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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聯儲縮減量化寬松規模(QE)靴子落地后，美股18日卻大幅上漲，道指和標普指數收盤雙雙創下歷史新高。圖為美國證交所內交易員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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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日前宣布，將把每月購債規模縮減100億美元，這是本輪金融危機以來首次縮緊量化寬松(QE)規模，意味著美國將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盡管美聯儲貨幣政策完全轉向仍需時日，但量化寬松“退出”的負面影響會通過資本流動、資產價格、貨幣匯率等多個渠道傳導至世界各國，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最易受到沖擊。
專家建議，中國應利用量化寬松政策完全“退出”前的過渡期，對跨境資本流動、短期資本開放等采取防范措施，同時加快人民幣匯率、外匯儲備等領域的中長期改革。
危機以來美國首次緊縮QE
美聯儲當天在結束貨幣政策例會后發表聲明說，考慮到就業市場已取得的進展和前景的改善，決定從2014年1月起小幅削減月度資產購買規模，將長期國債的購買規模從450億美元降至400億美元，將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購買規模從400億美元降至350億美元。這樣一來，美聯儲月度資產購買規模將從原來的850億美元縮減至750億美元。
雖然購債規模縮減幅度不大，但這是美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首次緊縮量化寬松規模，具有標志性意義。此前，為應對危機，美聯儲連續推出了三輪量化寬松政策，使得目前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已突破3.9萬億美元。
實際上，早在今年6月下旬，美聯儲就已宣布將于2013年下半年開始逐步縮緊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并可能于2014年年中全面停止刺激措施。之后，各方不斷釋放出美聯儲縮減債券購買規模的信號，對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的擔憂一直籠罩著全球金融市場。
分析人士認為，此前美聯儲之所以不斷釋放“退出”信號但不付諸實際行動，主要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方面，難以確定美國經濟復蘇特別是就業市場等關鍵指標是否真正持續好轉。另一方面，美聯儲希望以此測試市場和經濟基本面對“退出”的承受能力，提早讓各界對“退出”形成預期，從而沖淡其對市場的打擊。
在隔夜美聯儲決議公布后，市場的反應非常混亂。美聯儲的決定顯得很突然，決議公布后的數秒內匯市沒有任何波動，隨后非美貨幣匯率才展開劇烈震蕩。不過，華爾街似乎早已消化了減少購債的預期，認為美聯儲此舉證明了美國經濟向好，推動了美股上行。
美聯儲表示，該機構可能在未來的會議上繼續小幅削減資產購買規模，不過未來具體將如何進一步削減量化寬松將取決于美國經濟是否能達到美聯儲的預期，并非預設議程。同時，美聯儲重申在失業率高于6.5%、未來1年至2年通脹預期不超過2.5%的情況下，將繼續維持零至0.25%的超低利率水平。
市場人士認為，減少購債規模只是緊縮量化寬松政策的開端，貨幣政策完全轉向需要一年或數年的時間。綜合經濟學家預測，美聯儲加息預計要在2015年第二季度。NFJ投資集團投資總監本·費舍爾表示，在與市場溝通方面，美聯儲做的十分出色，在宣布削減量化寬松之前，美聯儲已經多次強調將長期維持寬松貨幣政策的基調不變。
負面影響或多渠道傳導至中國
不管以何種方式和節奏“退出”，美聯儲回收流動性的影響會不可避免地通過資本流動、資產價格、貨幣匯率等渠道擴散至世界各國，將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產生沖擊。
一是短期資本外流風險增大，加劇流動性緊張。當掌握全球貨幣“總閥門”的美聯儲逐漸減少購債規模和收緊銀根，美元匯率將會上漲，并使部分套利交易平倉，從而導致國際資本回流美國。如果大量投機性資金撤出中國，既會造成資產價格大幅波動，也會讓我國流動性更加緊張。今年上半年的“錢荒”就有資本外流的影子。
銀河證券研究所經濟分析師周世一認為，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退出”將會讓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面臨資金外逃壓力，而我國流動性本來就緊張。
二是拉低各類資產價格，我國持有的美國國債會遭遇賬面損失。美聯儲在“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和回收流動性的過程中，會較大規模地拋售美國的長期國債和機構債，這會拉高美國國債收益率，導致價格下跌。而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是全球資產定價的基準，其他各類資產特別是非股權類資產價格也不同程度下跌。
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杰表示，盡管美元階段性升值能一定程度地緩解我國外匯儲備購買力縮水問題，但是美國國債可能出現的技術性違約，會使外匯儲備中美國國債面臨價格下跌帶來的損失。
三是人民幣匯率調整和管理陷入被動。如果美元階段性走強，在現有匯率形成機制下人民幣會出現貶值預期，這可能再度招致國際壓力。如果恢復對美元匯率的穩定，人民幣又不得不被動升值。
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表示，美聯儲無論是出臺量化寬松政策還是“退出”這一政策，都會迫使其他國家被動調整貨幣政策，這樣會使得我國維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的努力更加困難。
中國應利用過渡期做好防范應對
縱觀歷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美國都能通過放松貨幣政策轉嫁危機成本，一旦貨幣政策轉向，其負面影響會在世界其他地區引發金融動蕩，甚至爆發新一輪危機。
20世紀90年代初期，美國陷入經濟衰退，美聯儲將利率從1990年的8.25%降至1993年的3%，導致1991-1995年美元處于貶值通道。當時亞洲國家的利率明顯高于美國，國際資本大量從美國流入亞洲，推升了當地資產價格泡沫。隨著美國在1994年初啟動加息周期，加之1996年美元走強，資金開始大規模從亞洲出逃至美國，最終致使亞洲金融危機爆發。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級經濟學家孫濤等專家表示，新興市場國家需要在量化寬松政策沒有“退出”前的過渡期內，加快關鍵領域改革，增強自身抵御能力。
首先，密切關注跨境資本流動的變化，保持基礎貨幣投放渠道通暢和供應基本穩定，避免流動性緊張的負面市場預期疊加。周世一認為，從防范的角度來看，要強化中國經濟繼續穩步增長的預期，防止資金大規模外逃。如果流動性緊張，必要時可使用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及降息等數量型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
第二，審慎對待短期資本開放，特別是對短期資本流出的開放。在美聯儲貨幣政策轉折期，我國要避免過快開放短期資本流動，否則一旦轉向，其對我國外匯、貨幣和資本市場的壓力會急劇放大。
第三，同其他新興經濟體合作建立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監測機制，共同開發金融避險工具。我國要在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等方面加強同其他國家的協調，同時加快推進金磚五國聯合外匯儲備庫建設，構筑外圍“金融防火墻”。
第四，盡快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降低對美元的關聯強度。專家認為，要盡快建立基本由市場供求主導、政府適度干預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以有效地避免人民幣加權匯率過度波動，打破持續而單邊的人民幣貶值或者升值預期。
第五，從中長期來看，要分散外匯儲備投資，創新外匯儲備管理方式，設立外匯投資產業基金推動企業“走出去”。丁志杰認為，針對新興市場國家可能會出現國際流動性緊張，我國可以擇機調整外匯儲備政策，運用外匯儲備積極開展與他國的金融合作，比如貨幣互換、推進人民幣計價的各種金融產品，以在幫助對方抵御動蕩的同時實現自身經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