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寶安區沙井街道鴻榮恒工業園有一家普通小作坊，與其他勞動密集型中小加工企業一樣，“用工荒”是其不得不面對的問題。18名來自越南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為這家小作坊解決了“燃眉之急”，追問這十幾名外國“打工仔”的來歷，一個以“蛇頭”為中心、以組織外國人偷渡入境從事非法務工為業的“地下勞務派遣市場”浮出水面。
廉價“打工仔”
偷渡入境的外籍勞工不僅薪酬低廉，而且吃苦耐勞，易管理，愿意從事勞累繁重的工作，這使得雇主在明知招收的工人為非法入境的“黑工”后，仍愿意繼續雇傭他們。
匿身于深圳市寶安區沙井街道鴻榮恒工業園小作坊內的18名越南工人，就是“蛇頭”非法帶入境內的廉價“黑工”。《經濟參考報》記者從檢察機關了解到，2012年3月初，犯罪嫌疑人高某及其同伴潛入越南境內，以收入較高為由游說越南公民到中國務工。隨后，在未辦理任何入境手續的情況下，將這18名越南公民非法帶入中國境內，并幫其安排務工。
2013年2月初，犯罪嫌疑人高某及其妻子領取上述越南公民6萬元工資后逃匿。8月，深圳市寶安區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對這宗組織越南籍非法勞工偷越國境案的犯罪嫌疑人高某以組織他人偷越國境罪批準逮捕。
與港澳一河之隔的東部沿海城市一直是偷渡犯罪多發區。過去，偷渡犯罪以犯罪分子組織境內人員向境外偷渡為主。但近年來，在國內用工成本攀升，且雇傭“黑工”違法成本較低的背景下，廣東沿海發達地區開始出現大量東南亞人員向境內偷渡，且人數逐年增多。
據深圳檢察機關統計顯示，2010年下半年以來，在深圳發生的此類“非法入境、非法就業”案件中，牽涉到數百名來自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人員。
記者還從廣東邊防總隊獲悉，今年以來，廣東邊防總隊抓獲偷渡人員已達734人，2012年抓獲943人，2011年抓獲865人，外籍偷渡人員以東南亞人為主，大多奔著到中國“打黑工”而來。
這些懷揣“淘金”夢想的偷渡者來到中國到底能掙多少錢？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緬甸籍人員在珠三角的務工月收入為1000多元，另外，其獲得的報酬需要被“蛇頭”(組織偷渡的人)克扣一部分，最終拿到手的報酬幾乎接近最低工資標準，但與其在緬甸約400至600元人民幣的月收入相比，還是高出很多。
對于中國的制造業企業而言，“黑工”因為較高的“性價比”而受到追捧。珠三角一些加工企業冒著被罰款的風險雇傭非法入境的外籍勞工，除了對低端勞動力有剛性需求之外，其生產特點也要求工人能承受高強度的勞動密集工作。為了滿足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蛇頭”們在招募勞工時主要以青壯年勞力為主。
“雇傭‘黑工’一方面可支付較低的工資報酬，且不用繳納‘五險一金’，另外他們對生存環境要求極低，有地方睡，有飯吃就能滿足。”廣東邊防總隊深圳六支隊莫署說，這對部分掙扎在成本線上的企業頗具誘惑力。
偷渡“流水線”
“蛇頭”是如何越過重重監管，將這些外籍打工者順利帶入中國境內？或許“蛇頭”趙保輝的經歷能夠提供一個與偷渡組織者有關的社會圖景縮影。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深圳檢察院獲悉，趙保輝從2007年開始從事勞務派遣工作，一直以來都沒有申請營業執照。2009年8月，趙保輝認識了來自云南的拍檔成昆龍，開始合伙做勞務派遣的工作。
“2009年，我認識了勞務中介老趙，他讓我從老家多帶點人來深圳打工，給我提成，我就從云南老家帶了幾批人過來。2009年10月左右，我老家有個叫小普的說有20個緬甸人要來打工，我問老趙這些人可不可以進廠，老趙也沒管這些人是怎樣入境的就同意叫這些人過來深圳的工廠。”成昆龍在后來對偵查機關的供述中說到。這件事情過后，趙保輝便投身于大規模的“偷渡事業”中，組織緬甸人來深圳打工。
