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在面上的稅收好減，藏在暗處的各種收費難降。”許多中小企業反映，目前小微企業負擔依然“居高不下”，主要原因是各種名目的行政性、壟斷性收費很多。
一位中小微企業負責人稱，如果把各種隱性、顯性的行政性收費加在一起，加上20多種稅收，企業的平均稅費負擔高達實際收益的40%，利潤空間大大萎縮。
當前，實體經濟轉型發展正遭遇法制環境、信用體系、隱性負擔等方面的“絆腳石”。實體企業希望，政府職能轉變的節奏和力度加快跟上經濟轉型的步伐，基層政府拿出抓經濟建設的力度，切實改善經濟發展的“軟環境”。
居高難下的企業稅負
高稅收是許多企業面臨的“重負擔”。福建一家體育用品公司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福建企業，企業一名高管給《經濟參考報》記者算了一筆賬：公司年銷售額70多億元，要繳10多億元的稅，他自己拿150萬元的年薪，扣除個人所得稅拿到手的只有90多萬元，綜合稅率30%多。
這位高管說，與大陸相比，香港的個人所得稅最高就15%，還可以抵扣。以一名設計師拿到手85萬元薪資比較，香港的公司只要支付100萬元，該公司則要支付近150萬元。這家公司因業務發展，需要從境外聘請設計師，由于個人所得稅高，為了確保他們的收入水平，只能增加工資，負擔最終轉嫁給企業。
福建晉江一家從事貼牌泳裝生產的公司表示，很多時候產品有沒有賣出去，稅都得收，企業繳稅額常常超過凈利潤，有一年凈利潤100多萬元，而稅繳了260萬元。
專家認為，為促進實體經濟良性發展，應按照減稅的總體方向，完善稅收制度和政策體系，統籌考慮深化稅制改革和實施結構性的減稅政策。將一些有利于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的政策上升為稅收制度的安排。
名目繁多的“隱性負擔”
盡管政府已經采取積極財政措施降低企業稅負，但是，中小企業仍然面臨較重的行政性收費壓力。
工信部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的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企業負擔形式出現一些新的變化，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問題大幅減少，但與行政職能掛鉤的各種服務收費卻層出不窮。
據全國工商聯粗略統計，目前向中小企業征收行政性收費的部門有18個，收費項目達69個大類，負擔較重。
從2009年1月1日、2013年1月1日、到2013年8月1日，我國三次取消和免征部分行政事業性收費共163項。盡管如此，許多企業仍反映，真正降低企業收費負擔仍面臨難題。
首先，國家和地方在稅費減免上出臺了不少優惠政策，減免的行政性收費名目繁多，但減免額度有限。其次，在部分稅費減少的同時，新的收費又增加了，如環境評價、產品質量評價等都要收費。另外，企業負擔中占比較大的教育附加、城建附加、水利基金等費用都沒有明顯減免。
不少中小微企業負責人建議，國家在優化稅收環境過程中，宜加大力度降低中小微企業的“隱性負擔”，清理現有行政性收費項目，規范政府費用征收行為，推進“費改稅”改革，增強企業負擔的透明度，以更大力度減輕中小微企業稅費負擔，確保中小微企業在生存與發展中輕裝前行。
難解難繞的“三角債”
在當前經濟形勢復雜、實體經濟運行面臨困難的情況下，“三角債”問題也進一步凸顯，使部分企業經營雪上加霜。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了解到，“三角債”問題在不同行業不同程度存在。不少企業都在為“三角債”的加劇而“頭疼”。由于經濟形勢復雜，不少企業資金鏈緊張，下游客戶拖欠貨款或要求少付貨款的現象正在增加，應收賬款不斷上升，資金回籠難度越來越大。
山東通裕重工公司負責人表示，企業一年10多億元的營業收入，應收賬款高達4億元，下游客戶收了貨不給錢，催款催急了，對方就要求在已簽訂合同基礎上扣掉3%至8%不等的貨款，假如有2億元的貨款，就會損失1000萬元。
一些企業還表示，面對這樣的情況還不能輕易起訴拖欠方，因為欠款的企業幾乎都是下游大客戶，一旦對簿公堂，以后就做不成生意了。
