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從會后發布的公告看，關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內容備受百姓關注。其中提到，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要實現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實現共同富裕。那么，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如何做到公平?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約評論員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著名財經評論員劉戈共同評論。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十八屆三中全會聚焦改革再出發。收入分配改革怎么改?如何做到更公平?
剛剛閉幕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關系著百姓的錢袋子，盡管今年前三季度，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9.5%，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同比增長12.5%。可不少人還在問：為什么我的工資總趕不上物價上漲的腳步?為什么做同樣的工作，我的工資卻沒有他高?
29歲的主明鑫10年前就來到了北京，曾干過四年的餐館服務員，后來在一家民營制造企業里做了六年的一線操作工，對主明鑫來說，除了必要的開支，他什么都不敢買。
記者：你一個月掙2500塊錢，夠不夠花?
主明鑫：不夠花，現在物價高，買東西比以前貴多了，在我們這工資也有點低，每月給家里寄1000塊錢，剩1500塊錢，然后你像手機話費得200塊錢。出來上班七八年了，干幾年攢點錢回家干點別的，開個小飯館了，打工掙不著錢。
在城市低收入者中，還有另一個特殊群體，王阿姨與老伴都70多歲了，老兩口以前都在工廠工作，退休多年，雖然比起五年前，老兩口的退休金現在幾乎翻了一倍，但他們還是得省著點錢。
王阿姨：他這個做完手術以后，一共花了10萬左右。自己掏了好幾萬，當時很難很難，別出現太大的災害，就夠用的了，一旦出現大的災害，那肯定不夠用。
收入分配改革怎么改?改什么?民眾充滿期待。
張燕生：蛋糕越做越大 但實際上普通的老百姓得到的不多(《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我們可以對比兩組數據，第一組數據，
2000年到2010年，就是過去的10年，GDP的增速是10.7，它高于人均GDP的增速，而人均GDP的增速是高于城鎮居民人均的實際收入的增長，而城鎮是高于農村，農村是高于農民工。也就是說，我們會發現，從這個數據來講，我們在過去的10年，這個蛋糕越做越大，但是實際上普通的老百姓得到的不多。
從國家來講，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戰略轉變，就是要兩個翻番。一個就是GDP增長在2020年要翻番，還有一個就是城鄉人均實際收入要翻番。也就是說要讓老百姓實際收入的增長跟上GDP的增長。從去年的數據我們能夠明顯的看到，GDP的增速是7.那么城鎮人均實際收入增長就明顯高于7.7，而農村是高于城市，農民工是高于農民，那么從去年一直到今年上半年的數據，我們都能看到城鄉的差距、區域的差距實際上都是處于縮小的。
另外一個方面，過去的農民工的收入800塊錢一個月，實際上有一個調查，1995年到2005年，農民工的收入就是在800塊，那么就是農民工的民意工資增長沒有趕上通脹，那么這里確實有一個劉易斯拐點的問題，就是有太多的剩余的勞動力要上崗。在這個時期，我們會發現，農民工掙的錢、寄回家的錢全是靠加班。從2005年開始，我們就能夠觀察到，農民工的實際收入快速增長，包括農民的權益開始得到充分的改善，確確實實生活上升的更快。
我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如果過去10年，我們加速了要素價格市場化的改革，比如煤炭和資源稅能夠從從量稅改成從價稅，50塊錢一噸的煤的稅收負擔和1000塊錢一噸煤的稅收負擔是非常不一樣的，因此就是資源，像能源、煤炭、石油、鐵礦石，價格大幅度上升的財富能夠用稅收的方式回歸國家，然后國家把它用來能夠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會發現貧富差距會縮小。
劉戈：生活成本的上漲抵消掉了收入增長的速度(《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主明鑫是比較典型的，所謂的低收入人群當中的一員，那么他作為一個農民工，實際上單從收入數額來講，其實這幾年增長速度是很快的，2500塊的收入在農民工里算相對比較低的。我們知道，比如說有一定技術含量的一些工作，比如說泥瓦匠，比如說搞裝修的工人，一個月四五千也非常多。從數值來講，他們這種增長速度恰好這幾年是高于GDP的速度，是快的，但是他為什么覺得錢不夠花?待在這個城市里面覺得生活比較窘迫呢?兩個原因，一個是這幾年生活成本上漲比較快，房租，吃飯，這些費用可能就抵消掉了它增長的速度。
劉戈：通過合理公平的稅制 實現我們改革的目標(《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關鍵是怎么做，其實我們要做很多的事情，比如對于醫療、教育的投入，那么這樣需要稅收。在之前稅收的方式來講，是不是能夠有一種公平正義的在里面?比如說在三中全會公報里面非常明確，就是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的落腳點和出發點是什么?兩條，第一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第二條增進人民福祉。那么這兩條是符合我們稅制，我們其它的各項改革是不是全面深化的最重要的一個標準。