深圳市檢察院檢察官黃勇介紹，“偷渡事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后，為進一步建立、完善非法組織他人偷越國境來深圳務工的渠道，趙保輝、成昆龍前往云南省盈江縣與李紅、LAMAS(無國籍人士)匯合，商議組織緬甸人非法入境務工具體分工，結成了偷渡路上相互協調、分工明確的非法組織。
在云南省盈江縣商議期間，趙保輝等人在LAMAS住處召集數十名緬甸人開會，大力宣揚、鼓動前來開會的緬甸人到中國務工，聲稱前往中國廣東打工每月工資達人民幣1200元，所有費用進廠工作后從工資中扣除，并將事先準備好的招工名片散發，以此引誘緬甸人前往中國廣東打工。中緬邊境的云南盈江縣成為他們招兵買馬的據點。
另一方面，在緬甸和云南邊境的接應由李紅和LAMAS完成。LAMAS精通緬甸語，主要負責在云南省盈江中緬邊境上物色、招募、安置偷越入境的緬甸人，達到一定人數后，李紅負責把緬甸人從盈江拉到昆明市汽車站，然后由趙保輝聯系好的專人馮金菊用大巴車將偷渡客送到廣東省東莞市交給趙保輝。趙保輝、成昆龍共同負責支付緬甸人從云南到深圳的路費、吃住等費用，并安排進廠工作及管理。
“我總共帶過幾批人，但是有幾批人在聯合檢查站就被堵住了，成功帶到昆明汽車站的共有25個左右。”李紅在供述中說。作為“搬運工”的他認為，偷渡需要一些運氣。
黃勇說，“蛇頭”們為了逃避公安邊防檢查，路上的審慎更為重要。出發前，趙保輝事先將偽造的云南籍戶口卡交給馮金菊，由馮金菊分發給乘車的緬甸人，并告誡這些緬甸人盡量坐在臥鋪大巴車的上鋪，路上遇公安部門檢查，不要講緬甸話。當緬甸人被送至廣東東莞或長安汽車站后，趙保輝等人便到車站將這些緬甸人接到事先安排好的住處等待接收單位或直接安排到用工單位工作。
黃勇介紹，這一類偷渡犯罪從招募人員、偷越國境、長途運輸，到介紹務工、日常監管、工資結算等，均有專人負責，分工明確，配合緊密，呈現出“一條龍”流水線的作業模式。
“黑工”利益鏈
這些“淘金”者徒步穿越綿長的國境線抵達中國邊界，為逃避邊防檢查站的檢查蹚水過河、繞山路。然而，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歷經千辛萬苦來到中國務工，最終成全的卻是“蛇頭”們的腰包。
一名偷渡組織者在供述中說道：“我聽LY BIEN(‘蛇頭’)說，他把越南人帶到中國要向每個越南人收取100多元人民幣的費用。”
一名偷渡親歷者也表示，在來中國工作領取工資之前，就已經受到“蛇頭”們大大小小的盤剝。“LY BIEN在越南老家找到我，問我要不要到中國工作，我說想，還有幾個朋友也想去。我和另外4個朋友來到越南的HANGDOI，然后開始爬山，爬了20分鐘就到了中國弄懷找到了LY BIEN，把我們帶到了深圳后，找我們每個人要了400千越南盾(約150元人民幣)。”他說。
趙保輝在供述中提到分錢明細：“我支付給李紅人民幣1000元/人，包括他給LAMAS的招工費300至350元、住宿費等，共支付了大約24萬元。我給馮金菊人民幣320至340元/人，包括路上的飯錢，共支付了大約10萬元人民幣。付給李紅的錢都是轉賬，人到東莞后我轉錢，有時要先支付部分定金。馮金菊的錢是等人到了以后交給司機，偶爾也會轉賬到她農業銀行的賬戶上。我和成昆龍把緬甸人介紹到工廠打工后，收廠方的工資是每人每月1400元，再支付給緬甸人1200元，賺差價200元/人，然后平分。”
“除了既定的利益分成，還有一些辦證需要的費用。”成昆龍提到，李紅在中緬邊境招募緬甸人，得先幫緬甸人辦一個幾十元錢的邊境證入境到中國，然后李紅用大巴車走小路把他們送到昆明市，路上要躲避檢查站。勞工送到昆明后再用長途車把他們送到深圳市，路上如果遇到盤查的就說這些人是云南的少數民族。到深圳后，趙保輝再把這些人辦邊境證的錢還給他們。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在越南北部一些介紹工人到中國大陸打工的勞務中介，除了組織偷渡外，還可以為越南籍勞工辦理赴中國旅游的簽證，以此方式入境中國，然后滯留不歸進行非法務工。
