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近日發布了《中國社會保障發展指數報告2012》，報告顯示，2011年我國社會保障在中低水平運行，各地發展不平衡問題仍然突出。養老保障發展總指數的前三名分別是山東、新疆與海南。
從最引人關注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替代率”指標看，不同地區間差距較大。2011年最高省份的養老金替代率為71.34%，最低省份的養老金替代率為36.97%，兩者相差34個百分點。
保障水平整體下降
報告顯示，2011年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但保障水平呈下降態勢；可持續性在中位運行，有下滑態勢；高效性在低位運行，呈下降態勢；公平性在高位運行，總體有所改善。
從社保制度覆蓋情況看，全國城鄉養老保險參保率明顯提高。全國城鄉養老保險參保率不斷擴大，由2010年的39.00%，上升到2011年的59.26%。全國城鄉養老保障覆蓋率水平不斷提高。由2010年的42.78%，擴大到2011年的62.38%。
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全國養老保險待遇有所提高，但替代率呈下降趨勢。報告顯示，全國城鎮職工養老金支出由2010年的月人均1395元，提高到2011年的1558元，待遇水平有一定提高。但同職工平均工資對比，基本養老保險替代率略有下降，由2010年的51.92%，下降到2011年的51.18%。
“替代率”是衡量養老保險保障水平的一個主要指標，簡單說可以被理解為勞動者退休時，養老金領取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水平之間的比率，替代率下降意味著養老金的保障水平也相應貶值。按照國際經驗，養老金替代率大于70%，即可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如果達到60%-70%，即可維持基本生活水平；如果低于50%，則生活水平較退休前會有大幅下降。此外，國際勞工組織《社會保障最低標準公約》規定，養老保險最低替代率為55%。
“由于受通貨膨脹、社會平均收入以及社會發展狀況等因素影響，養老金的絕對數額不能準確反映不同時期、不同地區離退休人員真實的養老保障程度。而養老金替代率這一相對指標卻能夠規避上述因素的影響。”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靈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
分析人士認為，盡管養老金替代率下降的壓力在全世界普遍存在，但原因并不相同。發達國家養老金替代率下降，主要緣于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財政負擔，迫使政府不得不降低養老金待遇。而中國的養老金替代率下降卻是產生在企業職工養老金“九連增”的背景下，主要在于養老金提高幅度沒有趕超職工工資增長率。
另一方面，一些企業為職工繳費基數低，甚至按最低標準交夠15年就停止，這也是導致企業養老金替代率偏低的原因之一。
地區不平衡問題突出
報告顯示，各地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仍然突出。2011年社會保障發展總指數的前三名分別是北京、廣東與新疆；2011年養老保障發展總指數的前三名分別是山東、新疆與海南。
從全國養老保險負擔系數指標看，各地區差距非常明顯，最高省份的養老保險負擔系數為0.6324，最低省份的養老保險負擔系數為0.1087，表明在養老負擔方面存在明顯不均衡。
從基金結余情況看同樣如此。2011年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結余系數為1.5274，基本處于合理區間。但各地區養老保險基金結余系數差距明顯，最高省份的養老保險基金結余系數為4.0656，最低省份的養老保險基金結余系數為0.5613，表明在養老保險基金結余方面存在不均衡。
最引人關注的是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替代率”。從這一指標看，不同地區間差距較大。2011年最高省份的養老金替代率為71.34%，最低省份的養老金替代率為36.97%，兩者相差34個百分點。
養老金“雙軌制”形成待遇差
機關事業單位人員與企業職工養老金“雙軌制”下，兩者待遇差距一直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褚福靈計算，中國事業單位和機關單位的養老金替代率居高不下，總體維持在92%至107%水平。
但對此專家認為，差距大不是絕對的大，差距大小首先和現在企業制度本身的內在因素有關。“繳費年限低、繳費基數低，總體養老金水平就要低。”褚福靈解釋影響養老金差距的因素。第一，繳費年限偏低，有的交15年就不交了，甚至還有提前退休，個人賬戶積累很少，自然就低。第二，繳費基數低，現在北京平均工資五千，繳費基數如果能達到80%或者70%，就很不錯。繳費有一個區間，即60%到300%，大部分是就低交，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養老金必然會偏低。
“調查發現，一些企業老總養老金高于機關事業單位，因為交的基數高，還有補充養老金，”褚福靈說：“不能一概而論企業養老金就低，盡管養老金高的人是極少數，但是如果都按時交，都交了20年、30年，企業養老金也不一定低。”
此外，對于解決待遇差距問題是否只能采取“雙規合并”的方法，各方一直存在爭議。褚福靈認為，公務人員退休保險制度也要在社會保險的總體原則下制定，大方向是明確的，但公務員和機關事業人員的保險制度最終與企業職工基本保險制度仍會有一定區別，這是由于勞動性質不同決定的。
“有人說參加保險制度吃虧，因為職工繳費公務員不繳費。對這個問題要做一個客觀的全面認知。”褚福靈認為，企業主要是面向市場部門，如果破產就無法保障職工退休等福利的支付，因此不宜實行退休制，而是實行養老保險制度。而機關事業單位是公益性的，所以其經費也通常來自國家財政撥款。就世界范圍來看，這一部分人也不都納入社會保險制度，或者納入也有一些特殊制度安排。“比如美國，老公務員也不納入。即使有一些人納入了，但是制度和我們企業職工的制度也是不一樣的，而是有一個特有的制度，相當于我們職業年金或者企業納金。”
因此，褚福靈認為，即便是公務員和機關事業單位都納入國家基本的養老保險制度中，但是整個制度的架構可能與企業職工的基本保險制度還有一定不同，或者說他的保障還應該更加充分，保障水平應該相對較高：“這一點應當理解，這是由于勞動性質不同決定的，也是各國的慣例做法。”褚福靈說，“破除養老雙軌制是個復雜的過程，是極其艱巨的。改革是利益的調整，一定要循序漸進，逐步調整。”