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城鎮化進程中千百個普通村莊一樣，郝堂村——位于河南信陽市平橋區的一個小山村，四年前一片凋敝，千余勞動力幾乎全部外出，留守老人生活艱難。
然而，《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夜宿這個豫南小山村，在寧靜的田園生活中感受到的已是欣欣向榮的發展活力：曾經一度撂荒的土地如今種上板栗和茶葉；尚未改造完成的豫南風情村莊，游客接踵而至；村里的年輕人越來越多……村民紛紛談及，讓村莊從凋敝走向活力的重要起點是“夕陽紅”養老資金互助合作社的成立。
針對商業銀行、小貸公司等“外置金融”長期難以解決的農民“融資難”、農村“金融貧血癥”等問題，郝堂村獨辟蹊徑地進行農村“內置金融”試驗。經過四年多探索，當地通過發展村民共同體內部資金互助合作組織，使農民土地財產權益經內部融通得到體現，實現村莊內部信用“變現”，緩解了農民“融資難”問題。
養老、貸款不再難
“順其自然的話，這個村估計很快要消失。”胡靜說。四年前，隨著大批青壯年外出務工，郝堂村“空心化”情況日趨嚴重，連續數名“空巢”老人喝藥、上吊自殺，刺痛了這位59歲的村主任。
胡靜說，“離任前，唯一就是想為老人做點事”。做事需要資金，村里早已沒了集體經濟。胡靜接受了當時來村莊做研究的“三農”學者李昌平的建議——成立一個養老資金互助合作社。
合作社啟動資金在10天時間里便籌集齊：由胡靜在內的7名本村村民作為發起人，每人出資2萬元；吸收了15名老人成為合作社社員，每人入社股金為2000元。隨后平橋區科技局、李昌平等又無償投入部分資金，合作社于2009年10月12日掛牌成立，本金共計34萬元。
有了錢怎么運作？社員們“吵”了兩天兩夜，“吵”出一套合作社章程。
關于吸收存款，章程規定：一是入社老人可追加股金2萬元，作為優先股享受銀行2倍的利息；二是本村村民也可入股，享受比銀行高一個百分點的利息，但入股資金最高不超過10萬元；三是吸收社會上不求利潤回報的慈善資金。
關于發放貸款，章程規定：一般貸款需要兩個入社老人擔保，需要農戶林權證進行抵押；貸款需要理事簽字授權，監事負責審批，兩者相互制約；貸款利率接近當期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
關于利潤分配，章程規定：利潤的40%用于老人分紅，30%作為積累資金，15%作為管理費，15%作為風險金，發起人不分配利息。
合作社成立后，村里的沉淀資金被激活。截至2013年上半年，合作社資金總量已經達到340萬元。全村170多個60歲以上老人加入合作社，入社率超過80%。最早一批入社老人連續四年收到分紅，分別為300元、570元、720元和800元，累計已超過2000元的入社本金。與此同時，合作社累計發放貸款超過500萬元，有力地促進了農戶生產發展。
59歲的農民王良敏為《經濟參考報》記者算了一筆賬：2014年他將達到入社年齡，夫妻倆每人預計可享受1000元的社員分紅，加上女兒為他們兩位老人各投2萬元的股金，享受7%的利息，每人每年有1400多元收入，“貧困老人通過資金互助合作社實現了比國家社保更好的保障”。
更為重要的是，經由合作社，林權證通過內部融通實現抵押，原本沉寂的2萬多畝山林從資產變為資本，土地金融被激活。25歲的村民張金龍用林權證連續3年貸款發展養豬，從最開始的年出欄幾十頭發展到現在200頭左右，規模翻倍。據匡算，整個郝堂村動態貸款總需求應該超過1000萬元，現在資金合作社只有300多萬元資金，還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避免“外置金融”先天不足
就在郝堂村“內置金融”試驗謹慎低調地迅速發展時，平橋區其他地方則在進行著另一種以“金融機構下鄉+土地確權抵押”為主要內容的“外置金融”……
在平橋區陸廟街道辦事處，一塊寫有“陸廟新型農村社區信用擔保中心”的牌子格外醒目，中心主任陳長德向《經濟參考報》記者介紹，為鼓勵銀行金融機構與農民能“坐在一個板凳上”，先由市相關部門對山林、耕地、宅基地等“五證確權”，以期實現銀行抵押等，再由當地財政出資成立擔保中心替農戶進行擔保。
雖然土地確權完成了，政策文件也下了，但是銀行機構依然缺乏真正的積極性。相比郝堂村的“內置金融”，“外置金融”的先天不足顯露無遺。
