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經濟進入弱復蘇通道，全球貿易將在恢復上升中呈現新格局，貿易摩擦加劇、貿易規則變化、多重不確定因素增加將成為影響全球貿易的新變量和新挑戰。
貿易摩擦風險加劇 貿易規則迎新挑戰
在全球貿易弱復蘇和一體化進程中，貿易摩擦愈演愈烈，對未來全球貿易投資格局構成長期深遠影響。
商務部公布的2013年全球貿易摩擦數據顯示，目前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摩擦日漸頻繁，對中國來說，中歐光伏貿易爭端、美對華暖水蝦反補貼案等均是此類貿易摩擦的典型案例；新興經濟體之間貿易摩擦加劇成為新特點，包括土耳其、印度、馬來西亞、墨西哥、巴西等國都與中國發生貿易摩擦，顯示出新興經濟體之間產業競爭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增加。對外經貿大學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認為，全球經濟增長低迷、各國產業間競爭日趨激烈，經濟同時轉型誘發沖突是誘發貿易摩擦頻發的三大主要原因，全球貿易將進入“摩擦頻發期”，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壓力不小。
此外，美國等發達國家正致力于制定新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等超大型自由貿易區談判正加速推進，致使全球貿易投資格局出現新型挑戰，世界貿易體系在WTO框架被日益弱化的大背景下將迎來重構。
這些新國際貿易體系有三大特點，一是零關稅；二是就業和綠色環保的談判準入條件；三是區域而非全球性。面對三大特點，中國都不占優勢，在全球貿易規則中有被邊緣化的危險。
商務部研究院世界貿易部副主任研究員陸燕認為，西方發達國家加速推動“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談判有兩大動因，一是歐美希望借助貿易談判為經濟復蘇注入活力，刺激雙方的經濟增長，二是美國希望由此帶動歐、日通過跨國地域的經貿整合，重新掌握全球地緣政治優勢。新的貿易規則將主要從關稅、服務、投資和政府采購政策等四方面著手。
從事國際宏觀經濟研究的國泰君安證券宏觀研究員薛鶴翔認為，縱觀未來全球貿易新規是體系，TPP、TTIP和PSA(多邊服務業協議)將成為是美、歐、日主導全球21世紀“鐵三角”國際經貿游戲的新規則，TPP將主管東半球，TTIP將主管西半球，對于PSA，美歐日也已經啟動談判締約21個成員。到2014年，中國唯一最有可能加入的是RCEP，即東盟“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
三大變量將影響全球貿易
綜合來看，2014年全球貿易環境還存在全球匯率戰、各國產業間競爭日益激烈、大宗商品價格變化等三大新變量，它們可能將在中短期內成影響全球貿易的潛在的困難和風險。
一是全球匯率戰影響重大。近兩年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匯率波動加大，部分國家希望通過匯率戰增加外貿出口。2013年，日元兌美元貶值超過20%；與此同時美元卻對歐元持續貶值，這一趨勢已經延續了一年半之久；另外，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屢創新高。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財政與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認為，全球各大經濟體之間匯率戰愈發頻繁，可能導致全球貿易出現更多不可控因素，一方面將直接影響到新興國家的出口競爭力；另一方面，如果美聯儲退出QE的時間和進程超出預期，勢必帶來全球流動性的收緊和發達國家需求的下降，對新興經濟體外貿出口形成抑制。
二是各國產業間競爭日益激烈。金融危機之后，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都開始調整產業結構，進行發展轉型。其中，不僅新興經濟體之間存在因勞動力成本和環境資源出現的競爭，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之間也存在產業競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辦公廳主任隆國強說，中美之間的產業競爭就是全球產業競爭的典型。美國為盡快復蘇經濟、重振本土工業，推出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基建和科研、教育、可再生能源及節能項目、智能電網、醫療信息化、環境保護等成為其投資重點。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近年來也在積極發展類似的產業。隨著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產品技術含量提高，中國產品與美國本土產品有了更大的競爭，中美貿易關系從互補性為主轉向越來越多的競爭。這種各國力主培養本國產業的趨勢，將意味著各國將在競爭規則和貿易規則上做文章，加劇貿易摩擦。
三是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和頁巖氣革命等因素，可能將導致大宗商品價格下行，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原先的出口比較優勢帶來新挑戰。
美國頁巖氣革命后，其對能源進口需求出現下降，這帶動了全球能源格局的調整。根據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14年國際市場大宗商品中，除了農業原材料價格將上漲外，石油、非燃料初級產品、金屬等商品的價格都將呈現下跌走勢。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盛建明認為，這雖然有利于新興經濟體擴大初級產品特別是能源的進口，但者從另外一方面看，初級產品價格的下跌，需要中國企業創造新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對中國出口形成新的制約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