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實體經濟·上篇
編者按：實體經濟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根基。但現狀卻是，虛擬經濟“賺快錢”，實體經濟發展難。實體經濟發展普遍面臨成本高、融資難、稅負重等絆腳石。當下，我國經濟發展正處在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實體經濟發展也面臨重大機遇與挑戰。《經濟參考報》近期組織記者分赴10余個省區市，走訪上百家實體經濟企業、行業協會、金融機構，形成“拯救實體經濟”報道，今明兩日陸續刊發上下篇，為振興實體經濟鼓與呼，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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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乃育/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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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東佛山，一家陶瓷企業老總的兒子做了幾年房地產，所賺利潤超過了其父親從事制造業20多年的利潤。在浙江溫州，則流傳著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位有千余名員工的企業主一年辛苦利潤不足百萬元，而他太太在上海投資了幾套房產，獲利超過千萬元。
當前，我國實體經濟既有上揚動力,也有下行壓力，總體處于“底部徘徊”態勢。與此同時，“寧炒一座樓、不開一家廠”的盛行，既使大量資金“脫實入虛”加劇泡沫，也進一步助長了“一夜暴富”的浮躁社會心態。
在一些地方和領域，虛擬經濟過度膨脹的道路正在越走越窄，頻頻敲響警鐘。專家認為，在當前宏觀經濟政策背景下，我國實體經濟轉型路徑越來越明晰，轉型的壓力切實傳導到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身上。
虛擬受寵 實體遇冷
2013中國企業500強數據顯示，五大國有商業銀行營業收入總額只有500強總和的6.2%，利潤卻占到總額的35.6%，五大銀行利潤已連續兩年超過500強中全部制造業企業利潤。
佛山星期六鞋業副總經理何建鋒說：“實體行業與虛擬行業投入成本和所得利潤的巨大反差，值得反思。”
專家認為，近年來金融業和房地產業過度擴張和虛擬化現象，導致資本、人才、物資、土地等要素從實體經濟流出，這與追求“一夜暴富”的浮躁社會心態緊密相關，也與制度性的安排的缺陷相關。
近年來，銀行信貸投放較多，加之中國經濟增長較快、人民幣升值，吸引了境外資本源源涌入，在內、外雙重作用下，社會流動性偏多。與做實業相比，資產炒作往往能取得更高回報甚至獲得暴利，導致大量社會資本紛紛“脫實向虛”。
廣東金融學院院長陸磊說，從事實體經濟的行業，發現自己辛辛苦苦卻只能獲得8-10%的毛利潤，還不如投資到土地、房產或者黃金等大宗產品，就會造成經濟非實體化、泡沫化的傾向。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義平指出，我國長期的負利率帶來了諸多消極后果：人們擔心存在銀行的錢會貶值，都思考著讓手里僅有的錢怎樣才能保值升值，為此更容易選擇放高利貸、投資股市和房市，而不是實體經濟，這些領域更有利于投機。
長期以來，我國產業鏈上游“銀根、地根、能源流、物流”高度壟斷，而產業鏈下游行業過度競爭，使制造業發展環境不佳，實業發展艱難，也促使大量資源“由實轉虛”。經濟學家辜勝阻認為，融資貴、用工短缺、全面進入“高成本時代”、稅負高、利潤薄使實體經濟面臨困境。
北京一家商貿企業負責人說，公司容納了9000人就業，最近兩次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后，每年人力成本支出增加8000萬元，高于企業利潤增長速度。
炒作盛行 虛火過旺
我國民營經濟的發源地溫州，曾經的“制造業之都”，由于經濟結構不合理、產業“空心化”嚴重，隨著投機泡沫破滅，經濟陷入困境。
溫州產業“空心化”的一大表現，是大量資本游離出實體經濟，轉向炒股、炒房、炒煤、炒礦等投機領域。溫州一些企業主說，最近十余年，尤其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小企業融資難、用工貴、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等壓力凸顯，傳統制造企業微利，甚至虧本經營。同時，土地增值和房地產增值等收益遠遠大于做實體，投資嗅覺靈敏的溫州人開始轉向“短、平、快”的投機領域。
據不完全統計，溫州的民間資金在6000-8000億元，這些資金不斷推高一些資產的價格，使得房價等資產泡沫越吹越大。隨著宏觀調控政策加碼，部分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呈現大起大落的現象。
像溫州一樣，曾經是全國經濟發展“明星”的內蒙古鄂爾多斯、陜西神木，近兩年經濟發展也相繼陷入困頓。
以神木民間借貸風波為例，其背后，是民眾參與民間貸款的盲目性、自發性。神木民間貸款總額在200億元以上，先后冒出100多家小額貸款公司、擔保機構、投資公司、典當行和上千家民間“地下錢莊”，縣城50%以上家庭、70%以上的農村人口，甚至企業職工和流動人口都參與其中。神木縣一些企業主表示，雖然神木縣民間借貸資金有相當一部分進入了煤炭產業，但進入房地產和高利貸周轉的資金也不在少數。
專家分析，脫離實體經濟、過度炒作資產帶來的泡沫加劇，無法實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一些地方虛實嚴重失衡之后出現的經濟下滑，以事實警示：創業和實業精神是經濟發展的根基。
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宗慶后20多年來始終干著制造業最基礎的活，不賣樓，因為“房地產看不清”；不炒股，因為炒股被炒變了味。他說：“不管社會怎么發展，制造業都是根本。實體經濟是創造財富的。如果一個社會都不創造，都想去分配，老百姓吃的穿的從哪里來？”
