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22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上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一些具有中長期意義的積極變化，通過深化改革，今后一兩年有望實現增長階段的轉換，進入一個新的穩定增長軌道或者狀態。如果成功，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將在7%左右，或者6%至7%之間持續較長一個時期，比如5年或者更長時間。
中國經濟增長轉換呈現積極變化
2013年，中國經濟運行整體平穩，但也不乏波動。年中經濟增速曾一度出現下滑，通過明確經濟增長速度合理區間和采取穩投資的政策措施，增長出現回穩態勢，全年經濟增長率達到7.7%。在國際經濟尚未擺脫金融危機影響、國內經濟處在增長階段轉換的背景下，取得這樣的增長成績實屬不易。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經濟已經和正在出現一些具有中長期意義的積極變化。
第一，與增長速度放緩相適應，中國經濟結構已經或正在發生轉折性變化。中國經濟通常被認為是投資為主、工業為主、較多依靠外需的經濟結構，改變這種結構被認為是結構調整的主要任務。2012年，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GDP)的比重開始超過投資，雖然2013年有所反復，但大的變動趨勢已經呈現；2013年，第三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過去一些年，中國的外貿出口增幅經常保持在20%以上，目前已經回落到5%至10%的增長區間，這一調整已不能主要歸因于外需變化，而更多地要由隨著匯率和國內要素成本上升而出現的出口競爭力變化來解釋。與經濟結構的上述調整相適應，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投入的增長速度也在減緩。這樣，我們看到，一個與過去30多年大不相同的經濟增長結構開始浮出水面：逐步轉向以消費、服務業為主，更多地依靠內需，更多地從要素效率提升獲取動力。
第二，率先回落的東部沿海地區逐步適應新環境，呈現增長走穩態勢。企業結構調整、轉型升級過程加快，部分低效企業被市場淘汰，企業虧損面下降，大部分企業經營狀況逐步趨于穩定，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改善。東部地區的經濟運行在較低增速區間趨穩，意義不應低估。一方面，東部沿海地區經濟規模占到全國的大頭，這些地區穩住了，中國經濟大局基本上也穩住了。另一方面，東部沿海地區增長走穩，或許預示著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增長在一個時期后也將逐步走穩。
第三，在經濟增速回調過程中就業總體穩定，未出現大規模失業問題。第四，企業盈利水平對增長放緩的適應性增強。第五，社會各方對增長階段轉換的共識增加，對未來經濟增長持有較為理性、符合實際情況的預期。
從宏觀層面看，一個重要變化是宏觀調控方式的創新。2013年年中曾一度出現增長下滑壓力加大的局面，宏觀決策者并未簡單推出貨幣財政刺激措施，而是采取了穩預期、抓改革、促轉型的綜合對策。從增長方式轉化換、發展方式轉型的角度看，非常有意義的是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主動管理預期。二是通過調結構、促轉型獲取新的增長動力。
可預期可爭取的經濟增長新常態
接下來的問題是，目前這種增長走勢能夠持續多長時間。從大的背景看，我國經濟仍處在由高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換期。這個中高速增長的“底在何處”，還沒有探明，或者說，中高速增長的均衡點還沒有找到。從國際經驗看，日本、韓國從高速增長期回落時，增速下降幅度接近50%。我國是一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高速增長期回落后的均衡點可能會高一些，比如在7%左右，或者6%至7%之間。對近一個時期的增長回升，我們的判斷還是由存貨調整、預期改善而引起的一個比較弱的短期回升，不一定穩得住，還可能有一個探底過程。
與此同時，眼光應當放遠一些，力爭今后一兩年實現增長階段的轉換，進入一個新的穩定增長軌道或者狀態。對此可以給出一個概念，比如“經濟增長的新常態”，或者“中高速穩定增長期”。其含義是，中高速增長的“底”已經探明。
這樣一個經濟增長的新常態，應具備若干特征，包括增長率從原來10%左右，逐步過渡并穩定在新的均衡點上，比如7%左右；經濟結構呈現轉折性變化，增長將更多依托消費、服務業和內需的帶動；產業升級和創新驅動加快，資源環境壓力舒緩，增長的可持續性增強，勞動生產率提升能有效抵減要素成本上升的影響；經濟增長能夠提供相對充裕的工作崗位，產業調整與人力資本結構基本適應；財政、金融、產業等方面的風險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企業總體上能夠實現穩定盈利，政府財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穩定增長，中等收入群體穩步擴大，等等。
對這一增長新常態，還可以進一步提出“六可”的目標：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就業可充分，風險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做到這六條都不容易，這里想強調一下“企業可盈利”。看起來這是一個常識性問題，但往往容易被忽視。實際上，這一條很關鍵，是其他幾條的基礎。如果企業盈利水平明顯下降，甚至出現大面積虧損，財政收入將可能更大幅度下滑，財政、金融風險不可避免地加劇，企業也將難以通過擴大生產而增加就業，反而可能減少工作崗位，民生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也無從談起。所以，“企業可盈利”應被視為中國企業乃至中國經濟轉型成功的關鍵性指標。
以深化改革促進轉入增長新常態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戰略部署。應對增長階段轉換期的挑戰，爭取在不長時間內平穩轉入經濟增長的新常態，最重要的是把提出的改革措施落到實處。為了順利推動下一步的改革，需要提出和實施正確的改革策略，安排好改革的重點和優先次序。
首先，注重改革內在邏輯所決定的關聯性，突出重點，抓主要矛盾，同時注重關聯配套和協調推進。其次，堅持底線思維，把改革進程置于風險總體可控的基礎之上。再次，重視改革的增長效應，把那些有利于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的改革放在優先位置。按照這些原則，今后一個時期的改革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攻堅性改革，對那些看得比較準、條件大體具備、風險可以承受的“硬骨頭”問題，集中力量和時間，爭取取得決定性進展。另一類是探索性改革，對那些方向和目標大體明確，但改革路徑和方法仍有較大不確定性的領域，允許和鼓勵地方、基層開展試點，給出較大的“自選動作”空間。在試點的基礎上比較、選擇，將那些有普遍意義的內容上升為全國性政策。
從應對上面提到的增長階段轉換所面臨的挑戰考慮，今后一個時期應著力從五個方面推進改革。一是防控和化解財政金融風險。當前財政金融風險隱患集中在地方融資平臺、房地產、產能過剩行業等領域。應正確處理局部風險和全局風險的關系，通過改革強化約束、增進效率。以局部風險的有效釋放爭取不出現系統性風險。分類清理地方融資平臺，建立明確的懲戒機制，在條件具備的城市試行地方發債，規范和重建地方政府償債能力和融資能力。
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壟斷、促進競爭為重點加快基礎產業領域改革。非貿易部門的低效率，集中體現在基礎產業。在這一領域的放寬準入上，應該有一些標志性的大動作。既要“放小”，也要“放大”。具體來說，在行政性壟斷問題突出的基礎產業領域，放進去一兩個大的競爭者，能夠產生有效競爭。比如，鐵路改革，要拿出幾個區域或大的項目讓外部投資者，包括地方政府和民營投資者去組建新的鐵路公司；石油領域，在上海自貿區建立國際性的石油交易中心，放寬、放開原油和成品油進口，打通國內外市場，允許地方煉油廠做大做強，同時開放上游勘探市場，包括頁巖氣勘探市場；在電信領域，允許以民營資本為主發起形成大的電信運營商，通過競爭降低成本、促進創新。
三是以降低成本為重點促進企業盈利模式轉換。
四是以服務業為重點，加快對外開放和對內放開。
五是積極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創新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