陜西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成榮認為，上世紀90年代那次“三角債”給我國經濟帶來了巨大傷痛，讓人記憶猶新。從成因上看，那次“三角債”主要是由于央行緊縮銀根導致市場上出現流動性不足，企業資金短缺，而2012年以來逐步凸顯的新“三角債”的深層次原因，是經濟形勢復雜造成企業盈利能力下降，以及產能過剩的經濟結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發布的《要高度警惕當前新的企業“三角債”問題》的報告認為，與20世紀90年代的“三角債”危機不同，此次各種類型企業均有涉及，且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更為嚴重；地方投融資平臺和大型基建項目成為“三角債”的源頭之一。
賽迪智庫中小企業研究所副所長牟淑慧認為，“三角債”大量出現只是表面現象，反映出來的本質問題是社會信用的缺失。為此，加快信用體系建設是降低“三角債”風險的治本之策，當前宜加快打破目前我國各部門、各地的“信用信息孤島”，形成互聯互通、整合共享的信用體系。
一言難盡的融資難題
近兩年來，為了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我國金融改革政策密集出臺。不過，一些地方由于重銀行數量輕服務結構、重考核要求輕環境培育、重信貸“輸血”輕財政“增效”，導致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實際效果有限，未能充分滿足當地實體經濟的發展需求。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多個二三線城市調研發現，地方政府對于引進銀行分支機構、地方分支機構升級，以及加大銀行開展跨業跨區合作的愿望較為強烈。但是，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果看，銀行并非越多越好，目前金融體系建設中存在重視銀行數量增加，忽視銀行地域結構、客戶結構和股東結構的做法，導致雖有更多的銀行，卻不能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在地域結構上，不少股份制商業銀行開設異地分行，表面上增加了開設地的信貸投放，但卻因地域性錯配增加了風險；在客戶結構上，一批中小銀行對優質客戶的集中貸款，不利于企業資金使用和信貸效率；在股東結構上，銀行缺少民營資本等多元化股東結構，難以促進銀行支持本地涉農和中小微企業融資。
當前，管理部門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引導政策中，偏重對銀行的考核要求，缺少對銀行發展環境的培育。從近兩年的情況看，“兩個不低于”(對小企業貸款的增速不低于全部貸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等強制性政策暫時改善了中小微企業的融資環境，增加了信貸投放，但小微企業是風險高發區，加大了銀行的壓力，其主要表現就是不良貸款率有所上升。
對此，銀行方面建議，在政策引導信貸投向實體經濟薄弱環節的同時，宜兼顧信貸風險的防控，應重視政府主導修復信用環境，同時監管政策應允許針對中小微企業貸款進行風險超額撥備。
2013年以來，中小微企業信貸可獲得性增加，但是單純依靠信貸“輸血”的融資渠道持續性讓企業擔憂。一些金融機構負責人認為，企業不能單純依靠銀行“輸血”，應更好發揮財政效能。盡管地方政府擁有加強財政資金“撬動作用”的愿望，但往往難以事半功倍。在一些省市，政府部門每年拿出不少資金直接補貼企業，但效果卻不明顯，同時公平性與普惠性也有待提高。
一些地方銀監局負責人建議，未來可考慮將財政資金集中起來做擔保基金，幫助中小微企業建立起穩定的融資擔保渠道。比如1億元的擔保基金，可以對企業進行10億元的擔保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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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體企業松綁開路要進行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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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企業家心態錄 |
面對實體企業轉型升級的壓力，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減輕負擔、改善融資、減少審批的政策，為企業發展“松綁開路”。
