茨倒U曲線。他預計，未來中國的收入差距將會持續縮小。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沒有這么樂觀。在他看來，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只是一個假說，并沒有相關經驗做支撐。而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過去幾年的基尼系數下降幅度很小，這并不預示著未來將繼續呈下降趨勢。
“基尼系數下降是好事情，但是我并不樂觀。即使出現下降的苗頭，也不能用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來解釋，也不意味著要放松警惕，減少政府干預力度。”李實說。
途徑——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權衡
除了基尼系數之外，關于收入分配的另一個爭論焦點是，要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到底哪一個環節更重要？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于對另一個問題的看法——是什么導致了收入差距懸殊的現狀？今年兩會期間，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了收入分配問題的癥結——初次分配起點不公，再分配事倍功半。
吳敬璉認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源在于初次分配。
“如果不解決初次分配，光靠再分配，效果有限，政府出手太多，會使經濟運行更沒有效率。負面效應大于正面。”吳敬璉說。
他認為，過去中國主要靠投資拉動經濟，導致資本在收入分配中居于優勢，而勞動者居于劣勢。未來應該通過提高勞動者素質等方法，使勞動者更加公平地參與分配。
本報記者注意到，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內容，絕大部分集中在初次分配領域，比如健全企業職工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完善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改革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等。
蔡昉對此表示了擔憂。他認為，目前在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方面，政府過于強調初次分配領域，對再分配領域重視不夠。從國際上來看，初次分配后一般基尼系數都比較高，很多國家是通過再分配手段將基尼系數大幅度下降。而目前在中國，再分配不僅沒有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甚至起到的是反作用。
統計數字表明，經過再分配調節后，發達國家基尼系數平均下降10個基尼百分點以上。比如，2000年之后，經過再分配調整，美國基尼系數從0.46下降到0.38，日本從0.44下降到0.32，德國從0.51下降到0.3，法國從0.48下降到0.28，英國從0.46下降到0.34，OECD國家平均從0.45下降到0.31。
反觀中國，再分配對收入差距的逆向調節作用受到詬病。根據王小魯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2013年報告》，2011年年收入在一萬元以下的低收入者，人均醫藥費報銷額只有73元，而年收入在30萬元~100萬元和10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人均報銷額為1545元和1308元。社保體系對收入分配的逆向調節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初次分配更多地是市場在起作用。對中國來講，其實是再分配更加重要，而且在這個領域，政府有抓手。”蔡昉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不久前發布題為《財政政策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報告，建議發展中國家通過提高貧困人群養老金、改善低收入家庭醫療和教育福利，以及降低個稅點、適時提高房產稅來縮小收入分配不平等。
李實認為，在初次分配領域，比如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還存在很多扭曲和制度障礙，政府應著力解決這方面問題。在再分配領域，政府同樣要加強力度。
“對于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都是重點，只是需要政府通過不同方式來加強。”李實說。
根源——體制和利益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孰為重的爭論說到底還是路徑之爭，要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還要從根源上下手。多位收入分配學者在與《第一財經日報》談到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源時，不約而同地提到體制和利益。
王小魯表示，收入分配問題涉及的面非常廣，是體制性問題的綜合反映。這些方面的體制問題如果不解決，就收入分配談收入分配解決不了多大的問題。
“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腐敗。其次還有財稅體制改革、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都非常關鍵。”王小魯說。
在這些關鍵的體制背后，隱藏的是已經固化的既得利益格局。
李克強總理在去年的兩會上表示，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和攻堅期，因為它要觸動固有的利益格局。
“現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李克強此言道出了改革之難。而收入分配改革因為要調整切蛋糕的方式方法，直接觸及各方利益，因此推動起來更加困難。胎死腹中的《工資條例》是一個例證。
《工資條例》由國務院牽頭，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全國總工會等部門具體參與起草。據參與起草人士介紹，《工資條例》從2007年就開始醞釀，經過多次調研，眾多專家參與起草、修改后形成草案。但由于涉及各方利益，最終沒有出臺。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在于要有勇氣打破既得利益格局。
他回憶起一件往事。1996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在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現在群眾對壟斷行業收入過高有意見，這個問題要想辦法解決。
“到現在18年過去了，壟斷行業收入過高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還在擴大，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非常困難。”宋曉梧說。
反腐敗是另一個體制與利益糾結的難題。根據王小魯的研究，2011年灰色收入規模在6.2萬億元，約占GDP的12%。同時灰色收入出現從最高收入階層向一部分中等以上收入階層擴散的趨勢，這意味著腐敗現象的蔓延。
王小魯稱，大規模灰色收入的存在直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堅定地反腐敗，必須從體制上著手進行改革。
蔡昉也表示，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有很多途徑，包括繼續發育市場，消除歧視等。但更重要的是堅定地反腐敗，使資源的分配真正實現全民共享。
“如果體制上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王小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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