“蛇頭”每成功運送一個人進廠務工，就可從用人方收取手續費1000元，另外還從“黑工”每個月1400元人民幣的工資中提成200元牟利。辦案的檢察官稱，犯罪團伙對偷渡者實行嚴格的人身控制，并完全控制其勞動所得，在扣除偷渡的各種費用并按照一定比例為犯罪團伙成員“抽成”后，才將剩余部分交給偷渡打工者。一名犯罪分子供述，他們按每人每工作1小時提3毛錢的標準“抽成”。
據了解，趙保輝等人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組織了數百名緬甸籍人員非法入境務工，獲利達人民幣24萬余元。
針對近年頻現的外籍“黑工”非法務工現象，專家認為，這不僅破壞當地就業市場秩序，甚至危及到我國制造業聲譽。應從規范國內企業用工入手，加強對用工方的日常稽查管理，強化打擊偷渡犯罪的多地執法協作機制，通過外事途徑將“地下黑工”轉為“陽光用工”，多管齊下遏制屢禁不止的“黑工”現象。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經貿研究中心副主任肖鷂飛表示，企業主給“黑工”所提供的勞動環境往往較差，“黑工”實際領取的勞動報酬低于法定標準，且享受不到勞動保障。在當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情形下，可能連累中國出口商品遭遇國際抵制。
他指出，從培育、發掘本國勞動力的角度來看，大量外國人偷渡入境到某一地區從事非法務工，既會搶奪當地就業機會，同時拉低當地同工種、同崗位工人的勞動報酬，干擾當地普通勞務市場和就業秩序穩定，甚至沖擊最低工資標準，不利于我國就業結構的合理配置。
隨附“黑工”利益鏈滋生的種種違法犯罪問題更值得關注。“如偽造或購買偽造的戶籍卡、身份證等公文證件；為逃避相關稽查而行賄；以及由此誘發的強迫勞動、非法拘禁、人身傷害等違法犯罪，都給社會安全留下諸多隱患。”深圳市檢察院檢察官黃勇說，外籍“黑工”滯留中國處于地下狀態，一旦“黑工”犯法，或者他們的權益受到侵犯，造成的社會矛盾都給治安管理帶來很大難題。
對此，專家建議多管齊下遏制“黑工”現象。
首先，強化打擊偷渡犯罪的多地執法協作機制。黃勇表示，目前偷渡到深圳打工的外籍人員基本經由廣西、云南等與東南亞邊境接壤地區，公安邊防、出入境管理及交通運輸部門需和廣西、云南等地加強聯系，及時通報信息，密切協作，多方聯手加大對偷渡犯罪的防范及打擊力度。
其次，遏制偷渡“黑工”須著重整治“用方市場”。肖鷂飛表示，國內存在的對“黑工”的需方市場是此類犯罪的前提，須完善和規范我國的勞工征集制度。“工商、稅務、勞動監察、市場監管等部門加大日常稽查巡查力度，尤其對雇傭不懂中文工人的企業、繳納‘五險一金’人數和實際工人人數不符的企業、無證經營的小作坊等要加強稽查監管，加大相關處罰力度，同時由經濟貿易與信息化等部門聯合工商聯等組織針對企業進行法制宣傳”。
此外，通過外事等相關途徑將“地下黑工”轉為“陽光用工”。肖鷂飛建議，在國內的特定行業確實出現“招工難”，需要勞務輸入時，可采取項目勞務外包方式，由領事館、外交部門等介入，與東南亞相關國家簽訂規范的勞務合作協議，通過陽光、規范、公開的勞動力輸入渠道斬斷地下“黑工”的非法利益鏈。
同時，要向偷渡人員主要來源地的民眾告知中國對此的相關法律規定，提示偷渡風險，通過破獲的案例警示當地民眾，偷渡打工者的生命財產安全缺乏保障，其將會面臨惡劣勞動環境，承受“蛇頭”盤剝，且會觸犯中國法律，甚至面臨行政、刑事處罰及高額罰單。
最后，有關政府部門采取有效措施，切實緩解“用工荒”難題。黃勇表示，只有積極扶持勞動密集型企業轉型升級，及時通報用工情況月度、季度形勢分析，并整合完善統一勞務用工公共信息平臺，協助、引導企業做好用工預案，才能最大程度上消除企業雇用偷渡者的經濟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