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激活經濟內生動力 潛力巨大
??當前持續進行的新型城鎮化被視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間，城鎮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拉動投資增長3.7個百分點，拉動消費增長1.8個百分點。未來10年，據家測算，中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新增城鎮人口將達4億左右。這些新增的勞動就業人口將為經濟發展帶來更充足的后備力量。
??此前由東北亞開發研究院等機構發布的中小城市綠皮書預測，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60.34%，屆時全國將有8.37億人生活在城鎮中，比2010年新增城鎮人口1.67億。
??“城鎮化是中國最大的內需所在。目前發展中國經濟要保持其可持續性、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其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擴大內需，而最大的內需所在，就是城鎮化”，姚景源對中國網財經頻道分析稱，一定要積極推進城鎮化，目前城鄉居民增收、擴大消費等問題都可以通過城鎮化解決。
??姚景源認為，盡管目前公布的城鎮化率為52.6%，但目前我國城鎮化率不高。“這個是按常住人口算的。所謂常住人口，是指在城市工作生活超過六個月。這樣就把兩億五千萬農民工算作城市人了。實際上，這些農民工中有相當數量并沒有融入城市中，也沒有享受到城市給農民工的福祉。”他說。
??姚景源坦言，我國城鎮化的質量是存在問題的，真正城鎮化率可能是35%左右，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他認為，在經濟學中，差距就是潛力，差距就是發展空間。“我們還是應該把城鎮化作為擴大內需，縮小城鄉發展不平衡的途徑。”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城鎮化是消費的載體，人口城鎮化是發展轉型的最大潛力。以人口城鎮化為支撐，能夠推進消費主導轉型與改革，充分釋放國內需求潛力，成為我國未來五年到十年轉型發展的突出優勢和主要動力。
??城鎮化進程推進或倒逼土地政策突破
??長期以來，城鄉土地二元體制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發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近期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交的“383”改革方案，該方案討論了八個重點領域的改革以及三大改革突破口，土地制度改革包含在內。土地制度的改革也被視為三中全會的亮點和突破口。
??“城鎮化需解決土地流轉問題。土地增值的部分應真正讓農民受益。目前我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農民并沒有得到土地增值的好處。”姚景源稱：“我們應尊重農民的意愿、保護農民的利益。針對土地流轉問題應該進行深層次改革。”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守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分析稱，現行土地制度的主要弊端包括，權利二元、市場進入不平等、價格扭曲和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等。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權利二元。
??劉守英稱，在當前的土地制度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城市土地國有的所有制并存，村社集體成員對承包土地只擁有農地農用下的使用、收益和轉讓權，當農地轉變為城市用地時，由市縣政府實行征收與轉讓，地方政府、企業等用地單位在獲得土地使用權后，重新擁有經營權、收益權和轉讓權。兩種土地所有制具有完全不同的土地權利，分屬不同的法律體系管理。
??同樣，土地市場也處于城鄉分割狀態，承包地、宅基地、集體建設用地、非耕地等不同類型農村土地按不同準入規則進入市場。劉守英認為，土地制度改革決定土地利用方式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成敗，也是能否利用好下一輪發展機遇期、促進國力再上一個臺階的關鍵。
??戶籍制度或有突破 京滬放開需漸進
??為推進新型城鎮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中國證券報援引權威人士分析稱，戶籍制度改革會有比較大的突破。綜合各方面信息看，戶籍制度改革有望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提速，改革的一大目標是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隨著居住證管理辦法出臺，一些地方的改革經驗將在全國推廣，農民工市民化速度有望加快。旨在消除城鄉戶籍差別的人口登記制度將進一步推廣，中小城鎮可能擔當“打頭陣”角色。
??針對這一問題，此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推進人的城鎮化，研究新型城鎮化中長期發展規劃。出臺居住證管理辦法，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完善相關公共服及社會保障制度。保護農民合法權益。
??姚景源對中國網財經分析稱，城鎮化進程中急需解決的就是戶籍制度。在城鄉二元化狀態下，人口自由流動可以使農民更快更多進入城市，但他們實現小康生活受到制度性的障礙。“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現在應該下決心打破制度性障礙，解決城鄉二元化問題。”他說。
??對于一線城市落戶難的問題，姚景源認為，目前國情復雜、以前積累矛盾過多，可以采取分步走。率先在二線城市放開戶籍制度，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最終也應取消戶籍限制。對于國際特大型城市，怎樣使人口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也是大問題，北京上海的戶籍改革可以再等等。目前應一邊推進改革，一邊做好全面協調工作。
??姚景源坦言：“目前社會各界都對三中全會寄予厚望，這說明我們對解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有了改革的共識，這點很重要。我們都確信三中全會會對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間描繪出改革的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