一是成本收益不成比例。對于銀行來說，財政擔保的模式并沒能真正提高銀行金融機構向農民提供金融服務的積極性。記者注意到，自2010年擔保中心成立至今的近三年間，陸廟新型農村社區信用擔保中心已擔保貸款170多筆。其中，企業貸款金額占比90%以上，包括酒廠、石材廠等，企業規模在2000萬至3000萬元規模。實際上，這個本來打造給銀行和農民的“板凳”，逐漸變成了銀行和中小企業“拉手”的平臺。
而在郝堂村則不存在這個問題，合作社放貸幾乎不需要成本，農戶只需一本林權證、兩個擔保人即可在當天申請到貸款，合理的利差也能夠維持合作社良性發展。
二是信息不對稱、風險難管控。陳長德說，對于銀行來說，“農戶貸款大都小而分散、數量眾多，但10戶放貸中，只要一戶出現問題就受不了”。而“內置金融”建立在村民共同體內部的熟人社會中，合作社明確規定，“在銀行有貸款不貸，吸毒不貸，賭博不貸，家庭不和睦不貸，信譽口碑不好不貸”。胡靜說：“這些情況村民之間彼此互相了解。而且，因為具有養老公益性，所以沒有不還錢的。如果有哪個村民不還錢，全村人都會唾棄他，就再也抬不起頭來�！焙献魃绯闪⑺哪陙恚瑳]有一筆壞賬，沒有一筆死賬。
三是土地抵押物抵押變現問題。對銀行來說，不發達農村地區的耕地、山地、宅基地等，不僅過于零碎、價值偏低且短期內升值預期低，難以成為銀行偏好的有效抵押品�！叭绻霈F農戶無力償還，手中的土地抵押權證怎么交易、怎么變現？”陳長德說，擔保中心也在走政策的鋼絲。而在郝堂村，胡靜則沒有這種擔心，由于土地是村集體所有，農戶可以自愿將承包經營權交回村集體，土地變成集體資產的一部分。對村集體來說，可以較容易進行土地的內部轉讓和變現，以及實現對土地的有效經營。
“給合作社找個婆婆”
身兼合作社理事長的胡靜擔心的是，合作社執照一年一檢，“萬一哪天取消金融創新，連民政部門也不給登記，合作社就成了非法組織，這么多資金怎么辦？”她現在最迫切的任務是，“給資金互助社找個婆婆”。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合作社成立之初是在工商部門登記，后來工商部門“變臉”，又改到民政部門登記。
信陽市農委實驗辦副科長鄧艷軍說，信陽100多個資金合作社分別登記在工商局、民政局和工信局三個部門。日常的監管歸銀監局，但信陽市銀監局不超過10個人，平橋區銀監局只有兩三個人。由于農村金融十分敏感，風險管控責任大，很多部門寧愿“不做事、做不成事，也不能出事”，不肯承擔監管責任。
一些基層干部、專家學者、合作社負責人認為，當前郝堂村的資金互助合作社面臨多個問題：一是資產急劇膨脹，管理人員能力能否匹配；二是合作社的啟動資金如果缺少社會慈善資金和政府扶持資金，自身運營能否滿足不斷增加的“分紅”預期和要求；三是資金互助社主要靠吸收存款、賺取利差，具有一定風險，除了做好內部風險防控，政府監管、服務方面的空白和缺失能否及時填補。
他們指出，真正解決農村金融需求，并將沉寂而龐大的農村土地喚醒成為巨大的金融資產仍任重道遠，“內置金融”試驗無疑是一次極有啟發意義的嘗試。一直跟蹤和扶持郝堂村資金互助合作社發展的平橋區工會書記禹明善說，發展農村金融應重視和研究農民資金自助合作社的作用，尊重農民創造和自我管理能力，給寬松的制度創新環境。
記者在郝堂村采訪了解到，隨著合作社的壯大，郝堂村從合作社貸款160萬元注冊成立綠園公司來運作村集體經濟。禹明善說，將來郝堂村的發展模式也更加清晰——由合作社提供資金支持，由綠源公司流轉開發土地，發展有機稻、茶葉品牌；左手幫右手使勁，通過土地開發村集體獲得回報，通過利息合作社也產生收益，這樣一來，金融和土地的收益都將留在農村。
目前在郝堂村，基于“內置金融”搭建了兩個平臺——資金合作社和土地開發公司，他們成為村莊重新煥發生命力的內核，具有很強的內生發展動力。一是在土地上體現財產權，幫助農戶在發展上得到貸款的權利；二是部分解決了農村養老問題；三是為新農村建設鍛煉和儲備了人才；四是集體經濟得到發展，村集體在農村治理中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如何幫助資金互助社更好地發展？禹明善等人建議，對政府而言，可以通過購買服務、資金注入等形式進行資金支持，引導帶有支農性質的銀行給予一定利差，設計相應的金融產品，與農村資金合作社進行對接。此外登記、監管部門亟待明確，應培訓專業人員為合作社做監理，培育相應社會化服務力量給合作社做經營目標和章程。為了規避金融風險，還可以發展更高一級的農村資金互助聯合社，幫助單個分散的合作社抵御風險。
近年來，在政府惠農政策和措施不斷出臺的大背景下，大量農村資金互助社在全國各地紛紛涌現，其中不乏一些不合法、不合規、不符合農村資金互助精神的合作社。甚至一些合作社打著“資金互助社”的招牌，實際卻從事著與高利貸無差別的活動，這些違規違法行為嚴重干擾著農村資金互助社的發展壯大，成為潛在的風險點。
