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荷蘭在北海發現了儲量巨大的天然氣田，隨即引發了一輪天然氣開發熱潮。天然氣出口劇增，國際收支出現順差，經濟一片繁榮。然而，持續而大量的國際收支盈余導致荷蘭盾匯率大幅升值，削弱了工業制品的國際競爭力，對制造業出口形成嚴重打壓，并由此帶來失業率上升等一系列惡性連鎖反應。
這種因資源領域出口增加而導致其他出口領域競爭力下降的現象被定義為“荷蘭病”，而自然條件優越、礦產資源豐富的拉美是“荷蘭病”的高危地區。縱觀拉美近百年來的工業化發展歷程，就是一段與“荷蘭病”不斷抗爭的歷史，但不斷反復的“病情”讓拉美國家傷透了腦筋。
如今，許多拉美國家出現的“去制造業化”現象引起了經濟界的關注和擔憂。他們普遍認為，如今的初級產品出口模式并不具備可持續性，拉美經濟的結構性調整亟待推進。
拉美工業化道路荊棘叢生
拉美自然資源豐富，是大豆、鐵礦石、金、銀、銅、鎳、鋅等初級產品的重要供應地，儲量和產量均居世界前列。從15世紀末被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統治以來，直到二戰以前，拉美以原材料出口為主的經濟結構沒有發生本質變化。
二戰后，以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Raul Prebisch)為代表的一批拉美經濟學家提出了“中心-外圍”論、依附論等經濟理論，提倡打破拉美長期作為“外圍”國家向“中心”國家提供初級產品的外貿模式，通過建立和發展自己的工業體系來促進經濟發展。
受這些經濟思潮影響，20世紀50、60年代，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戰略在拉美地區全面鋪開，其核心思想是發展民族工業，對外實施嚴格的保護主義政策和外匯管制，限制最終消費品的進口。
盡管內向型的進口替代模式使不少拉美國家建立起了自己的工業體系，但由于長期與區外市場隔絕，工業制成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升反降，加之貨幣普遍升值，導致出口不暢。與此同時，對中間產品和機器設備進口的高度依賴，使得許多拉美國家入不敷出，經常項目赤字居高不上，并最終于20世紀80年代引發了地區性的債務危機。
在經歷了“失去的十年”后，拉美國家紛紛接受新自由主義改革，以“華盛頓共識”為藍圖，進行了一系列的經濟體制改革，由內向型經濟轉為外向型經濟，加快了與世界經濟的接軌，改善了國內的投資環境。然而，過度自由化所帶來的隱患也依然存在。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阿莉西亞·席龍(Alicia Girón)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拉美的工業化發展曲折而漫長，但決不能因為曾經的挫折，而放棄工業化發展道路。問題的關鍵是，以什么樣的方式來發展工業，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去制造業化”現象成因
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新興經濟體對原材料進口的旺盛需求以及由此帶來的大宗商品超級周期，不少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拉美國家迎來了經濟增長的“黃金期”：經常項目出現盈余，外匯儲備和財政收入雙向增加。這為當地政府實施反周期宏觀經濟政策積累了雄厚資本，成功抵御了自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
受到市場的利好因素刺激，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魯等初級產品出口大國通過一系列產業刺激政策，加大了對采掘業和初級產品加工業的投資力度。與此相比，制造業的受重視程度不斷下降，融資成本和稅收壓力的居高不下使得制造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萎縮。
根據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下稱拉加經委會)的統計數據，2001年至2011年期間，拉美初級產品出口額在總出口額的比重上升了近20個百分點。2001年，初級產品出口比重為41.1%，而到了2011年，這一比重猛增至60.7%。
中國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員吳國平在接受采訪時說，部分拉美國家進行的工業初級產品化政策是在“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的指引下做出的結構性調整，充分利用了外部的有利環境和拉美初級產品的比較優勢。他認為，這是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吳國平說，以巴西為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巴西的工業產值在GDP中的占比保持基本穩定，但工業內部結構卻發生了顯著變化，采掘業等與初級產品出口相關行業得到了顯著發展，但制造業卻明顯萎縮，國際競爭力不斷下降。
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2012年巴西制造業產值僅占GDP總量的13%，而在上世紀80年代，這一占比一直維持在30%以上。一直到1995年開始，巴西制造業產值占比開始跌落至20%以下，而近年來則持續下滑。
2013年拉美經濟增長將創新低