在這個過程當中，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稅制也好，對于其它的這樣一些治理方式，能不能進行這樣的一個調整?就是說能夠給更多的人，就是能夠更公平的讓廣大人民群眾所分享。那下一步，我們本著公平正義的原則，本著更多而且更公平的原則，能夠設置出來更完整的、更可持續的更加合理的稅制。通過這樣一些稅制，能夠實現我們的改革的目標。
張燕生：在經濟高速增長時 收入分配改革要能夠及時跟上(《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實際上來講，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怎么能夠把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改革能夠及時跟上，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也非常簡單，我們說這項改革就是政府職能改革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項，也就是政府在總公共品領域可干和可不干的事情，政府要不干的話，那么政府可以節約一大筆公共的財政資源，這筆錢就可以用于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改革，包括社會的保障，像基本的住房，基本的教育，基本的醫療，基本的養老。
劉戈：要進行合理適當的稅制改革(《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其實在去年的收入體制改革方案里也提到，包括房產稅，適當的時候還要討論遺產稅等一些問題。當然，稅不能是永遠在增加;另外一方面，比如說在生產環節，那可能就要減稅。有一次，我跟一個企業家談起來，我說如果你掙的錢越來越多的投入到新的再生產當中，開設更多的工廠，那可能國家應該給你減稅，如果你把這個錢拿出來去買了別墅，然后買了更多的房子，那么這個時候國家就應該在這個保有環節里面征你更多的稅，那么這樣的話，它是一種公平公正的，它是保證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這樣一種治理的方式。
張燕生：要激勵人們用汗水發財致富 而不是尋租帶來的收入(《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我個人覺得共同富裕的第一步，也就是說我們把共同富裕第一階段的目標，我個人覺得有三個問題應該解決好。第一，共同富裕首先應該體現在，也就是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都反復提到的叫機會公平、權利公平，規則公平。那么這個基本公平實際上就是說，要激勵人們用汗水發財致富，是勞動收入，而不是尋租帶來的收入。那么這就要求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真正讓市場機制起作用，同時能夠讓市場機制非常的公平，非歧視，透明;第二，要真正抓好，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改革，也就是在初次分配方面要體現出，我們的市場經濟是一個公平，非歧視和透明的市場經濟。
第三，要真正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更多的還是像一個合作伙伴的關系。也就是說，怎么能夠把政府的正能量提供公共服務，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把這些職能發揮好，同時能夠把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發揮好，也就是把政府和市場的合作的正能量能夠用好，最大限度的減少和避免政府和市場的負能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十八大，我們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我相信就會在收入分配方面邁出一個新步子，探索一個新模式。
熊健：政府、企業、居民相較 居民收入增長最慢(《人民日報》經濟版編輯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三中全會公報中指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需要什么，往往說明缺少什么。這句話表明，我們現在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并非合理有序，具體來說，國民收入分配存在三個層面的扭曲。第一，宏觀層面。政府，企業，居民這三者30多年政府財政收入增長最快，企業利潤增長次之，居民收入增長最慢;第二，中觀層面，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城鄉結構之間收入分配失衡;第三，微觀層面，個人能力，競爭機會，市場秩序等因素，造成居民之間收入的差距。
由于存在這三個層面的扭曲，就導致了我們現在消費需求啟動不暢，而消費需求，是未來中國經濟的主推手，別看雙十一淘寶天貓消費了350億元，這恰恰說明我們的居民消費還有待釋放，所以收入差距擴大會降低消費傾向，不僅影響公平，也影響效率，影響經濟增長。因此下一步，我們必須進行制度創新，改革國民收入分配制度，首先政府要保障財政不過度超收，同時減少開支;其次，在企業方面，政府需要改革現在的利率政策，加大國有企業向國家財政分紅的比例，企業也要向居民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