部分實體企業負責人反映，稅收負擔過高、融資環境較差、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產業政策多變、人才培育脫節等難題，仍是當前企業面臨的主要困擾，希望國家繼續加大力度為企業發展改善環境。
2012年，廣州市開始拿出財政資金對中小企業進行“首貸貼息”扶持，2012年只有17家企業享受政策，2013年1月至8月也僅有30多家企業申請。一家企業負責人說，全市有中小企業24萬家，能貸到款的不到2萬家。
一方面小微企業貸款難，另一方面大企業授信根本用不完。福建一家企業負責人說：“公司目前有20億-30億元的銀行授信未使用，銀行愿意貸，企業沒這個需求，沒有貸一分錢。”
國內資本市場也讓企業“很傷心”。福建一位知名企業家介紹，泉州一家鞋企想在A股上市，花了很多錢，結果爭取了5年都沒上成，反而把資本金花掉一半，50多個股東產生矛盾，公司差點破產。我們的股市“嚴審批、輕監管”的方式跟境外形成很大的反差，不利于企業健康發展。
對知識產權保護提升水平的渴望，讓許多創新型企業、品牌企業“望眼欲穿”。在恒安國際集團，工作人員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集團準備到中部一個省投資設立紙巾廠，4條生產線還沒投產，當地已經出現7條假冒恒安品牌的生產線。當企業要求當地打擊假冒恒安品牌的生產作坊和企業時，縣領導無奈地說：“企業都是政府的財源，給我一些時間，我不能一下子全部打掉，要一步一步來。”
因為冒牌產品“防不勝防”，一些科技型企業對新產品的公開“慎之又慎”。陜西眾森公司是一家生產光伏檢測設備的企業，公司副總經理冉旭說，公司投入430萬元研發了一種光伏電池片生產環節的新設備，將使電池生產減少銀漿使用量1/3，成本降低30%左右，新產品將于明年初投產。當記者詢問新設備的名稱時，冉旭變得異常謹慎，他說：“這個不能透露。我們把新設備賣給客戶都會簽保密協議，防止被假冒。”
近年來，我國一些產業政策在促進新興產業發展的同時，也出現部分政策缺少延續性、個別政策“短命”的問題，部分項目“上得早死得快”，讓一些企業吃盡了苦頭。
多年前，緊跟當地產業振興政策導向，廣東佛山一家裝備制造企業做了6個項目。結果不到一年時間，政策發生“180度變化”，4個項目被叫停。一家國有企業定了10多臺設備，還給了一些訂金，最后這家國有企業設備和訂金都不要了，直接毀約，導致佛山的這家企業差點破產。
西安藍曉科技公司董事長高月靜也有這樣的遭遇。“公司投資300多萬元新建了一臺10噸的燃煤鍋爐，正等待環保部門驗收的時候，西安市出臺治理空氣的新政策，要求開始鍋爐煤改氣，300萬元白投了，這讓我們措手不及。新增鍋爐原來也是經過環保部門審批的，現在一個政策說改就改，還沒用就報廢了。”高月靜說。
廣東佛山市機械裝備行業協會秘書長吳志平說：“長期以來，我們的產業政策出臺多，變化又快，容易導致企業無所適從，甚至投資浪費。”
亮碩光電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李華說，LED照明是政府重點扶持的行業，但這種產業扶持政策也帶來了負面效果：僅廣東一地，就有上萬家LED企業相互競爭，不少企業處在倒閉邊緣。很多人只為拿補貼或者土地資源，而并不擅長做LED。
企業用工成本年年遞增，不少企業家都認為可以理解，但不斷出現的用工荒卻讓他們感到擔憂。福建晉江奧金針織服裝公司董事長丁明權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以前工人工資是每月2000元左右，現在漲到4000多元，公司每年基本上都按15%在漲。我們每年都要在年底前就跟工人說，明年工資要增加多少，這樣他們才會回來。”
“我國工人人均產出效率不高，雖然與歐美、日本人均收入差10倍，但是產出可能差不止10倍，這導致企業用工成本高。”恒安國際集團首席執行官許連捷認為，我國長期輕視實踐積累的高等教育體制，導致不少大學生畢業后進入工廠什么都不懂，需要企業再投入很多時間與精力來“二次培養”，無形中增加了成本。
近年來，愿意投身到一線做工人的畢業生數量逐年減少，大中專畢業生多愿意去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一方面畢業就失業，另一方面企業卻招不到人。(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記者陳鋼、丁文杰、康淼、楊毅沉、浦超、何欣榮、王存福采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