近年來，許多拉美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初級產品出口的空前繁榮，但是與此同時，“荷蘭病”的癥狀也在逐漸顯現。正所謂福兮禍之所倚。
巴西智庫熱圖利奧·瓦爾加斯基金會(Fundación Getulio Vargas)的應用經濟學家阿爾曼多·卡斯特拉爾(Armando Castelar)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貿易條件的改善導致許多拉美國家貨幣升值，這有利于控制通貨膨脹，拉動國內需求，并吸引更多外國直接投資。
然而，卡斯特拉爾進一步指出，“這一良性周期已經到頭了，拉美地區整體的經濟增長將會減速”。
卡斯特拉爾的預判并非空穴來風。近段時間以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拉加經委會紛紛調低了2013年拉美地區經濟增長預期。
根據拉加經委會日前公布的2013年拉美經濟初步評估報告，2013年拉美地區經濟增長率有望達到2.6%，低于此前預測的3%。與此同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修正了各自的經濟預期數字，分別從年中預測的3.3%和3.5%下調至2.5%和2.75%。
不論2013年的最終經濟增長率是2.6%，2.5%，還是2.75%，一個不爭的事實是，2013年將成為自2010以來連續第三個經濟增長下行的年份。拉加經委會的數據顯示，自2010年拉美地區經濟增長達到近期歷史高位的5.8%后，2011年、2012年則持續下滑，分別為4.3%和3.1%。如今，2013年繼續下行趨勢也基本成定局。
盡管導致拉美經濟出現下滑的因素很多，各國的情況也不盡相同，但上述國際組織一致認為，新興市場需求減少以及初級產品價格波動是一個突出原因。2013年，智利和秘魯的最主要出口產品——銅的價格年均下降了7.6%，黃金的價格則跌去了13.1%。這表明，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的拉美國家的貿易條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惡化。
對此，席龍表示，這種初級產品出口模式是拉美經濟的“阿喀琉斯之踵”，因為這“會使拉美地區的經濟長期處于脆弱狀態”。
席龍解釋說，造成這種脆弱性的一個最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的金融化。拉美國家和企業并不能決定其出口的初級產品價格，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各個大宗商品期貨交易市場，投機因素加劇了價格的波動性。而拉美國家對于這種波動性只能被動接受，缺少足夠的議價能力。
拉美結構性調整在所難免
吳國平認為，“去制造業化”是一些拉美國家為適應國際市場變化而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如今，面對內外部環境的新變化，拉美國家面臨著新的轉型壓力，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在所難免。
在外需走低的背景下，一些拉美國家在轉型中紛紛以拉動國內需求為第一要務，目標是增加就業，提高收入水平。制造業能夠提供穩定就業，因此成為了拉美國家進行結構性調整的重點領域。
從宏觀經濟政策上看，短期內，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開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通過反傾銷、限制進口、提供優惠貸款等措施，保護處于險境的制造業。
此外，為保證制造業的中長期發展，拉美國家積極引導外資投向制造業，而對有意進入農業和采掘業的外資進行限制。例如，2012年，巴西制造業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256.5億美元，是自然資源領域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的近3倍。
卡斯特拉爾認為，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并非長久之計，改革的根本在于提高生產力，打造一個具有競爭力的市場環境。而席龍則強調了政府的調控作用，尤其是對工業化發展的政策性支持，并指出解決就業永遠是第一位的。
對于拉美國家正在進行的結構性調整以及釋放出來的新的吸引外資動向，吳國平指出，有意到拉美投資的中國企業應該密切關注，并隨之調整投資策略，不要只關注資源性產業，可以在制造業方面尋求新的投資機遇，實現投資多樣化。
他鼓勵中國從事進出口加工的中小企業到拉美投資設廠，依托拉美國家龐大的市場以及靠近美國的地理優勢，充分利用拉美國家刺激制造業發展的優惠政策，在當地進行生產銷售。另外，也可以發揮自身熟悉國內市場需求的優勢，生產一些在拉美加工后返銷中國的產品，開辟全新商路，拓寬中拉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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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日本經濟增長或將達到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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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最大風險在于美國QE退出引發債務危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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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柏松(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
