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業界矚目的上海自貿區首場藝術品拍賣會上周結束了。與它一同結束的還有人們對上海自貿試驗區所抱的帶領困境中的藝術品市場“突圍的希望”。這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出路。
藝術品市場面臨的主要困境是稅收困境以及相應配套措施禁錮。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中國大陸地區藝術品交易環節的稅收負擔過重，導致畫廊不發達、拍賣公司出走香港和藝術品私下交易泛濫。二是高昂的關稅、增值稅將大量本來可以來華的藝術品交易活動拒之國門之外，導致出現買賣雙方都是中國人卻要到國外去進行中國藝術品交易，交易完了還帶不回來的荒唐怪事。三是繁瑣的進出關手續和高額的保證金妨礙了文物回流與國外藝術品來華展銷。四是藝術品出口退稅制度的缺失影響了外國人來華購買藝術品的熱情和中國藝術品的國際貿易，使中國文化走出去成了“空談”。最終的結果是，嚴重削弱了中國大陸藝術品市場的國際競爭力，影響了中國大陸地區建設國際性藝術品交易中心的進程。
因為核心問題涉及稅收，有識之士最早便把希望寄托在保稅區上。希望依托保稅區的保稅政策來尋找突破口。保稅區本來是經國務院批準設立的、海關實施特殊監管的經濟區域，其功能定位包括保稅倉儲、出口加工、轉口貿易三大功能。國家最早設立的綜合保稅區，主要是針對工業貿易和國際貿易中的普通商品實行保稅政策。國務院1990年批準設立的上海外高橋保稅區是成立最早的綜合保稅區，2008年獲國務院批準成立的北京天竺保稅區也是綜合保稅區。它們其實都不涉及藝術品。因此，將藝術品與保稅區掛上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兒，這期間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設立“國家對外文化貿易基地”。文化部分別于2011年和2012年在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內和北京天竺保稅區內成立了兩個國家級對外文化貿易基地，被業界稱為“文化保稅區”。第二個階段是“藝術品保稅區”。2012年9月，香港蘇富比在北京成立了合資拍賣公司，并在天竺保稅區內開展藝術品拍賣業務。同年12月，上海國際藝術品交易中心也開始依托上海外高橋保稅區開展藝術品交易活動。這就是業界所謂的“藝術品保稅區”。不論是文化保稅區還是藝術品保稅區，都不是新的保稅區類型，而是保稅區業務發展的新階段，即把以往工業貿易的優惠政策移植并創新地運用到文化產業上來。
保稅區實行“境內關外”的政策，對由國外來的藝術品在保稅區內的交易不征收關稅。交易結束后，如果返回國外，則不收任何關稅；如果要帶出非保稅區，則要按相關進口關稅規定繳納關稅和增值稅。交易結束后，藝術品可以長期保存在保稅區而不發生稅收問題。因此，原保稅區的優勢在于簡便了由國外來的藝術品進關的手續，理論上講有利于文物回流和國外藝術品來華交易。但是存在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并未觸及我們最關心的關稅和增值稅負擔；二是并未解決非保稅區的藝術品如何進保稅區交易，以及其稅收優惠問題。因此，各地保稅區的建立，基本上沒有解決藝術品市場面臨的任何問題。而這正是人們對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內的首場藝術品拍賣會給予關注的主要原因。
可是，令人矚目的上海自貿試驗區首場藝術品拍賣會并無太多值得點評的精彩之處。首先它并不太像一場藝術品拍賣會，拍品主要由鐘表和珠寶兩大類組成，不見人們熟悉的中國書畫、當代藝術品或西方油畫等藝術品。其次是規模太小且場面不溫不火，共計才90件拍品，拍賣中未見激烈的競價場面，大部分拍品以起拍價成交。第三是成交率和成交額也不算高，拍品本來就不多，加上20多件流拍，成交率79%，成交總額約868萬元人民幣。在自貿區內舉辦藝術品拍賣會是個新的嘗試，雖然我不完全同意從拍賣會的規模和成交結果上來評價這場拍賣會，并將其意義簡單地歸結為“象征意義”這一結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場拍賣會確實清楚表明，從稅收角度觀察，目前上海自貿試驗區能為藝術品交易提供的優惠政策并沒有超出原先已存在的保稅區的稅收優惠政策。這一點雖不感太大意外，但是也確實有些令人失望。
上海自貿區剛剛成立，其政策的完善與落實到位尚需時日。據《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報道，上海自貿區將在2013年底至2014年就文化藝術品交易領域醞釀多項突破，其中就包括文化藝術品進口實現真正“一線放開”的政策、外資經營文物藝術品資質的突破，以及進口藝術品進入中心城區過程中自貿試驗區擔保功能的升級和相應的財務成本節約。這些措施的到位能否解決中國大陸地區藝術品市場所面臨的困境呢？狀況應當會有所改觀，但是肯定地講，上海自貿區也難解藝術品的“渴”。
首先，目前外國藝術品進入自貿試驗區，仍然需要獲得政府的相關批文。所謂的“一線放開”，就是在外國藝術品進入一線海關時，無需批文，可直接進入自貿試驗區。這只是手續上的簡化或技術上的改進。其次是外資經營文物藝術品資質的突破。這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可以吸引更多的海外回流文物來自貿區交易，也方便中國藏家或單位競買。早在自貿區設立過程中，這就曾經是一個重要的選項，后因故全國人大常委會未批準通過。其實我個人認為，如果僅僅是為了促進文物回流或吸引回流文物來自貿區交易，是否授予外資經營文物藝術品拍賣的資質反倒不是核心問題。目前已有文物拍賣資質的北京和上海的文物藝術品拍賣企業的經營實力并不比佳士得、蘇富比遜色。只要允許它們到自貿區內經營文物藝術品拍賣，這個問題很容易就可以解決了。所以目前我們需要解決的并不是通過“特許”方式來準許外資拍賣企業經營文物的問題，而是應當對回流文物全面實行零稅收優惠，并全面簡化入境手續的問題。自貿區正在努力的第三項突破是進口藝術品進入中心城區過程中自貿試驗區擔保功能的升級和相應的財務成本節約。據說可能的辦法是，由買家將藝術品攜帶入境，進入中國內地后先在自貿試驗區內進行虛擬的入庫和出庫手續，再帶到城區進行展覽。在長期的展覽過程中，每半年展品回到自貿試驗區進行查驗，確保進境物品沒有滅失。在這個過程中，自貿試驗區將通過有關平臺和機構提供信用擔保，并出部分保證金，幫助海外文物回流和展示。這樣可以幫助委托人節約稅收支出。保稅區內的藝術品進入非保稅區，這一直是我們努力突破的一道難關，難就難在高昂的進口稅和繁瑣的手續。自貿區的這一措施當然具有很大的積極意義，它至少解決了繁瑣手續的問題。但是我注意到其服務僅限于“展覽”，而未涉及人們最關心的“再銷售”問題。也就是說，核心的稅收問題仍未觸及。
實踐證明，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困境不能完全依賴保稅區或自貿區來徹底解決。應當加快文物保護法的修訂工作，從根本上解決文物拍賣資質的問題。另外，更應全面改革現有的一切妨礙中國藝術品市場繁榮發展的不合理的稅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