從當前情況看，發端于農村內部的資金互助合作社面臨三重風險，亟待監管部門“補位”化解：
——資金互助極易突破社員邊界，有吸儲范圍擴大變為“山寨銀行”的風險。
去年江蘇部分地區出現的資金互助社“擠兌”風波，就是因為互助社突破了社員邊界，高息吸儲，盲目放貸導致“擠兌”，進而引發資金鏈斷裂、出現經營風險。在有些地方，資金互助合作社變味成了一種高息納儲的類金融機構。即使一些嚴格經營、經過銀監部門批準的農村資金互助合作社也有突破社員邊界的沖動。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浙江一些地方采訪發現，很多資金互助合作社負責人私下表示，如果可以吸儲則互助合作社發展將進入“快車道”，但實際上，互助合作社之所以成立，就是為了在社員之間融通有無，而非為了經營銀行業務賺取利差。
——貸款風險控制乏力、非農化問題嚴重。
金融具有專業性，這對農民社員組織的管理能力是一個挑戰。首先，合作社的流動性和呆賬管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流動性問題的形成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融資方面，在融資渠道不通暢的情況下，融入資金的規模小，發貸資金規模就會受到限制；二是資金使用方面，若貸出的資金無法得到按時足額的償還，就容易形成不良資產或呆賬，給合作社的流動性造成巨大壓力。
記者注意到，農村資金互助合作社囿于人財物等方面限制，內部風險控制措施較弱，極易陷入“人情操作”而忽視規章制度建設。一些省級、市級批準的合作組織將巨額資金通過社內理事長或會計人員等個人銀行賬戶進行操作，隱患較大。有的缺少貸款規章，全憑理事長個人判斷審核、放款，風險很大。不少地方的資金互助合作社將大部分資金投放到了非農領域，原本為農民擴大再生產而設立的互助組織有淪為農村金融“抽水機”的風險。
——監管“兩頭不靠”問題突出。
目前，全國經過銀監部門批準的資金互助合作社數量很少，而且目前已經“停止審批”，但是農民需求旺盛、地方政府積極性較高�！督洕鷧⒖紙蟆酚浾咴诓稍L中發現，由于銀監部門審批門檻高，所以很多地方以金融辦名義進行審批、有的在農辦掛靠管理，資金互助組織發展陷入主管部門不愿管、地方政府管不好的“兩頭不靠”境地，既郁積了潛在風險，也損害了資金互助合作社的名聲。
近年來我國一直致力于鼓勵發展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尤其是200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抓緊出臺對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試點的具體辦法”。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國共有49家農村資金互助社獲得金融許可證。
金融活動無疑是最敏感的社會行為之一，“玩錢如玩火”，在是否依法依規這一問題上，“一手天堂，一手地獄”。如何加強合作社內部風險控制？
首先，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及財務管理制度，構建符合監管要求的規范的資金互助模式。發起人人數以及單人出資總額所占股權比例應該有所規范，以避免出現合作社由少數人單獨控制的現象。合作社必須堅持只能向社員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的原則，嚴禁吸收公共存款，嚴防合作社變質。
由于各個農村的具體情況不同，為了將信貸風險置于可控范圍之內，合作社要遵循“信貸半徑”的發展規律，即首先考慮形成地方性的社區銀行，防范躍出信貸半徑后出現的風險問題，這與未來合作社之間的聯合并不矛盾。
監管部門應肩負起資金互助合作社的監管責任，主動化解風險，在有效防控風險的基礎上，盡快將農村金融權利“交還”農民，逐步為資金互助合作社“解禁”。還可以考慮成立專門監管合作社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局，與國家銀監會和地方銀監局相互配合，共同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