2013年日本自民黨卷入重來，安倍再次執政。有備而來的安倍采取大膽的刺激經濟對策，日本經濟一季度增長4.5%，二季度增長3.6%，三季度增長由1.9%修正為1.1%，宏觀經濟復蘇顯示出“沖高回落”勢頭。預計日本2013年度經濟大致可以實現2.3%-2.8%增長，擺脫通縮、出現通脹率大約為0.7%，企業投資不會成為支撐經濟增長因素。而不動產銷售大幅增加，及公共投資都成為拉動2013年度經濟增長主力。
2013年度“安倍經濟學”帶來多重影響
2013年日本基本達到通脹預計目標。全國通脹指數CPI(扣除生鮮食品)，5月由負轉為零，逐月回升，至11月升至1.2%。扣除能源和生鮮食品的核心通脹指數9月為零，10月0.3%，11月0.6%，呈現穩步回升態勢。日本通脹回升主要有三方面影響因素，首先是能源漲價，其次是進口產品，其三是輸入性通脹從產業上游滲透到中下游，如今達到消費品終端。不難預計未來日本通脹指數將穩定在1%以上，且上升勢頭取決于日元貶值速度。
事實證明日本央行國內貨幣政策必然導致日元貶值和輸入性通脹，從而實現通脹預期目標。日本無上限量寬貨幣政策在日本國內與國外的效果正在同步顯現，實際上不可分割。這與日本行長、財長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諾“以國內貨幣政策實現通脹預期，不會引發日元貶值，或說不以引發日元貶值為目的”，成為名副其實的謊言。
在2012年11月日本提前大選之際日元匯率處于76-78區間，安倍打出競選經濟政策后日元即刻升值，與高點76比日元低點曾達到105，貶值幅度約38%。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貨幣貶值政策等于再次啟動出口增長動力。據日本財務省統計，2013年3月日本以日元計價的出口增長1.1%，并逐月擴大，至11月增長18.4%。日本出口增長對美、歐盟增長較快，6月以后對中國增長加快。出口增長最多、增長最快的商品主要是汽車、通用機械、電氣機器、化工產品等。11月日本運輸機器增長25.6%，為連續7個月增加。其中對美出口增30.5%、對歐盟20.8%、對中國竟然增長150%。數據顯示，日本對中國出口增長帶動全體出口增長的三分之一。另從中國國內汽車品牌銷售分析，11月日本汽車品牌在華銷售大幅增長，豐田品牌汽車同比增長40.7%，日產和本田均增長兩倍。在中日外交關系嚴重對立情況下，日本產品居然可以恢復增長達到如此驚人地步，說明中國政府對日本國家足夠寬容。
一般來講，依靠日元貶值、擴大外需拉動經濟復蘇，第一步應該出現出口數量指數增長，對此日本10、11月已經實現。第二步出口金額增長快于進口，出現貿易收支逆差減少，對此截止到2013年11月還沒出現，預計2014年第三季度有望實現。第三步出口數量、金額增長均快于進口，貿易收支逆差轉為順差，對此預計短期內日本不會實現。
據統計，日本經濟7-9月增長內需拉動為正，外需為負。內需增長中，個人消費連續4個季度增長，房地產銷售連續6個季度增加，公共投資連續4個季度增加。但個人消費增長勢頭羸弱。而日本房地產銷售增長強勢是因為2014、2015年日本計劃將提高消費稅，日本國民在提前消費。2013年日本政府實行大規模財政投資政策，投資規模10.3萬億日元，僅此一項即可拉動經濟增長2.3%。顯然安倍政策是實現經濟復蘇最主要因素。但在財政負擔極其沉重情況下，日本政府財政投資拉動經濟復蘇還能持續幾何？
在此，有必要對安倍推動經濟增長戰略成效進行分析。安倍經濟政策實現貨幣貶值、擺脫通縮的預期基本達到，擴大外需第一步目的也達到。就推動經濟增長戰略而言，首先安倍政府以減稅政策引導企業擴大投資，估計效果不佳。因為日本企業開工率在75%左右低水平，存在較嚴重產能過剩問題，企業擴大投資意味著將有去無回。其次，擴大個人消費，據日本大和綜合研究所報告分析，如果提高個人消費增長2%，將花費4萬億日元，由此帶動5.7萬億日元企業營業額，對經濟增長效果明顯。但從擴大出口角度分析，日本企業提高工資將壓低勞動生產率，不利于擴大出口，除非日本政府繼續大幅誘導日元貶值。
就對外協商、簽署TPP、中日韓自貿區協議而言，目前進展各方都存在較大障礙。日本擴大外需的計劃進展并不順利。
就財富效果而言，2013年日本股市大幅回升，對刺激經濟復蘇，恢復企業信心，具有正面效果。不過市場擔心的是股市升得快，跌得也快，日本家庭財富增加的效果還不穩固。
2014年度經濟復蘇存變數
為確保2014年度日本經濟增長，安倍政府于2013年12月出臺了新的經濟刺激計劃，財政投資達到5.6萬億日元，僅此一項，可帶動日本經濟增長約1.1%。如果日本政府擴大公共投資在4-9月集中實施，則上半年度日本經濟還可顯示較好勢頭。但下半年度或許還會沖高回落，屆時還將需要新的財政投資。
就民間需求角度分析，2014年度，日本個人消費可保持弱增長，房地產銷售將大幅下降；企業投資大致保持零增長。
預計，日本政府在下半年還將出臺刺激經濟增長政策，故日本多征收的消費稅或許所剩無幾。日本央行也將在2014年度繼續實施超級量寬政策，不排除出現日元貶值超預期現象。
2014年日本經濟最大風險在于，美國退出量寬政策后，10年期國債收益率突破3%，日本國債收益率或將升高，屆時日本政府國債費將大量增加，如果超出預期，將成為財政新負擔。
日本政府政治、外交上采取對華強硬政策，經濟增長領域依靠中國市場。或許會引發中國政府重新評估對日經濟政策。這也是日本經濟存在的巨大風險。
以上分析日本經保持一定增長的前提是：第一世界經濟復蘇勢頭好過2013年，第二日本與中國關系不會發生新的重大事件，中國政府沒有調整對日經濟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