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幾乎每天都能聽到很多代表委員針對國企改革的建議。國資出資人擔心失去對國企的控制權，國企郁悶改革方向不明，民資則抱怨參股比例受限，局面似乎處于膠著狀態。
不少代表委員認為，應允許民資在競爭性國企中獲得其所看重的控股股東資格。如果這一“心結”不解開，那么即使栽下梧桐樹，也未必能引來金鳳凰。除基金類投資者外，大多數民資參股國企并非為了做一個單純的財務投資者，而是想獲得發言權，以完善企業體制機制、創造更大利潤。
對于各級國資部門而言，簡政放權并非是一個輕松的過程，但唯有舍得放手，才能真正激發國企的活力、增強國企的競爭力，使國資監管體制由管企業轉變為管資本。可在競爭性國企保留30%左右的國有股并作為優先股劃撥國資經營公司持有，余下股權引進戰略投資者，使競爭性國企完全走向市場。
民資也可“主沉浮”
在兩會召開前夕，中石化與格力集團高調宣布了各自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然而，兩會期間仍有不少代表委員“吐槽”。
“如果說省國資委必須占51%以上的股權，有三家正在洽談的戰略投資者會立刻不見蹤影。”一位擔任中部某省屬大型國企董事長的全國人大代表十分苦惱。實際上，該企業魅力足夠，吸引了若干家潛在的戰略投資者，有民企、也有基金、投資公司，但該省國資部門遲遲未表態國企在集團層面能否變為民資控股，幾家戰略投資者也舉棋不定是走是留。
“戰投都在等一個時間點，就是國資委放開最低51%的持股比例。”上述全國人大代表稱，“如果國資委愿意收縮戰線、只占30%的股權，不管第一步單個戰略投資者可以占多少股權，這些戰略投資者都愿意很快進來，因為未來他們有希望變成第一大股東。我們也想引進戰略投資者，通過集團剩下的資產、通過上市公司合并吸收實現集團的整體上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的確，與部分觀點認為民資扮演“財務投資者”的想像不同，許多金鳳凰光顧梧桐樹并非只是為了“到此一游”。除基金類投資者外，許多民資并非為了做一個單純的財務投資者，而是想獲取發言權，但現實中常常事與愿違。
“混合所有制不要變成拿我們民營企業做個點綴。”全國政協委員、三胞集團董事長袁亞非表示，“我在江蘇投了一家期貨公司，國資持股60%，我們持股30%。按照國企體制，公司決策、項目都需要向上級公司、國資委等匯報，經領導批準后再執行。另外，公司被定義為處級企業，單位老總年薪不能超過20萬，期貨是充分競爭的市場，沒有一兩百萬的年薪根本做不起來。這個企業我投了三年了，分不到多少紅利。”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大百匯集團董事長溫純青也認為，參股國企的民資被限制在一定比例使市場機制沒有發揮作用。他表示：“國企改制一定要剔除國資控股的風險。如果國企拿出15%、35%或者是49%的股權給民資，但民營企業沒有話語權，管理能力再厲害，國企依然還是用老的套路去管理，能有什么辦法?”