底部徘徊 兩極分化
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實體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中間雖有波動，但目前整體處于“底部徘徊”態勢。從數據來看，2013年下半年以來，實體經濟走勢略有上揚，但企業利潤率依然存在下行的趨勢。
當前，我國實體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除外部需求萎縮外，實體經濟本身的結構性問題也不容忽視。其中，有三個“兩極分化”凸顯。
首先是產業鏈上下游“兩極分化”。部分產業上游銀根、地根和資源等壟斷程度較高，下游競爭卻十分激烈，一些企業成了“夾心餅”，在經濟下行中處境艱難。
福州一家生產包裝膜的民營企業負責人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他們公司的產品市場份額達30%，按照行業標準，占市場份額20%以上就有定價權，可由于上游原材料被大企業高度壟斷，所以經常被“卡脖子”，原料緊張的時候，還有掮客從中謀利。
其次是成本上升與產品價格疲軟“兩極分化”。受勞動力、資金、土地、原材料、資源環境等因素影響，企業生產成本不斷上升，正進入“高成本時代”，用工成本上漲尤為明顯，且有逐步加快之勢。調研中一些企業反映，近年來農民工用工成本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長。
部分企業負責人反映，與不斷上漲的成本形成對比的是產品銷售疲軟。“有的企業為了去庫存壓價銷售，最終把品牌毀了。”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首席運營官賴世賢說。
再次是產業鏈上的大企業強勢、小微企業弱勢“兩極分化”。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金碚認為，在競爭中由于實力不對等，會出現大企業壓榨小企業的現象，給小企業增加很多成本。
海南省一家變壓器企業負責人說，企業上游是鋼鐵、下游是電網公司，都是國有大企業，上游原料貨款不敢拖欠，下游應收賬款卻高達9億元，光利息就損失很大，企業兩頭受壓。
產能過剩 頑疾難除
2013年10月6日，國務院印發《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對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工作進行了總體部署。中央提出，消化一批、轉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四個一批”化解產能過剩的思路。
不少受訪人士認為，解決好政策落實到位問題，相關配套的操作細則和規定亟待進一步細化。比如，用環保手段化解過剩產能，當務之急是要針對過剩行業在環境方面制定一系列的量化指標，使方案更具有操作性。
有人專門編了順口溜描述落實“四個一批”的難題：“四個一批思路好，如何落實費周章。淘汰常遇本位癥，轉移難定接盤方。重組切忌拉郎配，消化須防梗阻腸。市場機制最管用，計劃過度幫倒忙。”
工信部產業政策司有關負責人說，對落后產能轉移等問題目前還缺乏有效的制約手段，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操作空間。
江蘇省一家鋼鐵企業負責人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有很多鋼鐵企業，為給以后的發展預留空間，往往夸大上報產能數據。‘頭戴三尺帽’，砍一刀后還留二尺。明明只有3500萬噸，報上去卻是4000萬噸，國家說砍掉1000萬噸產能，企業其實只要壓縮500萬噸就達標了。”
為消化國內的光伏產能，很多地方積極建設光伏電站。對此，晶澳太陽能首席運營官謝健認為，目前電站建設采用招標模式，招標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價格，產品價格低的容易中標，使得部分落后產能反而不容易被淘汰。“現在很多電站用的并不是優質組件，短期沒問題，長期有隱患。”
體形雖大 筋骨不強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介紹，我國經濟總體上以實體經濟為主，制造業規模2011年首次超過美國，躍居全球首位，約占世界制造業產值的1/5。
但是，龐大規模的背后，實體經濟“大而不強”現象明顯。金碚認為，我國大多數產業尚未占據世界產業技術制高點；一些生產規模大、市場占有率高的國產產品，技術質量和檔次并未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一些國產產品的整機質量達到甚至超過了國際先進水平，但關鍵零部件仍依賴進口；我國產品的品牌價值薄弱，與發達國家制造業競爭力差距較為明顯。
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的《2013世界投資報告——全球價值鏈：促進發展的投資與貿易》顯示，中國國內附加值占出口總值的比重為70%，低于俄羅斯、印度、美國、巴西、澳大利亞等國。中國全球價值鏈參與率為59%，位列全球第11位，低于新加坡、比利時、荷蘭、英國等國家。
專家認為，我國仍處于國際分工體系的低端環節，從全球價值鏈中獲取的實際利益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很多出口產品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較低，多數企業缺乏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不少企業負責人對此深有感觸。中交西安筑路機械公司副總經理楊向陽說，在徐工、三一重工、中聯重科等企業帶動下，國產工程機械在我國市場的占有率，已從十年前的20%提高到現在的80%，但傳動、控制、發動機、關鍵液壓件等核心部件仍主要依靠進口，整機產能過剩和高附加值部件短缺反差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