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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霧霾天氣范圍擴大，環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發展方式亮起的紅燈。要“出重拳強化污染防治”，“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
兩會前夕，大面積長時間的霧霾覆蓋了1/7國土，其中重霾覆蓋面積高達81萬平方公里。11日開始，西北風一停，北京又被霧霾所籠罩。異常嚴重的污染態勢，愈加增強了中國防治霧霾的迫切性。
然而，據《經濟參考報》報道，前不久環保部對12個地方督察時發現，一邊是遮天蔽日的重重霧霾，一邊卻是企業“花樣繁多”的違規排放，大量工業企業本應該淘汰的落后產能，依然在堂而皇之地進行生產。負有監管之責的當地政府，是真的不知道，還是裝著不知道？
顯然，解決包括霧霾在內的環境污染問題，既要有背水一戰的危機感和政治決斷，也要有推進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的長遠之計，更要破解問題背后的利益博弈難題，深化改革，建立起防治霧霾的長效機制。
首當其沖需要破解的，是排污企業和環保監管之間的博弈。在許多地方，這樣的現象幾成“公開秘密”：上級領導或環保部門來檢查時，治污設備開啟，排放隨即達標；檢查者一走，治污設備又成擺設。如此“貓和老鼠”游戲得以持續的原因在于，企業違法排污成本低，守法治污成本高，以至有的企業寧愿扛著罰單搞生產。對于諸如此類的治污成本外部化現象，有專家提出對策：應當在法律和政策層面作出新的制度設計，“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即在嚴格監管的同時，使企業的排污成本大大高于治污成本，違法違規排放甚至要冒“傾家蕩產”風險；與此同時，綜合運用產業、財稅、金融等政策，鼓勵產業結構優化、能源效率提高、環保企業發展和環保設備使用。
其次，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博弈。在全國政協委員、環保部前副部長張力軍看來，環境保護的最大壓力，是來自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沖動。為此，從上到下，要形成獨立的環境監管、行政執法和環境信息公開、社會監督體系，破解抵制環保的“地方保護主義”。同時，必須改革領導干部考核標準，糾正部分地方和部分領導干部的錯誤政績觀。要使得以犧牲環境、人民健康為代價創造的GDP，再不能成為官員升遷的階梯。
第三，破除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盡管大氣污染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可是，一些地方和利益集團，不是盡職盡責、盡己所能地為防治污染做貢獻，而是一而再地發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論，以鄰為壑，推卸責任。比如，甲地發生嚴重霧霾，卻把原因歸咎于乙地。再如，針對霧霾成因，不同工業部門之間，或互指對方是造成霧霾的主因，或淡化自己對霧霾的貢獻，甚至不惜搬出貌似公正實為代言人的專家學者予以佐證。以致真正的霧霾原因到現在還鎖在重重“霧霾”中。凡此種種，更是需要從全面科學的頂層設計入手，通過立法和建章立制，建立健全由政府、科研機構、企業、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霧霾防治新機制，實行區域聯防聯控，深入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
防治霧霾誠然是今日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破除事實上阻礙霧霾防治的固化利益藩籬則是更為嚴峻的挑戰。如何撥開“霧霾”見“藍天”？惟有堅定不移地祭起全面深化改革之利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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