前述全國人大代表透露，該省國資委不一定愿意放棄控制權，不過還是爭取一把，上報給省國資委兩個方案供選擇：一者是國資委絕對控股，占比51%以上;另一個方案是國資委持股比例30%，幾家戰略投資者持股加總約50%-60%，管理層與技術骨干持股占5%-10%。“如果省國資委真的要保持絕對控股，沖著收益加控制權來的幾家戰投就會放棄合作，去尋找別的目標，只剩下沖著收益來的兩家基金繼續跟我們洽談。”
該人大代表表示，依靠市場生存的競爭性企業就應該完全市場化才有可能做得好，希望中央和地方相關部門盡快允許民營資本對處于完全競爭性行業的國企進行控股，給企業一個明確的預期。
國資可做“二股東”
“混合應該是有方向的，不能為了混合而混合，混合所有制的推進要和國有經濟布局優化結合在一起，國有資產要從競爭性領域逐步退出。一些競爭性大型國企的國有股東可以做二股東，這樣會提高民營資本進入國企的積極性，而且也有助于公司治理的機制改善與效果提升。”全國人大代表、江西財經大學副校長鄧輝表示。
鄧輝研究公司法多年。他認為，如果實行了混合所有制以后，企業的股權結構仍然是國有股一股獨大，治理結構和治理績效都很難改善。對于確需國有股東控股的企業，也要盡量避免一股獨大的情況，最好能夠有形成制衡作用的第二大股東。
而當競爭性國企的大門向民資敞開、作為出資人的國資委對旗下企業不再控股時，各級國資部門也不必擔心國資投資運營公司將成為國資監管部門與這些企業的聯系渠道。
“真正要改革的話，完全競爭類的企業最終肯定要走這條路。幾乎每個省國資委都已經設有國資經營公司，國資委可以在競爭性國企保留30%左右的股份，這些國有股份作為優先股直接全部劃給國資經營公司持有，剩下的股權全部引進戰略投資者，使競爭性國企去行政化，完全走向市場。”前述全國人大代表認為，應由國資委管理國資投資運營公司，后者作為財務投資者負責國企的收益。
“國資投資運營公司”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到的一個重要概念。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進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此前本報曾報道，國務院國資委今年將選取一至兩家央企啟動國資投資控股公司試點，多個省市也將改組1-2家國資運營公司和若干投資公司。
雖然國資投資運營公司的設立在各個層面進行得如火如荼，但當國資委不再插手國企的微觀經營時，另一個問題浮出水面。這對相關政府部門來說是一個“做減法”的削權過程。
對此，前述全國人大代表勸相關政府部門“看開點”：“國企的注冊地不變、納稅地不變、總部地址不變，不就行了?地方政府要的是就業、稅收和發展，只有發展才有就業與稅收，如果管得太多、太死企業就沒得發展。”
全國人大代表、青島啤酒公司董事長孫明波也認為，要管資本、落實企業自主經營權，政府就不能做家長，要從企業的微觀運營中脫身出來，做到監管不缺位、不錯位、不越位，讓以市場為導向的國企“輕裝上陣”。
“混搭”防“交叉感染”
眼下人們熱衷于討論混合所有制的好處。但事實上，“雜交”不一定就是“優勢”。
“有一個美女追求蕭伯納，給他寫了一封信，說‘如果我們兩個人結合，我的美貌加上你的智慧，生下來的小孩是將何等優秀?’蕭伯納給她回信說‘如果我的丑貌加上你的愚蠢，那生下來的小孩又會怎樣?’”鄧輝引用典故指出，無論“誰主沉浮”，都需要避免國資民資一混了之，兩者缺點“交叉感染”。
鄧輝指出，國企官僚氣息重、對市場反應慢、決策效率低。而民營企業也有自身的問題，比如在對一些規則的堅守上有問題，許多民營企業是家族制，在對利益相關者的平衡上做得不行，在社會責任落實上比大型國企差得遠。當國資與民資共同作為大股東與二股東，另外還有很多大眾股東時，如果國資與民資串通，那么大眾股東就可能會受到更嚴重的損害。
為了避免混合所有制企業出現“雜交劣勢”的情況，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工商聯主席李衛華表示，可用“民營的機制”解決“國有的問題”。在安徽2600多家公有制企業中，約三分之一有明顯利潤，三分之一經營困難，剩下三分之一維持平衡。計劃用三分之一有明顯利潤的企業跟有實力的民企合作，使民營資本與優質國企在優勢領域強強聯合，完善國企的現代企業制度，取得更大效益，同時使用優質國企稀釋股份轉移出來的資金救活困難企業，這樣在這些企業引入民資就有更大吸引力。
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宋志平在與全國政協委員交流時表示，國企民企都有缺點，搞混合所有制要吸收國企和民企的優點。如果混合后吸收的是缺點，可能這個企業還不如單純的國企或民企。央企在資金上、規模上、規范管理上、技術創新等方面有實力，民企在市場拼搏、企業家精神等方面有活力，兩者結合起來優勢互補，就形成了競爭力。
鄧輝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宜再摸著石頭過河，要有清晰的改革規則，尤其是對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的價值進行公允的評價。國企中很多財產是沒有公允價格的，如土地、礦產資源、無形資產，這些如果不計價，最后在股改過程當中等同于國資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